听我讲讲那过去的事情（四）

君哥

在人生的长河中, 每一次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 它们塑造了我们, 让我们更加坚韧。

——摘自网络

我的童年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对经历过的日子记忆犹新，那时的日子虽清苦，但传统的礼节礼仪却很浓郁，比如说桌子上方，永远是留给老人家的，吃饭要等大家都到齐才能动筷，夹菜是不能在菜盘中搅动的，不然长辈的筷头就会落在你的头上，让你长长记性。

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等到父母回来后才上桌吃饭，妹妹们都挺懂事，知道父母挣钱的不易，父母为养家而早出晚归，有时天黑尽了，都不见父母回家，大家就去巷口等候，忍着饥饿也要等着父母回来。偶尔也有时，大家都实在饿的受不了啦，我只好让妹妹们先吃，但注定要给父母留饭菜。

家里难得吃一回肉，每次买回的肉，妈妈基本上是弄来回锅，弄好后要先铲一小碗给同屋的二伯伯（爸爸未出阁的堂姐）尝尝，另铲一小碗让我给带小妹的曾三孃端去。妈妈想的很周到，希望通过这种小惠，让她对小妹尽心点，我们虽然心里不快，但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毕竟是母亲她的主张，我可不敢违背。

好在有个能买到肉的四舅，经常周济一下我们肉票，故我们家基本上一个星期能吃上一顿肉，虽说有点心欠欠的，但在那个年代已经不错了。

还记得那个年代，初始几姊妹普遍都营养不良，因为没有什么吃的，胃口也不好。父亲不知从哪儿弄回一盆胃宝（就是红茶菌），每天用茶水加糖喂养，换下的水给我们喝，酸酸甜甜的，不曾想，让姊妹们胃口大开，以后食量大增，以至于父母需要买黑市粮来补充家中的粮食不足。

此时，哥上山下乡，在当了八个月知青后，因大伯伯（爸的姐姐）退休，哥哥回到电厂当了一名锅炉工。哥哥有了工作，给上初中的姐姐每月一块钱零钱，偶尔回家也给我一点分币，我积攒下来买连环画看。我从小爱看书，主要是受哥哥的影响，哥有时带我上街也爱逛书店，在他的感染下，我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

因为我在家里负责做饭，收集泔水当时有农民进城来收购，父亲说卖泔水的钱归我，有时十天半月就能卖一两角钱，我有了钱爱上书店买书看，故直到我离家外出求学时，我收藏连环画上百本，只可惜后来搬家遗失殆尽。

转眼间，我小学毕业了。本来，本着就近入学的原则，我们东楼街的少年们应该到三初中（后改名八中）就读，谁料除了少部分（丝绸厂子弟、东小教职工子弟及有关系的子弟）外，我们被莫名地发配到了几条街外的中心路四初中（后改名九中）就读。

四初中，我们俗称的庙子中学，是依托原文庙而建的一所小学、中学一体的学校，设施陈旧。我所在年级共六个班，我和院子里的陈建华（小名三猪）分在一班，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名叫代明英。代老师家住鲁家院，家里小孩多病，故代老师经常缺课。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读了一学期，感觉学习没意思，放寒假后假期作业，我一个字没写，临开学了，我给母亲说：“我不读书了！”母亲没法，开学的日子，正值哥下班回城看望父母，母亲让哥哥陪我去学校，哥带我去见到代老师，说了不少好话，代老师才让报了名，并让我一周内把假期作业补上。名已报，上学后，反正我也没有管什么假期作业，可能老师也忘了。

在学校，同学间也存在霸凌的现象。我记得一次上体育课，在沙坑边，一个个子比我高的男同学，叫程德谦的，他在后面推我，把我推倒在沙坑，把我弄痛了，我打不过他，但我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我决心报复。中午放学时分，随着人流，我悄悄跟在程的后面，来到校门口，我高高跃起举起右手，朝着程的后脑砸去，程一下蹲在了地上。我转头就跑，跑了一条街见没人追上来，我才停下来，感觉大拇指都淤青了。

下午，上学时，我心忐忑，担心程会报复，遂将后院平时父亲劈柴用的钢钎放在书包中，带去了学校，走进教室，看到坐在我后面隔两排的程并无异样，我才放下心来。我确定，如果程再找我麻烦，我会用钢钎捅他，不过幸好他知趣，这样大家都没事。

一部名为《向阳院的故事》的电影，在七十代中期席卷整个城市，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时间，所有街道大院都更名为向阳院，为了统束大院的孩子们，街道居委会先是成立了红缨枪排，后扩大到红缨枪连。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位“排长”，父亲请隔壁的木匠钟三娃给我们做了三只枪头，刷上银粉，然后用丝绸厂的红绸丝作缨，用竹竿刷上白漆做了三根红缨枪。我们拿着这独特的红缨枪出操，羡煞周围的小伙伴们，向阳院在热热闹闹中开场，在冷冷清清中结束，时间虽短暂，但经历足以让人怀念。

我们一条街及同院的伙伴好几个，有时结伴上学，我明显要比他们乖得多，因为我放学后总是急匆匆地赶回家弄饭、做家务，故鲜有和同学们朋友。同院中比我小半岁的孙叙，因为没有牵绊就晓得上学途中去追女同学了，有时我也会跟着凑热闹。

其实，我属于好孩子一类的，只是当时学校没有好的学习氛围，学不学老师也不怎么管，考试也开卷考试，只要平时做了作业，考试拿个九十分没问题。说起来可能没人信，学英语，我不懂，其实是没入门，只会读26个字母，单词用汉字注音，一个也没记住，平时老师布置作业，做不起就不做，反正老师在上课时要订正，到时再抄作业本上。

考试时，题都是平时的作业，反正开卷考试，只要不抄错，九十五分以上不成问题，这老师脸上有光，家长也被糊弄了，但最终吃亏的我自己，什么都没学到，直到初中毕业，英语只识26个字母。发展到后来，上英语课时，我干脆出现了逃课，直接跑到离学校不远的大观楼上图书馆，去看小说去了。

我们家紧靠岷江边，夏天，小伙伴们都爱去江边玩，但父亲警告我们不准下河游泳，我们有时忍不住水的诱惑，会偷偷下河，但父亲知道后会挨揍。我本胆子小，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思行事。初一夏日的一天，我和邻里的几个小伙伴下河，前阵在四舅办公室得到一个破损的泡沫游泳圈，泳圈泡沫已断成几节，四舅不知从哪找来一段丝绸缠绕固定住泡沫，勉强能用，看我喜欢就给了我。

今我就正好下河试试，看着稀奇，小伙伴们也争相戴上玩，在孙叙的弟弟孙洪玩了一阵后，我下水索要游泳圈，突然脚下一踩空，掉入了平时枯水时采沙人挖的深坑，当时水深超过三米，我在水中折腾沉浮，本能地呼喊救命，隔壁的朱大哥听到呼救声，赶紧将我捞上了岸，这下真把我的胆子收了，从此不敢下河，说的住在江边，竟然不会游泳，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的遗憾！

我是初七七级的毕业生，记得是初二吧，学校开始新建教工宿舍，为了节省开支，学习将我们组织起来，停课到合江门帮学校搬砖，挑沙，名为参加建校劳动。由于不上课，大家还很高兴地参与其中，而且没人有怨言。说真的，大家还是喜欢劳动的，我就是班里的劳动委员。

为给大家做表率，每天我都会赶在大家前面到学校，到教室拿出叉头扫把丢到我们班负责的操场卫生区域，同学陆续来了会一起把卫生打扫干净。为装点教室，赢得老师的表扬，我还挺虚荣地把自己兜里仅有的几角钱，拿去新华书店买了几幅画贴在教室的柱子上，换来老师在全校广播中的表扬。

所有的这些，没有在我记忆中留下多少印记，但我对初中时的一个恶作剧，一直有愧于心，以致不敢与我的数学老师面对。

我记得那是初二的一学期，数学考试，是一道记账式的考题，我做不来，就空着，教数学的陈德洁老师给了该题零分，试卷发下来后，我差几分没及格，看见有的同学做对了的题，我偷偷抄在试卷上，然后理直气壮去找到陈老师，责问老师我做对了的，怎么给我打零分？陈老面对我的责难，一时不得其解，真的，题是做对了的，怎么给了零分？后来我的同桌出卖了我。

一天在路上碰见陈老师，她当面责问我为何要这样做，说她已知道事情真相，我无言以对，狼狈逃窜，后来一直不敢面对老师，以致今生大凡考试，我不敢作弊。

今生一直没机会坦诚事情的真相，直到2020年4月21日，中学同学龚良芬在微信上告诉我，陈德洁老师在凌晨仙逝，享年96岁，我在震惊的同时，也深感愧疚，欠陈老师一个道歉！在此，我对我曾经伤害过的老师说声：“对不起！请求老师在天之灵原谅！”

以后，经历了七六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先后逝世，学校难得有正常上课的时候，稀理糊涂的，我们初中三年就混过去了。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以后，学校逐步开始恢复正常上课，到七七年六月初中毕业，升高中居然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我的个乖乖，幸好我通过了考试，鬼使神差又把我们东楼街、拱星街的孩童们分回到八中就读，算拨乱反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