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情义无价，见证历史的派克金笔

宁静致远

1934年年初，王亚樵从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逃脱出来，由上海潜入香港。

王亚樵当即表示，“任公，我与‘草头蒋’是天无二日。”

此言一出，王亚樵麾下最厉害的徒弟华克之乘坐怡和轮，立即来到香港，与师父相会在陆海通旅馆。为践行刺杀誓言，当晚王亚樵便叫来郑抱真，三人关在旅馆密室里，仔细研究下一步刺蒋的具体办法。

王亚樵说，“草头蒋”狡诈阴鸷，生性多疑，戒备森严。想要干掉他，光靠武侠是不行的，要想成功，更要有智谋，靠文侠来解决他。猎人能够干掉老虎，不是用身体，而是靠脑筋。华克之说，师父！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如何悄悄接近他的问题。只要能够接近，就有动手机会。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何况老蒋是一只老鼠。

郑抱真同意华克之的意见

王亚樵认为，想法是好的，但可行性不大。一来，这些人都是“草头蒋”的绝对亲信，要拉过来难度太大；二来，现在他们没什么财力，加之西南派雄风不在，筹集重金困难很大。

那究竟该怎样寻找突破口呢？

真实的王亚樵并非亡命之徒，而是相当有谋略的豪强人物。就在大家陷入沉默之时，忽然间，王亚樵注意到了桌上的一张报纸。

我们是不是可以办张报纸？王亚樵抓起桌上的报纸，兴奋地问。

华克之与郑抱真面面相觑，没有立即明白王亚樵的意图。

这时候，王亚樵解释说，对，办报纸！我的意思是，有了报社，就有记者；记者是无冕之王，天马行空，可以打着采访的旗号，想办法、找机会接近“草头蒋”！

华克之文化高，脑袋灵，被这一言点醒，他立即将王亚樵的想法铺展开来。

华克之说，如果叫我来办，我的想法是，既要达到接近老蒋的目的，又不能花钱太多，动静太大。办报纸，太烧钱，我建议注册一家通讯社，办杂志，这样人员少，费用小，采写的稿件卖出去，多少还能换点稿酬，贴补贴补。

王亚樵说，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几年前，我们在上海不是注册过一个公平通讯社吗？把这个通讯社的手续找出来，看看在不在

按照计划，无论能否筹到经费，华克之都要回去，实际担起刺蒋重任。

临行前，王亚樵不负众望，不仅筹来5000港币，而且在西南派诸公那里得到了承诺，等“刺蒋”通讯社在南京正式成立，他们每月提供3000元，作为特支津贴。

华克之带着使命回到上海之后，立即将张思明、贺少茹和新近加盟的孙凤海，召集到危楼开会。

此次危楼聚义，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就是确定刺客人选。

华克之及几位兄弟皆有慷慨赴死的志气，但最后时刻，新加盟进来的孙凤海，以一席话让大家热血沸腾，感佩不已。

孙凤鸣说，你们都是书生，没上过战场，有的连枪都没有放过。我在军阀部队干了多年，多次参加内战。我跟妻子崔正瑶私下里谈过好多次，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假如不退伍，我必定死在内战中，就等于死了一条狗，毫无价值；假如能与独夫民贼一拼而死，那才死得其所。我是你们的弟弟，我的性格你们都知道，办不到或者不愿做的事，我从不吭声。

这一席话说完，大家不再争。

那一刻，危楼里，风萧萧兮易水寒。

危楼聚义之后，华克之认为公平通讯社的名称太招摇，容易泄露天机。几经考虑，华克之决定将其改名叫晨光通讯社，并自任社长。

为了保密，随后刺杀小组四个兄弟全部改名，并做了工作分工。华克之改名“胡云卿”，躲在幕后，负责刺杀策划和经费筹集；张思明改名“张玉华”，任总务兼编辑主任，负责通讯社的日常事务；贺少茹改名“贺坡光”，任采访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孙凤海改名“孙凤鸣”，任记者，通过采访，与各方面交朋友，混个脸熟，以便于今后执行刺杀

1934年10月10日，晨光通讯社发出第一条电讯，随后便陷入了沉寂。西南派诸公见刺蒋毫无动静，中断了经济供给。

其实，在这段沉寂的时间里，晨光通讯社并不是毫无动作，1934年12月10日，孙凤鸣曾成功混进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现场，可惜因为缺乏现场经验，最终错失机会，没能实施刺蒋行动。

1935年8月，华克之、张玉华、孙凤鸣和郭惠忠悄然来到香港，向王亚樵汇报前期工作，并请王亚樵当面对孙凤鸣训话、考察。如果王亚樵认定孙凤鸣不具备刺客条件，华克之还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让江西德安的一个叫郭惠忠的巡长，接过孙凤鸣的枪，接着干。

见到王亚樵，孙凤鸣诚实而朴素地讲述了自己错失机会的全过程，那样子不像一个英雄，而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王亚樵没有立即否定孙凤鸣，而是故意使起了激将法。

王亚樵装作很愤怒的样子，指着孙凤鸣痛斥道，“现在，再做什么解释，都是嘴上抹石灰。我给你指出两条路，一条是你从今往后什么都不要干了，就留在这里，倒痰盂，刷马桶，客人来了听老子使唤；另外一条路，就是接受更严格的心理训练，再干一次。只有两条路，第三条，没有！”

孙凤鸣双眼通红，酝酿许久，他“唬”地一下站起来，坚决地说，“九爷，这次刺蒋不成，千怪万怪，罪在我一人身上。不杀掉‘草头蒋’，国无宁日，民无尊严，我死不瞑目。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拼一死，诛元凶；不成功，便成仁！”

在座诸人，见此情景，无不振奋。

在香港的日子里，王亚樵教给孙凤鸣许多强化胆量的招数。临别时，王亚樵将自己护身用的“掌中宝”六轮手枪交给孙凤鸣，并勉励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即便是生不能做人杰，死也要为鬼雄！凤鸣老弟，希望你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关键时刻过得硬，抓到战机一枪毙敌，一鸣惊人！”

王亚樵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

叶楚伧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为加强审查，此次大会只批准签发了62张特别记者证。晨光通讯社属于小社，不具备领证条件。

11月1日早晨，记者证还没搞到，关于此次刺杀的准备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了。

张玉华派晨光社职员谷梓峰将寄存在好友卢庆麒家中的皮箱取回，从箱子里掏出“掌中宝”和六发子弹；孙凤鸣收拾得像过节似的，穿着一件新大衣，拿到“掌中宝”后，他压上子弹，在一个乱坟岗试射了一发，然后赶到丁家桥16号门口等候

孙凤鸣从香港回来后，华克之根据王亚樵的指示，让他养了一条纯种京巴，每天同吃、同睡、亲热得不得了。践行仪式上，华克之扔给孙凤鸣一条绳子，命令他亲手把狗勒死。孙凤鸣知道，这是组织上检验他的决绝心理，于是他抱起京巴亲了又亲，脸一背，将它勒死。

决定刺杀行动的前几天，组织上已经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以及14岁的嗣子孙广宇送离南京，前往香港。

分别时，孙凤鸣对妻子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打死，对于国家命运的安排，不是能顺利得多吗？正瑶，我真的对不起你，可是，我们夫妻的情义是小义，而诛杀国贼是大义。你能理解我吗？”

崔正瑶紧紧地抱着爱人，热烈地吻着，鼓励着：“凤鸣，你的选择我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我为你自豪。你为理想为正义放手一搏吧······你走了，我会随你而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与你相会！”

与妻子完成最后的告别，孙凤鸣让妻子给王亚樵捎去了一封短信，信上表示：“这次小弟身负使命，闯入中央党部，不论结局如何，绝无生还奢望。我已预做准备，以免个人受到严刑拷打而身心煎熬，也避免大家受到丝毫牵连。”

华克之为孙凤鸣壮行，摆了一桌酒。

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孙凤鸣成熟了许多。他满怀豪情，把酒干掉，当场表示：“望亚樵先生及全体同志，勿悲勿伤，凤鸣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杀不掉蒋，就杀汪；蒋汪都杀不掉，就制造一个大混乱，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我将舍身殉国，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口供。”

华克之赠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再也用不上了。

诀别时刻，孙凤鸣一脸大义凛然的豪情，最后将派克金笔回赠给了华克之。

华克之紧握着，紧握着，紧握着······

刺杀行动开始后，孙凤鸣很顺利地进入了会场。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他知道开幕后，各位大员要集体合影，于是，孙凤鸣走进一片小树林，守株待兔。

9时20分，合影环节开始，各位大员各就各位，第一排中间有两个空位置，很显然，一个是留给老蒋，另一个是留给汪精卫的。

历史，有时候不仅残酷，而且具有令人叹息愕然的偶然与深意。

孙凤鸣久等之后，发现老蒋的位置始终空着，这让他意识到老蒋可能不会露面了，而此时自己吞下的鸦片已经开始发作，该怎么办？

危急时刻，孙凤鸣决定退而求其次，击杀代蒋出面与众人合影的汪精卫。

彭革陈当时在会议现场组织记者采访、摄影。后来，他在《汪精卫被刺目击记》中写道：

“照相分五排站立，汪精卫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均列于第一排，观众对着第一排几乎站满成一个半圆形，中间置有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摄影约于9时35分完毕，各中委随即返身拟上楼走入会场，狙击者突于此时从人群中强出几步，自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枪，向汪连狙击······”

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打在背上，一枪也打在后头，还有一枪打在脸上。

汪精卫的卫士当场反击，孙凤鸣胸部被击中两枪，倒在地上，热血横流。由于事前吞服的九粒鸦片已经开始发作，倒在地上的孙凤鸣意识模糊，产生了幻觉。

很快，现场警察、卫兵和工作人员像恶狼扑来，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大烟泡一粒，特别记者证一张、口香糖三块、毫洋六角，还在他的身边找到了8697号手枪一支，5个弹壳。

孙凤鸣被送进中央医院后，当局不但没有抢救，反而连轴审讯。汪精卫心腹陈公博、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审讯员俞钟骆等人围在孙凤鸣的病床前，厉声审问。

俞钟骆根据自己保存的审讯摘录，做了以下记载——

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刺？

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问：行刺的目标是哪几个要人？

孙答：我是专为刺汪的。

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

孙答：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昏迷过去）

后来又问：“你是受什么组织、什么人指使？”

孙答：“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行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次日凌晨，孙凤鸣于惨烈中牺牲。南京第二警察局移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孙绍康到医院会验尸体，发现孙凤鸣的遗体上，竟有一百多个针孔。也就是说，在生命垂危之际，审讯人员为了逼供，每小时要给孙凤鸣注射十针强心剂。

真是惨绝人寰！

汪精卫遇刺后，老蒋受到陈璧君厉声质问，为了自证“清白”，查明真凶，老蒋严令戴笠，三天之内，缉拿凶手。

于是，疯狂残酷的大搜捕开始了。

11月7日，华克之逃到香港，王亚樵特意将他请进自己的新住宅城和道69号，以躲避戴笠的追捕。

遗憾的是，孙凤鸣的遗孀崔正瑶在为刺杀小组家属送经费时，不幸暴露，最终在新亚酒店被捕。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讲，“他对这个女的用尽各种酷刑，甚至叫人用藤条抽打**，和用小针刺**等办法逼供。”

令人欣慰，亦令人悲痛的是，崔正瑶是真正的烈女，自始至终，她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

最后，为了不再受刑受辱，再次提审时，她高喊着：“凤鸣，我来了！”

撞墙而死。

此次刺蒋未成，后来事就太惨烈了。

除开多位好汉被捕杀，首领王亚樵最终也被戴笠杀死在梧州，惨到脸皮被剥。

堪称传奇，唯一幸运的只有华克之。

王亚樵死后，他奔向延安，后接受组织委派，潜回华南，担任延安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

后来，华克之化名张建良，在廖承志和潘汉年手下，穿梭在上海、香港之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功勋卓著。

1955年，因为潘汉年案而被打为叛徒，华克之身陷牢狱，被提审数十次，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一次，他怒发冲冠，竟用筷子戳出了自己的右眼珠。

后来，华克之被关进秦城监狱，受到长达11年的审讯，被迫提交各种材料约50万言。

1982年被平反后，华克之四处奔走，孙凤鸣终于被地方政府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

1988年7月7日，86岁高龄的华克之专程来到江苏铜山，主持孙凤鸣纪念碑揭碑仪式，并生动讲述了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壮举。

最后，华克之做了一件想了几十年的事。

他特意将孙凤鸣在南京与他诀别时，回赠他的那支派克金笔，转赠给了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

赠金笔的那一刻，华克之饱含深情地说：“50多年来，我蹲牢蹲了22年，家破多次，一无所有。唯独保存了这支情谊无价、见证历史的金笔。每当看到它、我就像又见到王亚樵、郑抱真、孙凤鸣等爱国侠士，倍感亲切。我已是耄耋之年，生命的灯火随时都会熄灭。但是，侠客精神万古长青。今天，我郑重地把这支金笔送给你，希望你把它视为传家宝，好生爱护，好好保管，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