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三）

左岸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赠予仰慕他，并请其留字，以为纪念的台大教授黄得时。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后，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了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中国，国民党政府接管该校，改名台湾大学。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腾文公下》中的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大医院去世，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听课一天，悼念校长并降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列队前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当先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刻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涌去……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从早上7时起，前来悼念的人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亲友、台大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傅斯年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25年生涯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2月31日，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掉会。礼堂中央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幛，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矣皆前来，致祭者达五千多人。

台大全体师生挽联：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傅斯年妻子俞大綵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的饭袋中。蒋介石不动声色，静观群丑的表演，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51年初，胡适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大校长的电报，思虑再三，婉言谢绝了。他想，傅斯年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自己最讨厌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可他没忘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任。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一天下午讨论葛思德图书馆问题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的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提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

1952年2月1日，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又写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3480元美元的童世刚接任。为了顾及胡适的情绪、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一职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荣誉馆长。

面对尴尬局面，胡适只好心知肚明又装着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钱酬劳的荣誉馆长，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胡适去世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青山就是国家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此时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往台湾，基本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1948—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万般无奈，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李宗仁等企图逼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送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李宗仁不仁外，还差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作对自己的叛逆，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1949年2月初，北平解放数天后，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又接管了清华、北平师范大学。

1948年冬，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胡适不听，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在兜完圈子之后，毫不犹豫地扣动端在手中很久的24响驳壳枪的扳机，一串子弹发射而出。

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就被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

　　事实上，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因为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免去了冯友兰头顶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文学院长职务，并对其实施排挤和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受到挤压的冯友兰“心有不安”，开始琢磨在这更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奇招。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闻听清华大学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效仿。信中他沉痛斥骂自己过去两度加入国民党，在校内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下级军官骑摩托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友兰先生：十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许多年后，冯友兰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老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这句话了。冯友兰认为自己当初决定在五年内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难了，岂是三五载能完成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套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胡适一生情人多多，恋情不断，风流韵事遍及中外，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个夫人。江生有三个孩子，其中一女早夭。关于胡适一生教育老婆与栽培儿子的故事多多，可惜并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将桌上大显神通，连写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备。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发的“红楼梦”事件，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的余毒，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胡倒胡运动。

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该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代言人，他和蒋介石一文一武，难兄难弟，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惊醒。

批判胡适运动正酣，批判胡风运动又加入进来。胡风，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不知为何，半道上改名胡风。张光人年轻的时候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的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他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文艺界代表，特别是周杨等辈的观点相冲突，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都是溜须拍马、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

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接受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降临。这年一月，中共中央批复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思想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上去，并见风使舵，到处收集材料。1955年5月13日，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胡风反革命集团78人，主要骨干23人，胡风被判刑14年，文革改为无期，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长达28年。

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态逮捕胡风时，只有一人没举手，根雕一般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这人就是时年60岁的胡蕨文。

　　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沈的成长以及后来的成名与胡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的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一旦胡适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从文的思想概念里，既然他亲身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因时间紧任务重，是分给全社编辑分头去做的，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到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

据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回忆：叶到美国出席会议时，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拿给自己看，说要写一篇总答复。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斩钉截铁地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说：我们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

胡思社自杀44天后，1957年11月4日，经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4月2日，68岁的胡适告别夫人江冬秀离开纽约办理私务，8日乘机独自一人飞抵台北。时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妇、孙子胡复，连同台湾当局要员等500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场面颇为壮观。

4月10日上午九时，胡适来到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蒋介石偕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身旁的胡适大为不快。

关于这一场景，当时也在现场的石璋如说：蒋介石那天讲了很久，场面热烈，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座的学者认为胡适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几个人敢说这样的话。

胡适所说的“总统你错了”，主要指不应该把学术研究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反共抗俄”的所谓“使命”，也不应该由中央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承担。

胡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思想学说，凡是不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蒋介石一听其言，脸色大变，站起身就要走，被随行官僚拉住。蒋强压怒气坐下，待典礼一结束便迅速离去。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蒋介石置党章国法于不顾，欲强行修宪的做法大加声讨。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

在强烈呼吁并制止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同时，并没忘记自己作为中研院院长的职责和使命。1958年4月11日，胡适主持了台湾中研院新院士选举，从34位候选人中选出14位新院士，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3位来自海外当时在国际科学界风头正健的现代物理学家。

　　1961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暑之邀，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做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痛苦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着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1965年，梅贻琦去世三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来出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做的事，骂他打他他也还是不作的。”

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甚至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台湾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以副总统身份兼任行政院长，梅贻琦被邀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

　　1962年2月24日上午8点20分，胡适出现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18位出席会议的院士全部到齐。9时，胡适宣布开会，选举开始。经过三轮投票，选出新一届院士7人。下午5时，胡又出席中央研究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100余众。酒会上李济的发言让胡不快，却一再表白自己被骂了四十多年，对别人的骂从来不生气 。

6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道别。当他转身正要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仰身向后倒下，后脑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因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蒋介石闻讯，当晚以哀惋之情亲笔写下意味深长的挽联：胡适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

胡适遗体安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学人山专门为其建的墓园里。出殡当日台湾各界有30余万人自动执绋，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台岛前所未有。

　　胡适逝世都消息传到台大医院，梅贻琦深感悲痛，4月29日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清华校友的讲话，5月4日开始高烧不退，19日陷入昏迷。蒋介石闻讯，指示陈诚、蒋经国组织台大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延至上午10时59分，终告不治，享年73岁。

梅贻琦遗体下葬地选在新竹清华校园西南区十八尖山之麓，依山面水，居高临下，俯视全校 ，远眺大陆。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镌刻蒋介石题赠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题撰的碑文。

从曾昭燏《自传》可以看到，湘乡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国藩“耕读持家”的家训，以及@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教诲。

　　青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指导影响下，认真研究过“立得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思想。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錦熙的信这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菅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此段叙述，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文正公之倾心和仰慕之情。

曾昭燏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在南京灵谷寺跳灵谷塔自杀。

　　1964年7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名，成立了一个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以“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为职责的五人小组，这个小团体后来取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进行公开批判。以这篇文章为标志，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1966年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邓拓给北京市委和妻子写完信后服下剧毒药物，就此结束了54个春秋人生。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妻子袁震被送往郊区劳改队改造并接受群众专政。1969年春，身体几不能站立的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就在回家当晚，住在同院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闻讯，特地送来一碗袁最爱喝的红豆稀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然成了她的《最后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病情加重，脸色青紫，大口喘气，全身抽搐。10岁的养子和养女小彦，立即用平板车把母亲送到医院，由于袁是吴晗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分子，院方把其视为阶级敌人拒绝抢救。翌日凌晨，袁震撒手归天。

吴晗死在1969年10月11日，距姚文元《海瑞罢官》文章发表正好四年。

　　杨武之，建国前原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振宁父亲。

杜律明，杨振宁岳父。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假设是谁先提出 ，谁是诺奖主角，谁是配角等问题，为日后李政道，杨振宁二人的分裂，直至成为相互攻伐的寇仇埋下了种子。李杨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且把老师吴大猷也间接地卷入其中。

　　曾国藩出入京城尚未发迹时，曾拜过两位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老师。一是官居太常寺卿的湖南善化人唐鉴，曾国藩得以奉旨在家乡办团练，正是唐鉴向咸丰帝推荐玉成。另一位是名震一时的理学大师、后来官至大学士的倭仁。他教给曾国藩一个修身要诀：研己。几，乃几微之意。研己，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然后思索考虑，并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联系起来。要达到“研己”的较高境界，最佳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留下瞬间抓住的念头和思想火花，无情地剖析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和向更高境界迈进的目的。

“我常想，人生在世界上，成为社会一分子，应该抱有两种愿望。一种是产生成绩，一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这两种愿望若要达到，只有从读书入手。而从事职业以外，假如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位别人愿意亲近的朋友，那就更非多读书不行。”曾昭抡在西南联大的一次演讲。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凡属帝国主义出资创办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北京地盘上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正属于此类。

　　35年前的1931年，20岁的陈梦家编辑出版了那部著名的《新月诗集》，除了收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作，另有自己的几首诗也位列其内，其中一首《摇船夜歌》写道：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让我合上我的眼睛，

听，我摇起两只轻浆—

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

在黑暗里轻轻地响；

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

别打我的船头掠过；

蓝的星，腾起了又落下，

等我唱摇船的夜歌。

“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米兰.昆德拉

1966年9月3，已回到家中的陈梦家再次遭到造反派的狂殴和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已完全陌生的暴徒当猴耍，去意已决，于当晚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赵萝蕤惊恐的眼神和阵阵笑声中，于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自缢身亡。这年陈梦家55岁。

　　“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呢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胁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产生。”—诗人穆旦

穆旦，原名查良诤，自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字系。

穆旦出生浙江海宁査氏家族，査氏属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明中期至清以来属著名“文宦之家”。清朝康熙帝南巡时，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

1942年，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以助教身份参加了名噪一时的中国远征军，在杜律明的第五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

　　1945年8月，叶企孙继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成为联大一把手。其时，国民政府为实施“种子计划”，叶企孙力挺李政道公费出国学习，并取得留美成功。许多年后李政道感激地说：“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建国50周年，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另外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