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里与山里——闲话枫桥人

陈牮

1 如果，你去问枫桥人：这条路通往何方，或者谁谁家住哪个村等等，他往往不会给一个确切的答复。按说，这时需要的是地名之指向性，越少、越小就越精准，枫桥人却喜欢把几个地名连在一起说。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现象，譬如店口人常常把湖西、祝家坞合着说，但肯定没有枫桥这边来得普遍，什么陈楼家、遮山（与）下汇地、全堂毛家、上张下张、大小奕村、上宣马塘、大园（与）栅里坞、阳春石砩，不一而足。不仅说枫桥镇的地名如此，对周边地方也如此，如赵家镇的西黄两坑（即西坑黄坑）、里外宣、丁张家坞、绛霞（与）石头坑，东和乡的里外娄沟、大林（与）八字桥，山下湖镇的大宣下宣、祥头（与）石家弄等等。至于说何赵泉畈，则是把何姓、赵姓聚居地花明泉、赵家与泉畈三个地方牵扯在一块了。 似乎，枫桥镇上的人，觉得自己住的才是大地方，这多少有点像上海人，看别的地方都是乡下，看别的人都是乡下人。在枫桥镇上打探地名，决不拖泥带水、棍打一大片，枫桥头、崔家台门、贤三房、庙后弄、会庆道地、百丈弄、廿板桥头等等，一指一个准。林竹坊、溪园弄，这样的地名，乍一看，就有一种人世沧桑的味道。枫桥刚有电影院那会儿，问电影院不一定转得过弯来，说大房祠堂就明白了。 现在的地名之所以遭人诟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将那里的人与之切割了关联。大房祠堂之成为电影院，何止是骆氏大房子孙的荣耀，也是整个骆氏的甚或与骆氏略有渊源者的光彩。我有话说，成了这种自豪感的切入口。都说地名是历史信息的载体，而一组有质感、有温度的地名，就构成了文化版图，或者说梁鸿所谓的“文化故乡”。一旦当地名不再像一位仁慈的长者抚爱着栖息于此的人，它们就成了路人甲、路人乙。 当然，族群的湮没，现代社区的搭建，让传统的命名方式显得有心无力。高楼的崛起，隐私泄露带来的种种麻烦，让人都不知道如何定义住在隔壁的人。很多年前，台湾作家萧丽红在其《千江有水千江月》里说：“邻居本在六亲之外，然而前辈、先人，他们世居街巷，对闾里中人，自有另一种亲情……”这已如泡影消散。 2 枫桥人的“大地方”意识，不仅体现在对镇上小地名的沾沾自喜，还习惯称赵家、全堂等以里的地方为“里山”（字面意思虽与“山里”无异，但多少带有点俯视感。后来我在陈桥驿《八十逆旅》中读到，绍兴也有如此说法，稍为释然），称那里的人为“里山人（佬）”。 忽然明白了阿Q缘何喜欢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撇开他的不识时务、死要面子，这里面有一种来自历史记载的满足感。虽说富不过三代，但一代富，数代“福”。这个福倒不是尽享荣华富贵，而是有了吹牛的资本。何况，枫桥人倚仗的是整个枫桥的水陆交通便捷、南北货物辐辏。看看明代枫桥人骆问礼为同里陈老莲祖父性学公赴广东任送行的诗，就足可感知：“车马填衢江满帆，旌旗动处酒俱酣。”陈炳荣《枫桥赋》说到枫桥的繁盛，更是不吝笔墨：“大观（宋徽宗年号）建镇，市分东西。长街三里，邸店栉比。明清以还，街市沿溪。千条扁担，来自会稽。日到中天，接踵摩肩。米在南市，柴市在西……”“桥上多客栈，桥下多饭店。山民卖买归，酒楼腹加餐。三十年代时，铁路通尚山（在今山下湖镇）。水运联萧绍，交通称方便。昔年枫桥镇，繁华胜城关……” 如果这里还有文人的自矜与穷酸，那么，民谣的传诵则是大众的狂欢了。有道是：“枫桥人的旗杆，遮山人的撑杆。旗杆、撑杆，不及街里店倌。”此之谓“枫桥人”，显然是指镇区以外的人，周边陈、骆等大族书香继世，举人、进士迭出，中举后立起的旗杆，是张扬于闹市的酒旗不可同日而语的。遮山在枫桥江下游，江面渐宽，适宜船运，撑杆成了他们的农具，即便捕捕小鱼小虾，也足可滋补生活。然而，这些都不比在镇上开个小店，省事、实惠、来钱快、不累人。“街里”是枫桥由来已久的说法，我们小时候逛至镇上，就称“到街里去”。 后来听同山人也有类似的话，且说得更直白：“边村千担万担（谓产石灰），不如唐仁一爿后山（谓种果树）；唐仁一爿后山，不如高城头笸萝摊（高城头是集市所在地，笸箩是较浅的篮，笸箩摊实为小地摊）。” 行文至此，有朋友来聊，其间说了句“锄头钱，万万年”，取其安于度日、不思进取之意。其实，在乡土社会，它的本意是清醒与坚定，与之相比对的是“衙门钱，一篷烟；生意钱，眼面前”，当官、做生意都是一阵子的事，哪有种田吃饭来得可靠？可店倌无须日晒雨淋，不怕三灾八难，来的都是现钱，终究还是受人艳羡的。市侩气，是依托于“市”的社会情状，不全是小市民的错。 3 还记得“一枫桥，二牌头”之说吗？当然牌头人不服气，会倒过来说。一开始，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看的，一九九二年前的枫桥区、牌头区，他们的“块头”比其他区大多了。后来才慢慢明白了，前人这是透过历史的审视和总结。枫桥以十字街口为核心，伸展出去的四条街就是四个市，其中东市的十字街口至枫桥头段又曰中市，各有各的商业布局：东市通宁绍，以餐饮、旅店为主；南市以会稽山区为腹地，多山货行、木柴行；西市通邑城，以铁铺、糖坊，多为义乌人经营；北市以经营小百货、各类杂货为主；而中市是真正的闹市，想必唯有具备实力的店家才能跻身其间。这还不包括石灰市、竹木市、猪市等“专业市场”呢。很多人不解，香榧并非产自狭义的枫桥，为何以“枫桥香榧”扬名？原来它是位于中市的北春阳、骆恒兴（这两家以制作销售糖果糕点为主）、致和碗店用白炭烘焙出来的，远销京津沪杭等大城市。 我生亦晚。所有这些，都是根据陈炳荣《枫桥史志》里的记载“还原”的。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都是“国营”“县供销社”开头的招牌，唯“枫桥”二字才表明这是在此处的产销机构，且都集聚在十字街口附近，中市出枫桥大庙就冷冷清清了，更不要说东市了；北市稍好些，西市出五显桥就是村子了；南市是因为有食品厂在，才偶尔站在大门外张头张脑。以至于有段时间，对个体经营的店家物品很是不信，好在很快就发现，“国营”之类的标榜已经不具备为自家产品质量背书的能力。 那时的“店倌”，已被人戏称为“柜台猢狲”，可钟表修理店一位白白净净的店员不堪忍受如此奚落，反唇相讥道“爬来乌龟”。到新华书店买书，口袋里钱不多，自然想挑一挑，可不敢多挑，店员的脸色不好看。没有人敢以“顾客”自居，更多的是以为自己有求于人，店员才是“上帝”般的存在。张柠在《土地的黄昏》里说：“农民的嗓门大，是长期的田野生活养成的习惯。他们为了传递信息，经常放声大叫。”可这一招，到了镇上的店里就不敢用。 后来，枫桥大庙斜对面、徐家弄口开了一家书摊，不卖书，而是一分钱看一本连环画，那位肢障的“老板”不管你怎么挑，从来不会厌烦，即便你是小孩。在阅读物极度匮乏的年代，这里是多少农村孩子拾起阅读兴趣的起点。我更想说的是，这还是我能感受到市场经济好处的起点。 4 城市也好，集镇也好，它们感知或者把握市场经济带来机遇的方式就是“造街”，诸暨城里以“香港街”带动（浦阳）江东开发，枫桥则是以“天竺路”打通了绍（兴）大（唐）公路与和平路（也即上谓之中市）；后来又拆出这个接口到小溪埠头农贸市场的一条街；占据枫桥头（这才是隋朝杨素建桥的位置，因跨枫溪而得名，现在那座气势恢宏的“枫桥”，其址是原彩仙桥腾挪出来的）的模具厂、派出所纷纷搬迁，东出枫桥大庙就冷落的颓势一扫而光。 现在想来，某些物资的短缺，跟市镇的“级差”有关，乡镇的市集买不到，县城、省城或许可以买到的。反之，当短缺不再，那些大山里的市集，照样也是货物琳琅满目。作为“城之尾，乡之首”的枫桥，已不具备独特的优势，也就是说，枫桥并没有因为镇子规模扩大而再次坐享其利。 唯有观念领先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一批先行一步的枫桥人，托起了“枫桥衬衫”这块牌子。传统的货物贸易，更多依赖进货渠道（门路）。虽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若有了经验，也就不会任你薅。我不多薅你羊毛，出路就在把生产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上。过去有些企业，名称前标着“工贸联营”四个字，何尝不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星罗棋布的衬衫生产厂家，吸纳了大量员工，或者说“新枫桥人”，并成为枫桥“街里”的消费生力军。一个地方要立起来，需要四梁八柱。 5 有段时间，我们特别喜欢讲“点子”这个词。但即便是金点子，也不足以管用一辈子。“枫桥衬衫”的先天不足是技术含量不高，而培育品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义乌市场里的经销商直接建生产线，或者找人合作，都可以干趴枫桥。这是枫桥衬衫全盛时期一位镇里的领导跟我说的。事实上，枫桥衬衫的好景并不算太长。 我感兴趣的，不在于是不是义乌人干的，而是被街里人俯视的山里人——东三一带的汽配五金，比衬衫业走得更快、更远。推进农业产业化那阵子，总有人爱说“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这是万金油，指导具体的产业培育，光有这一句是不够的，更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 东三的产业并非横空出世，几乎跟店口同步起家。可惜，至今未见系统的梳理。但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并不因地处山坳，就认了“锄头钱，万万年”的命。民国初年，原东三乡所在地屠家坞村，三百户人家一年能产三千担鹿鸣纸，价值二万多银元。鹿鸣纸这个名称是有不同说法的，陈炳荣先生注为“六明纸”；还有一种说法是“六名纸”，意为生产过程需有六名纸匠把控。我倒是倾向于源自科举，新科举人不是要参加与考官、州县学官聚饮的鹿鸣宴吗？鹿鸣纸，讨个彩头而已。无论哪种说法，纸就是那个竹纤维纸。四周山上有的是竹，就看有没有人去转换这种资源。 说到山区资源的转换，我想，王阳明先生若是地下有知，一定也会瞠目，当年一句“山中莫道无供给，明月清风不用钱”的调侃话，现如今得改改了，明月清风也要钱——它已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的系统中得以转换。这显然要比大量出让枫桥镇周围的土地划算多了。而香榧之类的山区特产，也在这个系统里实现直销，更遑论网购无须枫桥这个节点。据说，那些千百年的古树香榧，被当作了唐宋元明清的馈赠。“枫桥香榧”这个名称虽在，其实已经被扒空了。 鹿鸣纸、古树香榧，那都是古色古香，是传统文化。过去我们称出让土地是吃子孙饭，那么，“卖文化”呢？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枫桥的祖宗授之确谓良多。今天的枫桥人，也真想做这篇文章，只是有点急，譬如将无法恢复的“枫桥”移到了他处；在宋塔旁边新建一塔；而修旧如旧之后的老街没了住户。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我只想说，这不是个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 兴之所至，天马行空。正当不知如何收尾时，翻到一张报纸，载有程羽黑的一段话：“文学到最后，比的不是区区文字，而是境界和格局……”一个地方的发展，亦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