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闲话事件与一个漂亮女子的苦衷

它山夜話

五十年代陈西滢、凌叔华夫妇摄于法国南部

上学时读过高尔斯华绥的一本小说，什么名字，早就忘了，其中的一句话，三十多年过去了，仍记得清清楚楚，道是：“无论什么事件，只要有个女人参与，如果这个女人也还漂亮的话，那么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

所以记得清楚，不是我的记忆力多么强，实在是几十年间，遇到的可资验证的事件太多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等于一次又一次的默诵，默诵得多了，不想记也记住了。

这几年逃离文坛，凭着一点老本，做点现代文学的研究艰难度日，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人生经验，倒成了做学问的斧斤，遇到想不通，参不透的地方，照准那要害处劈过去，每每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对闲话事件的研究，就是极为成功的一例。

这里说的闲话事件，是指1926年春，北京文坛上那场著名的论战。牵扯人员之多，对后世影响之深，此前此后的几次论战，都无以比并。影响之深不说了，牵扯进去的男性名人计有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鲁迅、李四光、林语堂、胡适、刘半农诸位。

事件的整个过程，也不说了，要说的是其起因。

1926年1月9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有陈西滢写的一篇文章，叫《法郎士先生的真相》，这是后来结集出书时定的名字，当时就叫《闲话》，是他开的专栏的名字，也是每篇的名字。西滢的好朋友徐志摩看了，很是喜欢，写了篇《“闲话”引起的闲话》，登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说这是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说西滢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是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

这样的文章，说是吹捧过了头可以，说是伤着什么人就未必了。恰恰是这样一篇颂歌似的文章，成了闲话事件的引子。

首开战端的是周作人（岂明）。当即写了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寄给志摩看看，附信说“要登也可以”。

这天晚上徐志摩从清华回来，“心里直发愁，因为又得熬半夜凑稿子，忽然得到岂明先生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截痛快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

当晚赶写了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承认自己对西滢的评价有不妥之处，同时不明白周作人为何会生这么大的气。

1月20日周徐两人的文章一并在《晨报副刊》登出。

周作人的文章，是由对志摩夸西滢的不满而起的，却无意跟志摩纠缠，几笔带过，便向着西滢扑来：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的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的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

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也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说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大体说来，周作人是个平和的人，平日为文，雍容有度，偶尔来点小幽默，也很少伤及对方的情面。像这样火气冲天，尖刻狠毒的文字，在周氏的文集中，可说是仅有的一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说现在的女学生都是娼妓，暗示陈西滢说过这样的话，真够恶毒的了。

后来几经辩驳，确证陈西滢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是什么使周作人这样老羞成怒呢？对世事的愤慨么，几个月前北洋政府教育当局迫害学生，他也没发这么大的火；是忌恨这班留学西洋的同行么，以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彼此的年龄（他41岁，陈30岁），似乎也犯不着。再就是，他和陈西滢两人，虽在女师大学潮中有过论争，似乎也没到这个份上。此前一直相处得不错，互有借重，也还融洽，并没有什么十分过不去的地方。如此怒目相向，重拳出击，从人情之常上说，说是乖张也不为过。不管陈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周在这里说出来，都让人有卑劣乃至下流的感觉。

会不会是什么文章之外的原因呢，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陈西滢的文章是无可挑剔的，症结还得在徐志摩的文章里找。一连看了两遍，我恍然大悟。在《“闲话”引起的闲话》中有这么一段：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

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

有人会说，这么写不过是为了把文章做得足点，涉笔成趣，加以渲染，未必真有其事。

太皮相了。这些话都是确有所指，也确有其事的。前一年女师大学潮中，真的发生过学生焚烧章士钊公馆（章任教育总长），并使图书受到损失的事，外界传言说学生此举系受二周唆使，这样“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就不能当做是玩笑话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在陈西滢身边，确有这么一位阿妹。

此人便是时年22岁，燕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正与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热恋着的凌叔华。当时的名字是凌瑞唐。徐和两人都是好朋友。凌和陈说这样的话，陈会告诉徐，或许就是当着徐的面说的。热恋中的情人，阿哥阿妹的说说该是平常事。

这又关周作人什么事？

这就关着了。

凌叔华最初是受到周作人的提携才进入文坛的。若凌真说了这话，就等于恩将仇报，就等于无耻。

周作人是北大教授，自1922年8月起到燕京大学兼课，第二年开学后，收到一位名叫凌瑞唐的女学生的信，说她是本校英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因这学期选修的课程已满，无法再加上周先生的课，“冒昧的给您写信，不知您肯在课外牺牲些光阴收一个学生吗？”周作人复信同意，凌便寄去自己写的“近作一小册，若先生暇时请加改削”，“我是第一次写语体长文，这册子内误谬不对的地方一定非常之多，英文点句法我曾学过，中文新圈点法我是外行，不知道究竟一样不？”

也即是说初学写作，连中文的标点符号还不会用。

大概这位女学生的小说也还不错，周选出一篇给了他的学生，《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1924年1月13日刊发。这就是凌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不料又引起了他人嫉恨，竟投寄化名稿件，揭发凌的“隐私”，说凌叔华曾与当过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的儿子结婚，后又离婚。孙伏园将稿件转给周作人落实。周将稿件寄给凌叔华看了。凌给周作人写信说明原委，表示感谢，信中说：若论赵氏之事，亦非如稿中所说，唐幼年在日本时，家父与赵秉钧（他二人是结拜兄弟）口头上曾说及此事，但他一死之后此事已如东风过耳，久不成问题，赵氏之母实明慧，故亦不作此无谓之提议矣。那投稿显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少也。幸《晨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同意，否则此三篇文字，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先生便中乞代向副刊记者致我谢忱为荷。余不尽言，专此致谢，敬请时安。

周作人定然给孙伏园说了，那篇稿子自然不会发表了。此后凌叔华在《晨报副刊》上还有小说发表，如《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情对不起他》等，一时间颇有文名。这一切，都可说是周作人提携的结果。

而凌叔华后来的表现怎样呢，解放后，已失去当年声势的周作人，在《几封信的回忆》中不无怨怼地说道：塞翁之喻，古已有之，她的小说出我的介绍在副刊上登载，引起了无端的诽谤，这是很对她不起的事。然而在别的方面却也有意外的发展。她的文名渐渐为世上所知，特别是现代评论派的赏识，成为东吉祥的沙龙的座上宾了。

其时《现代评论》还未刊行，这是在民国十三年的十二月才出版的，但其实早已有这团体，普通便因了地址称为东吉祥胡同派的就是。以后她的作品有时便登在《评论》上，后来还集成一册，叫作《小哥儿俩》，书名记不清了。

这话的意思等于说，早在陈某等现代评论派赏识凌某之前，他周作人已切实地提携过这位才女。而这位才女呢，自从结识了现代评论派诸人之后，就不再理睬他这位启蒙的业师了。

不仅仅是推荐稿件，周作人对凌叔华是倾注了相当的关爱的。在燕京大学，凌叔华原来念的是动物系，后来才转到英文系，转系后曾独自跟着周作人学日文。晚年，回答他人采访时，凌说：我原念的是动物学⋯⋯后来果然转系。当时周作人老师对我也真帮忙，完全是那种望子成龙的态度，他为让我顺利转成，特别让我把日文列为副科，当时燕大外文系除有两种语言为正修外，尚需有两种副修，而当时燕大尚无日文科，周作人破天荒赠我三四尺高的日文书恶补，好在幼时住过日本，有底子，考试时，还算轻松过关。（《凌叔华文集》附录）

采访者郑丽园特意在“破天荒”一词下面加注：“周作人素来很小器。”这话也只能是凌叔华自己告诉采访者的。

后来凌叔华转拜陈西滢为师，继而相恋，都是人情之常，周作人自然无话可说，但不会没有一点感慨。毕竟陈是留学英国的博士，又是北大英文系主任、教授，论出身自然在周作人之上。这点感慨只能存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然而，当看到凌叔华在今日的情人面前如此刻薄地挖苦自己时，不管是真是假，他都要出这口恶气了。

这，或许才是周作人勃然大怒的真正原因。气急之中，无暇细想，便把曾从张凤举那儿听来的一句并未核实的闲话，当做攻讦陈西滢的利刃甩了过去。是给陈的致命的一击，也是给凌一个绝大的难堪，你看你的情郎是个什么东西。后来大概觉得太过分了，为了淡化羞辱凌叔华的色彩，故意把陈说这话的时间提前了许多，改口为“说这话是1923年，与女师大风潮”无关。

周作人一生崇奉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蔼氏不光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周作人很早就购得《性心理学》，“这本书由于以科学、人道与同情的态度处理人生问题，对他立即产生了深刻印象”，成为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借助。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绝然没有想到，在闲话事件中，竟做了自己信奉的学说的俘虏而不自知。

那么，在闲话事件中，凌叔华的态度究竟怎样呢？这也是需要探究明白的。

起初是默不作声。因为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曾牵涉到她为《晨报副刊》画刊头画的事。在这上头，凌是无辜的。有人已声明过了，用不着她来饶舌。

以情理而论，凌叔华该是知道这场纷争缘何而起，只是不便明说罢了。正巧有件事，给了她个机会。

论争正激烈之际，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事情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凌叔华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让人分外爱怜。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理解之同情”，应当有这么一种。

1月30日，《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以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为按语，登出陈西滢、张凤举、徐志摩等人，主要为辩清“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一事互相往来的12封信。这便是有名的“攻周专号”。

1月31日，周作人一连致徐志摩两信，作凌厉的反击。

就在这个当口，凌叔华的信寄到了。

周作人是怎样回答的呢？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一面“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甚至可以说，凌叔华一求情，这场纷争就平息了。

同时给徐志摩去了当天的第三封信。

周作人的这一变化，从徐志摩给他的复信中不难揣度，徐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也许是信中夹有《订正》一文），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只能是刚刚收到凌叔华求情或者说是赔不是的信。

一个事件，如果有一个女人参与，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个漂亮女人，那么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正是看到这些资料，由不得让我又一次想起那本外国小说里的那句话。

附带还得说一句，凌叔华是很漂亮的。不光姿色出众，风度更是绝佳。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陈敬之先生说：

凌叔华生得姿容秀丽，气质娴雅，真可以说得是一个东方型的标准美人⋯⋯在当年北平的文教界，却也人人知道有林徽音（后来嫁与梁任公的公子梁思成）、韩素梅（后来嫁与张歆海）、谢冰心（后来嫁与吴文藻）和凌叔华四大美人。此盖由于她们四人都是容貌超群和才智出众的名门闺秀之故。（《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

不管后人对“闲话事件”赋予怎样高妙的意义，若说到整个事件的起因与结果，不提及凌叔华这样一位漂亮女子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总不能说是完整的吧。

作者：韩石山

转自：《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评论选》学海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