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八十年代，心里总是暖暖的

人在旅途

每当想起八十年代，萦绕在耳边的一定是这个旋律：“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八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前程似锦，意气风发。

参加1977年第一次高考的考生们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刚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拨开云雾见了青天的年代；是一个万物复苏、百业待兴、气象万千的年代；是一个国家有希望、人民有奔头的年代；是一个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发努力的年代。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八十年代，心里总是暖暖的，既踏实，又温馨。

当年，在自己身处八十年代时，并没有觉着那个年代有什么特别之处，更不会想到有什么东西会在若干年后值得仔细品味，正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是，当那个年代逐渐远去，时间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暮然回首”，凝视八十年代时，却无意中发现，八十年代竟然是那么温馨可爱，竟会有那么多值得回味、留恋的故事。这些故事若一件件细细琢磨起来，只会越品越有味，犹如一杯贮存多年的醇酒，绵长隽永，回味无穷。

我这里说的八十年代，只是一个大致范围，如果具体说来，时间跨度应该是从1977年冬季开始，止于1989年。

因为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回忆还是从熟悉的教育事业的变化说起吧。

1977年高考试场

1977年冬季发生的最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是中央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这个决定犹如一声春雷响遍祖国大地，那些被耽误了学业的老三届“知青”们自然是心情最激动的一批人，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参加高考，上大学。我这时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虽然不在此列，可是也与这件事关系十分密切。有好几个以前毕业的学生，来找我辅导学业，准备参加高考。他们虽然不算老三届，比老三届毕业晚几年，文革耽误了学业，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不过经过他们个人努力，其中几人也先后考上了大学。在我的同事中，也有几位老三届知青，经过刻苦努力，后来大部分也考上了大学。无论是老知青还是新知青，他们对知识的那种渴望，对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份欣喜，对把握未来命运的热情执着，都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就像水面上的涟漪扩散开来，进而影响到周围各行各业人们的心情。社会上久违了的那种奋发之风扑面而来，往日那种沉闷压抑的，看不到前途的颓废氛围顷刻间一扫而光。

一般来说，精神层面的东西人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情绪会感染周围身边的人，它形象、具体到了似乎伸手可以触及的地步。当时那种氛围的对我的感染至今仍清晰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对我来说，有幸的是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阅卷工作，它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件值得铭记的事。记得1977年冬季举行的第一次统考，报名人数特别多，再加上当年举行高考是仓促之间做出的决定，因此一切都显得准备非常不足。例如，试卷不是全国统一命题，而是由各省各自命题；试卷来不及印制，而是由监考老师当场把试题用粉笔抄到黑板上，考生看着黑板回答问题。我记得政治课的试题一共有五道题，全部是问答题。

宝鸡市的高考阅卷工作由市教研室负责，阅卷地点在市委党校。参加阅卷的人基本都是市内各中学的老师，从西安过来参加阅卷的高校老师只有几个人，记得会议上介绍其中一位女老师时，说她是西安某高校的讲师，这是一个久违了的称呼，当时听到“讲师”这个职称已经让人艳羡不已，感觉高不可攀。

李谷一演唱的歌曲“知音”

在阅卷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党校之间。阅卷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过那时没有人觉得辛苦。尽管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只是中午管一顿午饭，可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都知道，那时组织考试、阅卷的经费很紧张，从每名考生手里收上来的报名费只有区区五角钱。

这次阅卷，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漏洞很多。例如，试卷装订很随意，任何一个阅卷人，都可以用笔尖挑开边角，看到考生的编号和姓名，果然，这次阅卷就出了问题。一位阅卷人出于好奇，很想看看一位熟人的儿子考了多少分。他用一支笔挑开试卷一角，看到了名字，知道了他分数不高，于是自作主张在试卷上随意加了几分。后来此事被人发现，追究起来，当事人和那位熟人都受到了纪律处分。

第二年春天，市上决定恢复重点中学，我被调到省市两级重点中学宝鸡中学工作。这年夏天，我又参加了本市中专招生考试的阅卷工作，这次阅卷时间很长，任务很重。

在那个年代，考中专似乎比考大学难度低一些，况且，中专毕业后也一样可以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所以，农村大多数学生不打算上高中，而是直接报考中专。群众中流传的一句话是：“进了中专门，就是公家人”。甚至有许多高中毕业生也来报考中专，那时被称作“高中专”。这样，报考中专的考生数量剧增，阅卷量极大。记得市上调集了数百名中学教师，集中在凤翔师范学校阅卷，时间持续了半个多月之久。

那时阅卷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并且阅卷的老师还必须自带铺盖，住在学生宿舍里，睡的是大通铺。公家只管三顿饭，没有其它任何待遇。记得当教育局长来看望阅卷的老师们时，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向老师们讲话时说到：“我是攥着两只空拳头来看望大家的。”此次慰问，教育局发给大家的慰问品是一个比洗脸毛巾稍大一点的所谓“浴巾”，仅此而已。

王洁实谢莉斯

恢复高考以后，社会上的普遍舆论是要早出人才，多出人才，重点中学的当务之急自然是要为高等学校培养更多的合格生源。我所在的学校，当年老师们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热情，现在的人一定很难理解。八十年代初，物质条件差，教师的待遇也不高，既没有奖金，又没有补贴，可是大家的工作热情不减，干起活来不论份内份外，一律抢着干。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有时批改试卷竟然会忙到凌晨三点钟。不计报酬，辛勤劳作，只为学生取得好成绩。1978年夏季，我给毕业班补习政治课，当年高考被录取25人。1979年高考，仅一个应届毕业班就被录取了30余人。1980年更是普遍开花，硕果累累。从此后，教育工作总算走上了正规，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改变了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不仅是教育事业，八十年代还是社会各行各业发生全面巨大变化的年代。那时发生的大事太多了，无法一件件细数，诸如中美建交，对外开放，派遣留学生，引进外资；再如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一些人直呼“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有为“四类分子”摘帽，给“右派分子”平反；此外，还有为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工作等等。

日本影片“追捕”剧照

电影“庐山恋”剧照

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

本文只想说说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文艺界的春天，暂且不说一大批长期被封禁的文艺作品重见了天日，迎着八十年代的和煦春风，又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小说《人生》、《人到中年》一出现就引发社会热议；电影《小花》、《庐山恋》更是成为青年人的最爱。引进的外国电影更是让国人大开眼界，日本电影《追捕》、《人证》和《望乡》，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杜秋”、“真由美”的名字和《追捕》主题曲以及“草帽歌”的旋律在人们耳边回荡。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放映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爱情片不再是禁忌，不过由此引发一些争论和抵制也在意料之中。记得那年的《大众电影》杂志封底刊登了一幅王子和灰姑娘接吻的剧照，就激起了一些人的“义愤”。有人给杂志社写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信中怒斥杂志刊登这样的照片，认为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的流氓行径。这样的“怒火”，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笑呢？

八十年代初期，一大批新歌创作出来，例如，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小道》、《军港之夜》等。一大批优秀歌手蜂蛹而出，那几年举办的“新声新秀音乐会”推出了一大批新人，李谷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模仿港台歌手的气声唱法引起国内音乐界极大争议，有人把它叫作“靡靡之音”，遭到某些老派人士的抵制和批判也不足为奇。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抵挡”是徒劳的，李谷一的许多作品成了广受欢迎的热门歌曲，如《妹妹找哥泪花流》、《乡恋》以及为春晚演唱的《难忘今宵》等。

邓丽君

流行舞蹈

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海报

港台歌曲的引进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有现象。以前的大陆人，满耳朵灌输的是“语录歌”，哪里听过那种轻松愉悦的歌声啊？台湾的校园歌曲，像一股春风吹进大陆，被王洁实、谢莉斯演绎得惟妙惟肖，受到年轻人追捧。邓丽君的歌声更是受到热捧，似乎一夜之间响遍大街小巷。一些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身穿喇叭裤，头戴蛤蟆镜，手里提着的卡式录音机里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穿梭在大街小巷。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交际舞、“迪斯科”广为流行；高跟鞋、烫头发、抹口红成为年轻女性的时尚追求。以前，放眼看去满大街一片“黑蓝灰”的服装三种颜色，霎时间一扫而光。“街上流行红裙子”，追求时尚成为风气。西装开始流行，年轻女性的穿着更是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可口可乐”、“肯德基”成为少年儿童的最爱，如果哪个孩子过生日，家长带他去吃了一餐肯德基，对他来说是一件值得向同学们炫耀的事。

八十年代社会风气的改变，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人精神状态的改变。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看到了希望，激发起追求新生活的动力，他们朝气蓬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前途光明，意气风发是八十年代人们的主流精神面貌。

令人怀念的八十年代。令人难忘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