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邱树成的故事

庞川

　长征途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矢志不改，在康区用执着书写出了平凡而壮丽的人生。在理塘就有邱树成、云登(原名叫仁登云)、山海山等流落红军。其中邱树成是典型一例。

邱树成是红军中的“红小鬼”，原籍贵州毕节人，他幼年时父母相继被地主逼死，和哥哥相依为命的他，在1934年见到了红军队伍后，从此“还没有枪杆高”的他加入了革命队伍，那一年他才14岁。1935年4月，邱树成所在部队，在萧克、王震将军的率领下，从云南进入西康藏区到达乡城县。沿途经常遭遇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部队在行军的同时还要连续作战。在云南境内的一次战斗中，邱树成不幸负伤，到达乡城县时伤口尚未愈合，加上一路艰苦行军，他弱小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又生了一场大病，行走更加艰难，部队首长只好将他托付给当地的藏族僧人拉呷活佛家照顾 ，并给他留下了身份介绍信和银元。

当他病愈后，部队早已走远。但拉呷活佛对他仍象亲儿子一样，给他取藏名格桑邓珠，还为他缝制了藏袍。后来他的身份暴露了，为躲避国民党匪兵和土司头人的迫害，他不得已离开了乡城，逃到乡下，在乡村乞讨中遇到了藏族姑娘格拉措姆，格拉措姆的两个哥哥因为给红军带路，被土匪杀害了，也是个没有父母，没有亲人的孤儿，相同的经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两人相依为命，靠帮人家做事挣口饭吃。有一回帮驮队赶牲口，到了理塘，就在理塘的新街村安了家。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经过理塘，满心喜悦的邱树成立即找到部队首长，要求继续随军而行。鉴于各方面的原因，理塘军事代表罗明将他介绍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康定地区公安处，由于他孰悉理塘情况，1953年又被调回理塘县公安局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一个汉族同志，却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着一身扑素藏袍、一副地道当地牧民打扮的邱树成在民改平叛中如杨子荣一样深人土匪的腹心地带，埋伏观察敌情，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侦探敌情，他常常要打入叛匪内部，舍身忘死，受尽屈辱，时常与敌周旋于荒山野外，躲山沟，蹲树下，卧雪地，蹚冰河，饿了吃点干锅盔，渴了喝点山沟水，长期的饥寒交迫，加上特殊的斗争环境，使他身心交瘁，积劳成疾，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遗余力地收集情报并设法传递出去。他在民改平叛运动中表现突出，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藏区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长期在恶劣环境中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迫使他不得不离别公安战线，1962年精兵简政时，被精简回家务农。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去看守大礼堂，后又去看守烈士陵园。他都欣然接受组织的安排，任劳任怨，对工作尽心尽职，于1977年1月病逝，年仅57岁。

邱树成的妻子格拉措姆，是一位吃苦耐劳、性格坚强的女人。她一直支持、帮助丈夫的工作，特别是丈夫在从事秘密隐蔽工作期间，她一直跟随在丈夫身边，配合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帮助传送情报。格拉措姆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深明大义，她是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人，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来了，大家才过上了好日。她也知道丈夫是为党在做事，所以，无论多苦多累她都大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邱树成同志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挚爱深深地影响着他人，更影响着自己的子女。

他的大女儿邱素康是理塘县城小的一名教师，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单位上表现良好，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小女儿邱小梅在县扶贫移民局担任财务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邱长勇，更是把父亲的这种精神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1995年以来先后三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理塘县长线分局是甘孜州长线局下设维护长途通信光缆线路的一个分局，担负着管辖区域211公里长的光缆，并承担巴塘、稻城、乡城三县长途光缆的维护和抢修任务，工作环境多在4500米的高海拔地区，条件艰苦，任务重。邱长勇同志在担任长线局长期间，由于工作出色，该局多次被国家电信总局和省、州主管部门评为“先进集体”。2000年，邱长勇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4年，他被四川省邮电系统部授予“十佳维护能手”称号，被甘孜州长线局评选为优秀管理工作者，2009年被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评为“新中国成立四川最具影响力的劳模”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