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 千年雕琢的凝望

凌寒独自开

“疆”山如画（7）

美篇名：凌寒独自开

美篇号：4180463



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尔千佛洞，位于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的明屋达格山，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发源地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1世纪时，佛教由印度传入龟兹；公元3世纪，佛教在龟兹进入鼎盛期。佛教东传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使得龟兹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石窟群，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龟兹石窟艺术——克孜尔石窟。



据资料显示，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三百年，被誉为“艺术宝库”。

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克孜尔石窟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克孜尔石窟现存编号洞窟236个，较完整的135个，留存壁画的80个，壁画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



10月23日，沿着塔里木河的支流木扎提河，我们进入拜城县的明屋塔格山谷，前往克孜尔石窟参观。

途中车辆行驶在山谷与河谷之间，路旁高大的白杨树绿中泛黄，成排竖立很有气势；而河谷地带却是一幅浓郁的秋景山水画卷，朝阳下河水波光粼粼，红色的山体为背景，点缀着金黄的胡杨树，形成静谧幽远之意境。

进入景区大门，我们行走在绿意葱茏的道路上，远远望去，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塑像进入眼帘，塑像的后面就是克孜尔石窟。

鸠摩罗什（343-413），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的高僧，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他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库车），自幼聪明伶俐，早年出家学习小乘佛教，后来转向大乘佛教，成为一位深受欢迎的佛教高僧。





鸠摩罗什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为我国西域少数民族著名的大翻译家、佛学家，为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鸠摩罗什大师共翻译佛经74部，384巻经书。如：《金刚经》、《大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等。被尊为汉传佛教的奠基人，位列汉传佛教四大翻译之首。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度，对当今中国佛教乃至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绕过雕像，前方是两段很陡的石阶，我们拾级而上，土红色的明屋塔格山赫然就在眼前。迎面大大小小的石窟，层层叠叠，绵延分布在半山陡峭的悬崖上，连接各个洞窟的，则是曲折的人行栈道。

我们登高远眺，远处是一片开阔的河谷区，中间白杨苍翠，周边的草木与芦苇呈金黄色，河水缓缓流淌。古人真会选地方，这么一个远离尘世、面山赏水的好地方，确实适合放松身心、修心养性、静心伺佛。

每10个游客被分成一组，排队进入石窟参观，石窟内严禁拍照（之前相机已经寄存）。我们有幸进入6个石窟，聆听讲解员的解说：公元10世纪开始的宗教纷争中，大量寺庙被拆，佛像被毁，到14世纪，西域佛教中心龟兹最终湮灭，从此克孜尔石窟沉寂荒山数百年。



来自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一踏入中国的土地，就开启了本土化的改造。由于沙砾岩容易坍塌，龟兹工匠把印度石窟的半圆形复波塔变成了直通窟顶的中心塔柱。

龟兹开凿模式的形成，开创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先河。



克孜尔石窟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

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系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有坐佛、立佛和巨大的卧佛（下面10张壁画照片下载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大像窟也是礼拜用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克孜尔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以第47窟为代表的6处石窟内置有大型立佛，佛像均高10米以上，称为大像窟。

这种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



菱形格构图是克孜尔壁画典型的构图形式和重要的艺术成就。菱形格构图表现的山峦是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山，既有佛教教义的象征性，又有画面布局的合理性。这种构图形式，不仅对石窟空间起到了装饰作用，还增加了壁画的容量。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在画面色彩方面，以蓝色、绿色、白色和土红色为主色，对比强烈，宁静庄严。人物造型中融入了龟兹地区的审美观念和生活习俗，人体比例修长，“S”型站姿。

石窟壁画是把古印度、希腊、波斯与龟兹本土艺术融合后的全新样式。用矿物颜料多层晕染，让人物机体产生浮雕般的立体感，这是古印度的凹凸法，用粗犷有力的铁线描勾勒形体。

大小几何图形强调骨骼，是典型的龟兹画风；薄衣透剔、丰乳肥臀甚至裸体的菩萨形象，明显受到古印度生殖崇拜的影响；诸神的面孔换成典型的波斯人形象，圆脸粗大、五官其中。



克孜尔石窟的雕塑艺术也非常独特，主要以彩绘泥塑、木雕、石雕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佛、菩萨、天人等佛教内容，与石窟建筑和壁画融为一体，烘托出清净、庄严的氛围。



目前，克孜尔石窟遗存下来的雕塑较少，主要是彩绘泥塑，也有少量木雕。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探险和考古者接踵而来，盗取了数量庞大精美的壁画和珍贵的文物，对克孜尔石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留下了千古遗憾。



我们参观的6个石窟，墙壁上的佛龛是空的，没有一尊完好的佛像，没有一幅完整的壁画。四壁空空的场景，令人痛惜不已！



我们参观最后一个石窟，东部地面上有一个残存的石炕，上面放着一个大相框，里面有十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戴着眼镜、打着红领带、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的照片格外引人注意，这就是韩乐然，他是第一个为克孜尔石窟编号的艺术家。左侧斑驳的墙壁上，记载了他两次考察克孜尔石窟的工作概况，并呼吁人们爱护保护石窟。

看到这些，心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我想起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大批为中国石窟艺术献身的守护神，正是由于他们的默默守护和无私奉献，祖国的艺术瑰宝才获得新生。

从2002年开始，克孜尔石窟的专员走出国门，遍访德、俄、日、美、法等海外博物馆，搜集到465幅克孜尔流失壁画图片，回到克孜尔再把相应对照残痕壁画反复考证，先后将80%的克孜尔流失壁画找到洞窟的位置。

拯救龟兹壁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画师临摹。有的画师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龟兹研究院，专门从事壁画修复临摹。而龟兹石窟群大多分布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几十年来，画师辗转各窟临摹，清冷的洞窟成了他们的艺术天堂。

向专员和画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期待通过他们的努力，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与塑像尽可能复原，让更多喜爱艺术的人们一睹其瑰丽的风采。



我们走出洞窟，回首凝望千年岁月雕琢的石窟，晨钟暮鼓的声音仿佛响起，时光好像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明屋塔格山下华盖云集、香雾缭绕，众多僧人著衣持钵、虔诚念正；信徒们奉香诵佛、祈求佛佑......真是盛况。



多元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被誉为“中亚艺术发展的顶峰”，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等石窟的早期壁画艺术，以及中原地区的古代重彩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沧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

感谢您浏览阅读，遥祝雅安！



图文：凌寒独自开；

配乐：Had I Known；

文中资料摘录自克孜尔石窟官网和其他网络，致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