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康

海子了（吴钧）

这张照片是我与插队好友闵康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为什么寻不见第二张照片，是因为没有相机的时代拍摄一张照片很难，有手机随便拍的时候却难遇好友了。原谅我拿这张不雅的照片出现在这里了。 闵康，是我插队时的“坑友”，因为我们俩只栖身在农民院子里饲养猪的小屋，估计在我们没有住进去时，囤放饲料，种子，农具等家什的偏房，在我俩没有住处，四处流窜，一阵借居在知青点伙房一处已经坍塌溃败的土炕，做饭时从别人当成灶台的地方卷起自己的铺盖卷，堆放在房屋的一角。等夜深人静时候，才能清理灶台再铺开自己的被褥，在四面漏风的厨房里睡眠。
后来生产队的社员都知道我和闵康俩人的窘迫和可怜，队长动了恻隐之心，亲自说服一户油盐不进的贫下中农牛万仁，硬是为我俩这对难兄难弟解决了最头痛的问题。
刚到生产队的第一个晚上，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在生产队安排老乡家新收拾的农舍里，与我同住的几位都是长期混迹社会的渣男，吃喝嫖赌抽，采麻子，打群架全都会，就是从不学习和读书，与我所接触的社会完全是两样。我非常抵触和反感，与他们同居一屋如同跳入火坑，每天都在生吞火烤煎熬。而这时的闵康也是因为与同居一屋的几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卷铺盖卷，另找住所，我俩从插队的第二天就走到了一起，成为相依为命的“坑友”。
闵康性格沉稳，寡言少语，平时有点木讷，是一个老实人。他在10岁那年，父亲遭受灭顶之灾，那次惨绝人寰的交通事故，我们都有所耳闻。1967年夏天，他父亲去华林山去看望一位战友，也许高兴就喝了几杯酒，微醺时也没休息，就骑自行车从华林山那个大坡向下时，速度太快没有控制好自行车，直接钻进了一辆卡车的车轮下面，他父亲瞬间就消失了。他父亲走的时候，正好文革高潮，也没人出来认真处理这件交通事故，最后是草草收场。
少年的闵康遭遇如此不幸，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母亲特别坚韧，一位女性柔弱的肩膀，硬是承担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闵康家里有四个男孩，一位奶奶，他是老二，真不知道闵康一家人是怎么过来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闵康穿戴朴素，身上翻过来调过去就是父亲留给他们的衣服，还是大他一岁的哥哥穿过后，他再接着穿。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带了一个小木箱子，里面盛满了美术期刊，素描基础，还有绘画用的素描铅笔，被他用心地装在一个木盒子中，还有一个帆布的画夹，成为他每天有闲暇时认真临摹及写景的专用工具。他的性格也是学习绘画美术的最合适的，他心静如水，能坐得住，是干事情的料子。可他天赋有限，有点笨，属于冥顽不灵，限制他在美术方面更有出息。

但作为那个寂静无聊的乡村岁月的生活，作为点缀，充实了我们的生活，我可以翻阅他的美术期刊杂志，也可以静静观看他素描，弥补了我闲暇的空白。后来闵康的美术技艺仅仅停留在基层单位出板报，宣传科写一个通知或告示之类，再也没能更上一个台阶。
他因为在生产队里埋头务农，从没有闲心旁敲侧引去做另外的事情，被老乡们称赞最踏实的知青。他是我们生产队知青拿工分最高，我干了农活几年才拿到8分，他早就拿9分了。后来招工，他也是我们知青点走得最早的一位。他父亲原来的单位是兰州军区营建大队，属于部队下属的企业，又招工后分到兰空后勤部的营建大队，先是在酒泉机场学徒，后随着兰空几个部门返回西安，他也回到了西安。
闵康一直性格使然，与外人很少接触，就是我这位与他肝胆相照的炕友，也难得与他坐在一起，吃饭或聊天，他天生就有排外的心理因素，也许从小家庭穷怕的原因，他绝对不沾别人的任何便宜，即使你热情相邀一起吃饭或其他消费，都会被他顽固不化百折不回的各种理由所拒绝。

还有他与众人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近女色，在农村时没有听到他对哪一个女孩动情，就像一个石化的道人，工作后我们再见面也听不到他关于家庭的任何情况，似乎像是鳏夫。我始终都无法揭开他内心深处的谜底。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两次去西安找到了他，并与他在我住的旅馆聊天，可就是一到了吃饭时间，闵康就会寻找各种理由，回绝我的邀请，是他有难以言喻的疾病还是另有其他不可告人的隐私。
后来，我与闵康的联系也日渐式微，竟然再也寻不到闵康的丝毫音讯。一个挚好无话不谈的炕友，竟会抵御不住岁月的侵袭和淘砾，我们分开有三十年了。真是不胜嘘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