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祭天之礼

加木

古代的祭天之礼

编者按：郊祀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之礼。因祭祀天地神祇之所设于郊外，故称郊祀。天子之祭，莫重于郊，祭天为古代最重要的祭祀。《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何休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因以祭天也。后又于南郊祀天，北郊祀地，因又称南北郊祀。周代冬至祭天称郊，夏至祭地称社，故亦称郊社。《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陈奂传疏：“序言天地，即所谓祀天圜立，祀地方立也。”秦代郊祀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汉武帝于长安城东南郊立天神泰一和五帝祠，又在汾阴立地神后土祠。其后历代所立祠有所不同。北魏在东西郊设坛。至唐以后，南北郊分祭天地之制乃定。明代时建天坛、地坛以祭祀天地。清世祖入统中原，沿明制，于京师南北郊建坛祭天、地。顺治四年（1647）定郊祀荐牲牢，亲祀南郊坛进胙牛一；顺治十四年，命禁中建殿，元旦、皇帝诞辰及夏至、冬至日，皇帝并于宫中行祀，仪、物如郊祀，始有宫中祀天之礼。顺治十七年敕廷臣议合祭之仪；是年四月，遂于禁中大享殿合祭天地日月诸神。至圣祖继位后，其制乃罢。康熙二年（1663）定，凡郊祀必亲行，无故不得遣代。至乾隆十四年（1749）展拓南北两郊坛宇，更新幄次，其郊祀规制完备，终清一代不改 。

古代的郊祀之礼

《周礼·大宗伯》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天帝也，日月星辰也，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在古人的观念里，此皆“阴阳不测”之神。故《大宗伯》云：“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其中，又尤以昊天上帝为华夏先民信仰体系里最为尊贵、最有威权的主宰神，人间的帝王亦只能是上天之子。孔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因此，祀天之礼是古代最为隆重和最为庄严的典礼。而关于禋祀、实柴、槱祀这三类祭祀，当代礼学大家沈文倬先生总结曰：“所用三个祭法，不过名称不同，其实都是燔柴升烟，在火上或加牲体，或加玉帛而已。”（《菿闇文存》）

《荀子·礼论》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礼记·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有虞氏以禘礼祀黄帝，用郊礼配帝喾；夏后氏禘礼亦黄帝，其郊则以鲧配之。商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配后稷。

《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祭天之坛称圜丘，其象征天圜。《易经》说卦曰：“乾为天，为圜。”根据古文献的记载，早在虞舜、夏禹时就已有祀天之礼，称之为“类”[1]。郊之祭也，虞谓“肆类”，殷曰“昭告”。“昊天上帝”是华夏先民话语中自然和下国之主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尊贵。在《书·汤誓》、《盘庚》等篇章中，关于商人对天神上帝的崇拜有很多描述。《论语·尧曰》云：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这段话是汤伐桀而告天之文，“予小子履”为商汤自称，“予小子”意即他是上天的儿子。“履”是汤之名。“皇”，大也。“后”，君也。大意：汤说“我用黑色的公牛作为牺牲，祭告伟大的天帝：对有罪之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其罪。作为您的臣仆我对您没有丝毫隐瞒，您的心里洞明一切。如果我有罪，您就惩罚我一个人好了，不要连累各方诸侯以及百姓；如果大家犯了过错，责任也都在我的身上，希望您能放过大家。”

从此句可知商汤以“玄牡”（编者按：指古代祭天地用的黑色公牛。）而郊。

到了周代，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的身份在人间统治万民的，所以称为“天子”。周天子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诗·大雅·生民》：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后稷肇祀”，后稷为周人之始祖，这段话，是距今文献所见周人始祖最早的祭祀昊天上帝之礼。周人祀天的文字描述亦见于《书》经：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尚书·诏告》）

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注云：“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圜丘祀天”和汉代出现的“方丘祭地”，因都在郊外举行，故而又称为“郊祀”。古有《郊礼》，后世亡佚，今《礼记·郊特牲》即其传记，乃据其原文撰作而解说之者。除此之外，《礼记·礼运》、《礼器》、《祭义》、《祭法》、《杂记》诸篇亦有记载，可资参证。今存三礼经文之中并无郊祀之礼的系统内容，仅有祭祀时间、用牲、用乐细节之文。夏商之时的郊祀具体场景和细节虽经史无存，但通过文献记载，周人的郊天之礼亦可徵其详。《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大庙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丧者不哭，不敢凶服，泛埽反道，乡为田烛。弗命而民听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帝牛必在涤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郊外祭天神地祇，故谓之郊。”在先秦文献记载中，郊之祀应于国都南郊，于每年正月辛日（汉代在丁日）及冬至日在此举行郊祀大典，因行礼在郊外，故谓之“郊”。郊天位置缘何必须设在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古人以南为阳，天乃阳性，故而建于南郊。圜丘坛专门用于祭天，台上不建房屋，对空而祭，此曰“露祭”。

《礼器》云：“祀帝于郊，敬之至也。”祀天大典陈设讲究，祭品丰富，规矩严明。通过《周礼》和《礼记》各篇，大致可得其详。《大宗伯》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大祝》则“凡大禋祀、肆享、祭祇，则执明水火而号祝。”《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宰》“九式”第一即曰“祭祀之式”，并“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及执事，视涤濯，及纳享，赞王牲事。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牧人》“共祭祀之牲牷。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酒正》“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緹齐，五曰沉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编者按：圭、璧、琮、璋、琥、璜谓之“礼玉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粢，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小宗伯》“大祭祀，省盛，视涤濯。祭之日，逆粢，省镬，告时于王，告备于王。”《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鸡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巾车》则“鸣铃以应鸡人”，《典路》“则出路，赞驾说。”《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軓，乃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

而在《礼记》中，《郊特牲》、《曲礼》、《祭法》、《王制》、《礼器》诸篇亦言及祀天之用，此不具录。《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天子外着大裘，内穿衮服，袍上绣有日月星辰。头戴旒冕，垂着玉璪十二旒，以象征一年十二月之数。腰插大圭，手持镇圭，于圜丘面西而立。郊祀时间为日出前七刻，俟鼓乐作，天帝临坛受祭，天子牵着如《地官·牧人》及《礼记》诸篇所言献给天帝的太牢（纯色的牛），将其宰杀后，和其他的祭品如玉璧、玉圭、缯帛等一起堆放在柴火上。天子亲自点燃，使烟气升腾于天，以完成祭品和天帝的沟通。此谓之“禋祀”。《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孔疏曰：“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又，《郊特牲》：“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孔疏：“崔氏云：‘周礼之法，郊天燔柴为始，宗庙以祼地为始，社稷以血为始，小祀疈辜为始。’”《礼器》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疏云：“燔柴讫，于坛下扫地而设正祭，此周法也。”

《郊特牲》云：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爓祭，用气也。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凡祭，慎诸此。

据此，帝舜、殷商及周人祀天之特点亦可知。

《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贞。”但祀天祝文，经文无载。而在《大戴礼记·公符》篇和《诗·周颂·清庙》中各有一篇祝辞或可补其所阙：《公符》：“辞：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维某年某月上日。”《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祀礼之后，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2]”，以答谢天帝。最后，与祭者分享祭祀用的酒醴，并由“尸”赐福于天子，称为“嘏”，也叫“饮福”。天子将祭祀用的牺牲之肉，分赐给与祭人员，称为“赐胙”。祀天的整个过程，以《大祝》“既祭令彻”而告终。

《通典》云：“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扮作天帝化身的“尸”[3]登上圜丘，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天子先向“尸”敬献牺牲[4]的鲜血，再依次进献《酒正》所言之“五齐[5]”。献酒过程中，再穿插献上全牲、太羹、鉶羹、黍稷等祭品。“尸”也用三种酒答谢祭祀者，称为“酢”。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诸臣以事酒，此“三酒”即《酒正》之“事酒、昔酒、清酒”者。礼，莫重于祀天，而祭天爵数，经无明文。杜佑引郑注云祀天之“七献”：

掌次张毡案，设皇邸。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东南，西面。大司乐奏圜钟为宫以下之乐，以降神。次则积柴于丘坛上。王亲牵牲而杀之。次则实牲体玉帛而燔之，谓之禋祀。次乃扫于丘坛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时，乐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就坐时，尸前置苍璧。又荐笾豆及血腥等，为重古之荐。王乃以匏片为爵，酌瓦甒之泛齐以献尸。为朝践之献。……七献者，荐血腥后，王以匏爵酌泛齐以献尸，所谓朝践是也。此为一献。次大宗伯摄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齐亚献，亦为朝践。是二献。每献，奏乐一成。次荐熟于神前。荐毕，王乃以匏爵酌盎齐以献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缇齐以亚献，所谓馈献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讫，王更酌朝践之泛齐以酳尸，所谓朝献。大宗伯更酌馈献之缇齐以亚酳，所谓再献。通前凡六。又有诸臣为宾之一献。凡七。……毕献之后，天子舞六代之乐。若感帝及迎气，即天子舞当代之乐。其乐章用昊天有成命也。（《通典·卷四十二·礼二·吉礼一》）

但关于祀天之立“尸”，朱子却不赞同杜佑之说。《朱子语类》云：“古人祭祀，无不立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为尸。”宋人马端临引朱子弟子杨复之说：

愚按：宗庙祭享有尸、有主者，圣人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故设主、立尸为之庙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来格也。若天地、山川之类，形气常运而不息。有形气则有神灵，祭祀感通，其应如响，又焉用立尸为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谓玉币所以礼神，王亲自执玉、币奠于神座，又亲酌以献神，如是而已。《曲礼》疏有说“祀天无尸”，古人盖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经传所述宗庙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书·大传》有帝入唐郊，丹朱为尸之说，《左氏传》述晋祀夏郊之事，始末为详，初无董伯为尸之说，而《国语》乃言之，其言不经，难以据信。（《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一”）

“器用陶匏，扫地而祭”，大体而言，先秦的祀天之礼是极尽简略的。而关于其郊祀之程式，在《五礼通考·目录》“圜丘祀天”条中，清人秦蕙田总结周代郊祀之礼依次为：“燔柴、作乐降神、迎尸、迎牲杀牲、盥、荐玉帛、荐笾豆、荐血腥、七献、送尸、撤、告事毕”诸项，此不具录。

补充几个概念：

一、“五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周礼》之中，“帝”有上帝、五帝二词。《大戴礼记·五帝德》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月令》则举大皡、炎帝、黄帝、少皡、颛顼为五帝。郑玄释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嫖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清人金鹗《求古录·礼说·五帝五祀说》云：“五帝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亚于昊天。有谓五帝即天者非也。《月令》云：春帝大皡，夏帝炎帝，中央黄帝，秋帝少皡，冬帝颛顼。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农、轩辕、金天、高阳，五人帝，以五德迭兴，故亦以五天帝为号。若《月令》所言则天帝也。……《周官》注引《春秋纬·文耀钩》谓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以此为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据也。”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郑注：“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礼西方以立秋，谓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以立冬，谓黑精之帝，而颛顼、玄冥食焉。礼神者，必象其类。”“疏曰：‘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据《月令》。四时迎气，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据《月令》。四时十二月，皆陈人帝、人神。彼止为告朔于明堂，及四时迎气配天帝而言。告朔于明堂，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气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总享五帝于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气在四郊，还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为配也。言苍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据《春秋纬·运斗枢》云太微宫有五帝座星，《文燿钩》亦曰灵威仰之等而说也。”(《文献通考·卷七十八》“郊社考十一”)孔颖达《礼记正义》则曰：“按贾、马、蔡邕皆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郑独以为苍帝灵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钩》云‘苍帝灵威仰’，《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人帝何能使风雨寒暑得时？又《诗》及《尚书》云‘上帝’皆为天也，《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与天帝同服？故以为灵威仰。”（《礼记正义·卷十四》“月令”）

据《周礼》各职及《礼记·月令》篇所述，祀“五帝”礼物、乐章，大略当与郊祀相同，而又有不同者。如《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帝之位；《月令》“四立之祭”乃其祭祀时间；《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此乃礼五帝之玉；《大宗伯》“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大司徒》“奉牛牲”等等，皆是祀五帝之礼。

二、“郊丘之辩”。《周礼》只言“圜丘”而不及“郊”，《礼记》则只言“郊”未具“圜丘”之文。故郊丘之说，历代礼家各执所见。郊，指郊天礼，古作“烄”。丘，指圜丘祀天礼。所谓“郊丘之辨”实是郑玄王肃两家之说，亦为郑王之辩，但却对中国经学史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清末。“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但《周礼》又明言圜丘在冬至，二者不容混淆。故郑玄注经将《礼记》之“郊”解释为夏正郊天，而对《周礼·大司乐》不同音乐祭祀的天神分别解释为“五帝”及“北辰”。但北辰耀魄宝之名出于纬书，“《春秋纬》‘紫微宫为大帝’，又云‘北极耀魄宝’，又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黄帝曰含抠纽’。是五帝与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称上帝，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五》）“昊天上帝”与“五帝”构成郑玄“六天”之说，圜丘与南郊亦分别对应不同之礼，使郑玄注经体系构成完整而严密的架构。但郑玄信用纬书之说，亦因之为后世礼家有所非议。郑王之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郊天之礼与圜丘祀天是不是一回事、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天礼是否一定在国郊举行、对于郊天的“郊”字的含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以及举行郊天礼是否筑坛等等。简单来说，如前之言，郑玄认为郊天礼与圜丘祀天礼不是一回事，圜丘与南郊是两种祭礼，冬至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南郊祭祀感生帝；而王肃则认为二者实际是一回事。《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疏同时载王肃观点云：“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圜丘’，知圜丘与郊是一也。”和郑玄采用纬书之说为后世质疑一样，王肃则借用另一部被认为伪书的《孔子家语》来解释相应概念，同样广为后世所非议。

郑王“郊丘”异同之论，虽始于郊祀之礼，但由于宗庙制度中之“禘郊祖宗”是以郊丘分立为前提，故而同时也对宗庙之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玄认为“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故正月则祀感生帝于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一年两次祀天，三代皆然。但古人南郊祀天并非后世笼统的所谓圜丘祭天，关于这一点历代礼家屡有辩言。

贾公彦疏曰：

“先郑与王肃之等，同一天而已，似无六天之义，故以天解昊天上帝为一也。”“‘玄谓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乐》下文‘凡乐圆锺为宫’云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郑昊天上帝与五天为一之义。”“郑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宝、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单号之事。”（《周礼注疏·卷十八》）

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六》中，亦收录此论。郑玄根据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则祭太微五天之帝；而郑司农和王肃则认为没有六天之说，“同一天”而已。这是郑王之说的最大不同。同时，《文献通考》又收录程子朱子及杨复之说：

程子曰：“六天之说，起于谶书，郑元（玄）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又曰：“六天之说，正如今人说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学者大惑也。”

《朱子语录》曰：“问：而今郊祀也都祀许多帝。曰：《周礼》说上帝，是总说帝；说五帝，是五方帝；说昊天上帝，只是说天。郑氏以昊天上帝为北极，看得不是恁地。北极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许多星，帝庭便有宰相、执法许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处便有权、衡称斗星。又问：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了。汉时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国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杨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则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则祀天、飨帝之类；以二字言，则格于皇天、殷荐上帝之类；以四字言，则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类；以气之所主言，则随时随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之类。其实则一天也。是以前乎郑康成，如郑众、如孔安国注《书》，并无六天之说；郑康成后出，乃分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谓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谓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

马氏认为郊祀之礼应该是：

“古者，一岁郊祀凡再；正月之郊为祈谷，《月令》及孟献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为报本，《郊特牲》所言是也。”“郑康成以为有六天，王子雍以为天一而已。二家之说，于天之名义尚复差异如此，则其所言礼文之节奏，以补正经之所未备者，果可尽信乎？王、郑俱生于去圣千载之后，各以其学臆为之说，然王说正大，郑说穿凿，先儒尝备言之矣。《通典》盖一遵郑注，而又不敢废王说者也，是以论其事于木段之末。”（注引同上）

《宋书·志第六·礼三》云：

泰始二年正月……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

上《宋书》所云乃晋武帝二年故事。由此文可知，此时“五帝”已等同于“天”而合为一神，圜丘与方泽之祭亦合而为一，二至之祀更因之并于二郊。以冬至日行郊天之祀，不再使用辛日。此诚谓郊祀礼仪之重大变革者。《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云：“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泰始二年故事云五帝即天帝说，温公明确指出实乃王肃之议。

孔颖达《礼记正义》云：

《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语》之文，谓大皞、炎帝、黄帝五人之帝属，其义非也。又先儒以《家语》之文，王肃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肃以郊丘是一，而郑氏以为二者，案《大宗伯》云：“苍璧礼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则牲用苍也。《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坛，用骍犊。”是牲不同也。又《大司乐》云：“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黄锺，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是乐不同也。故郑以云苍璧、苍犊、圜锺之等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骍犊及奏黄锺之等以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肃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与圜丘同配以后稷。郑必以为异。（《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第十一”）

而后世礼家驳王肃郊祀之说最有力者当以清人金鹗为最，其《求古录礼说》有《禘祭考》所论尤详，文长不录。与金鹗相同观点还有著名的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云：

郑义根据经义，不可易也。王肃谓冬至圜丘通名郊，其说本《史记·封禅书》及西汉诸儒，非必不可通；而合圜丘南郊为亦帝，皆配以稷，则妄说也。

清人秦蕙田对郑玄王肃之说均有异议，在《五礼通考·卷二》“圜丘祀天”条中，秦氏主张“郊丘非二，地无二祭”，“郑注之所拘泥者可以尽破，而帝天之殊号，配祭之异帝，尤为惑于防纬而不足辨者矣。”

三、“五齐三酒”。《周礼·酒正》职：“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酒人》职则“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郑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盎犹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缇者，成而红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浊，缩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类则然。……齐者，每有祭祀，以度量作之。”

所谓“五齐三酒”，皆以秫稻曲蘖而酿制之。《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涚酌，凡酒修酌。”此言其制作之法。《月令》篇亦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 此处“大酋”即与《周礼》“酒人”职同。《月令》此说言及用曲酿酒需注意的六项：即要选择成熟的谷物、投曲要及时、浸煮过程要时刻保持清洁、酿酒用水其水质要好、器皿要以烧纸优良之陶器、炊煮火候要适宜。

五齐味薄，三酒味厚。至敬不尚味而贵多品，是以祭祀既设三酒又设五齐。《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位之本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司烜氏》职：“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粢、明烛，共明水。”明水，即司烜氏鉴取于月之水；玄酒即水，其色黑，是以名之。上古无酒，以水代之，故名玄酒。“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乡饮酒义》亦云：“尊有玄酒，贵其质也。”玄酒清醇，尊贵，为周人上乘美酒，后人不能忘记玄酒之源。故后世虽有“五齐三酒”之备，但仍以本初之物为贵，是以供祀事，盛明水、玄酒之酒尊奉为上尊。明人李之藻《泮宫礼乐疏》云：

太古以明水为礼，其后乃有玄酒。玄酒变而为泛齐，泛者，滓浮而上泛也。又变而为醴齐，醴者，滓汁相将而一体也。二者最浊。次者盎齐，盎者，滃滃然葱白色也。又次则缇齐，缇者，成而红赤色也。又次沈齐，沈者，成而滓沈也。三者差清。此五者皆酒之始而未可以言酒，但曰剂而已矣。三酒则以饮矣，给其材故辩其物。事者，方事于精漉也。昔者，久酿而熟也。清者，澄之而可饮也。祭祀之有五齐，以神事也；有三酒，以人养也。（《泮宫礼乐疏·卷三》“五齐三酒诂”）

由郑注李氏而说可知，“五齐三酒”乃根据酿制时间长短而分之。五齐均为有滓未泲之酒，此皆浊酒。郑注谓清浊者，指清浊程度不同而已。盖泛齐浆汁甚少，或为始酿才有酒味，故其糟泛泛然；醴齐浆汁稍多，但浆汁含于糟内，故云“汁滓相将”；盎齐汁滓各半，但汁色葱白；缇齐汁多于滓，汁色红赤，可用筐将汁沥出，故云“下酒”；沈齐滓沉于下，汁在上而清。若以酒味言，则泛齐最薄，沈齐最厚。若以酿造时间言，泛齐最短，沈齐最长。酿制时间愈短愈浑浊，此时并不能谓之酒，故曰“剂”。酿制时间长者方可饮用，且须过滤之，故曰清酒。

除此之外，古郊礼还有一个“鲁郊”之说。《礼运》篇云：“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而《祭统》篇则曰：“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鲁国是春秋之际非常特殊的一个诸侯国，作为“制礼作乐”的周公之子伯禽封地，其在周王室中有着于其他诸侯国截然不同的地位。《左传》上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晋大夫韩宣子适鲁，亦有“周礼尽在鲁”之叹。礼莫重于祀天，郊天之礼乃天子之礼，“惟王得行之”。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庙、五祀之等，但鲁有郊祀，《春秋》经传明确记载者有九。唐杜佑《通典·卷四十八》引《郑志》之言曰：“诸侯不祀天，而鲁郊。诸侯不祖天子，而郑祖厉王。皆时君之赐也。”成王赐鲁郊，郑说为是。然鲁唯祭天，仍不得祭地。鲁郊的时间与周王之郊祀时间亦不一，原因就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证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鲁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与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鲁唯一郊，不与天子郊天同月，转卜三正。”（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六》）考历代礼家之说，“鲁郊”，或是成王始赐伯禽以天子祭祖之礼而祭祀周公，至礼崩乐坏之时，鲁侯则因有天子舞乐而渐行郊禘之事，夫子遂哀叹之。

此外，在《明堂位》、《礼器》中也有鲁君行天子礼之说。此不具录。

后世因南北郊祭祀天地、孟夏雩祭、季秋明堂和四时迎气也都在郊外举行祀天祭典，故而后世经学文献和历史制度上，有时候亦有泛称为郊祀者。但同时毫无疑问，与之相对的、狭义的郊祀，才是“郊”之本义。

《全唐文》录有唐代诗人描写唐代郊天之作，如杜甫的《有事于南郊赋》、王勃《上拜南郊颂表》等等。这其间尤以贾餗的《至日圜丘是昊天上帝赋》所述最详，可睹大唐郊天胜景于一二：

惟天为大，惟圣奉天。所以就阳位，郊上元。……于是采遗范于周，故封土以成丘。取法于乾，故象形以应圆。顾椒糈之莫达，凭柴燎以斯传。是时星昏东壁，日躔南至。爰命有司，肃将祀事。罗幄帟以云黕，駢罍俎以鳞次。藉白茅兮取诸洁，荐苍璧兮象其类。皇威允穆，司仪辨等而以班；明德惟馨，祝史陈辞而不愧。于是启禁扃，警仙跸。千官拱立，六龙齐膝。济济锵锵，匪笔匪疾。奉常告备，乘舆乃出。覆玉叶之卿云，昭扶桑之初日。齐心涤虑，所以感无不通；乐遍礼成，故能神降之吉。观夫广场还合，泰坛互峙。告万物之生成，当一阳之初晷。揖群望以咸秩，列众灵以备祀。紫微开兮天意通，元气调兮薰风起。祀之大者，莫盛兹道。展敬乎皇心，报功乎元造。奏搏拊之清乐，彻纯殷之苍昊。实祀典之所崇，谅邦家之攸保。若乃陈以牲币，酌以秬鬯。歌大吕以为节，舞云门以为状。达诚于氤氲之际，降灵于闾阖之上。腾瑞气而宛延，烛神光兮溥畅。我国家报本克禋，顺时修祭：配太祖于座，于以敬宗；祀皇天于郊，为能飨帝。此所以神祇降鉴，天人合契。保昌运兮永贞，崇明祀兮不替！（《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一》）

《通典》云：“夫圣人之运，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变化，故庖牺氏仰而观之，以类万物之情焉。黄帝封禅天地，少昊载时以象天，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高辛顺天之义，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从来尚矣。”（《通典·卷四十二》“吉礼一”）“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6]郊祀之礼，自殷商以来相沿不替。且为历世“国之大典”。而周代的祭天程序，则基本为后世所继承。其最大变化者，就是后世以神主取代了周代由活人装扮的“尸”。自汉代以来，天子登基还大都在南郊行祀天之礼，方彰显其“受天之命”。汉武帝时，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再至平帝“汉元始中，奸臣妄议，不原经意，附会《周官》大合乐之说，谓当合祭，平帝从而用之，故天地共犊，礼之失自此始矣。由汉历唐，千有余年之间，而以五月亲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开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阔一时之举也。然而随得随失，卒无所定。”[7]在《五礼通考·卷一》“圜丘祀天”条中，秦蕙田亦记载朱子驳正之论：“古昔圣王制为祭祀之礼，必以象类。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坛壝、乐器币之属，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则古者未尝有此渎乱厐杂之礼。”秦蕙田进一步申论天地合祀之非：“蕙田案：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讼。考分祭见于《周礼》之圜丘、方泽，《礼记》之泰坛、泰折，厥有明文，合祭则无之也，而后人以北郊不见经传为疑。”

《宋史·卷一》云：

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地祗位。国朝因之，作坛于国城之南南薰门外，每岁令有司奉事于南郊。其祭皇地祗及神州地祗亦因唐制，皇地祗祭以夏至，作方泽宫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祗祭以孟冬，别为坛于北郊云。

从此处可知唐代及宋初郊祀情况一二，宋代在真宗之后则又有“郊以三岁”之说。明太祖践极后曾于南京钟山之阳建圜丘而分祀天地，洪武十二年改建大祀殿又复合祀天地，并厘定祭祀时间为每年孟春正月。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京，按南京旧制建北京天地坛（即今天坛）。《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七》云：

永乐十八年，建郊坛于正阳门南之左。中为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饰以金，余施三采。正中作石台，设昊天上帝、皇地抵神座。正南为大祀门，缭以周垣周九里三十步，规制礼仪悉如南京，唯增祀天寿山于北岳坛。

肇始于汉平帝时期的合祀天地，一直到明嘉靖朝才被“拨乱反正”：嘉靖九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给事中夏言奏请更定郊祀。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礼。大学士张璁杂引《五经》及诸史，撰《郊祀考议》，力言合祀之非，分祀之是。五月，世宗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祗室；作朝日坛于东郊，西郊建夕月坛。七月，命立帝王庙于京师。十一月，世宗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奉太祖西向配。礼成，次日布诏天下，恩赐百官，宽恤小民，大赦狱囚。[8]明嘉靖九年的更定祀典，遂为后世所继承。

嘉靖时期的一篇祭天祝文曰：

嗣天子臣朱厚熜，敢昭奏于皇天上帝，曰：时维冬至，六气资始，敬遵典礼，谨率臣僚，恭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各此禋燎，祗祀于上帝。奉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配帝侑神，尚飨。

根据现存文献来看，祀天祝文明清二代基本相同，仅作时间及主祭者不同而已。根据文献的记载，明清时期的祀天典礼的大致程序包括从祭典前的“择吉日”、“题请”、“涤牲”、“省牲”、“演礼”、“斋戒”、“上香”、“视笾豆”、“视牲”、“行礼”、“庆成”等多项仪程，到正式祭祀时的“迎帝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帝神、望燎”等九个步骤，过程繁复，礼仪考究。在《明史·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四、礼二”中，记载了明洪武元年的郊祀详细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陈设。祭之日，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太常卿赞曰：“前期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曰：“神明在上，整肃威仪。”升自午陛。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赞礼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初献礼。皇帝诣爵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圭。诣酒尊年，搢圭，执爵，受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出圭。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祝官捧祝跪读讫，皇帝俯伏，兴，再拜，复位。亚献，酌醴齐，乐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酌盎齐，乐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并同初献，但不用祝。赞礼唱饮福受胙，皇帝升坛，至饮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进，皇帝受胙，以授执事者，出圭，俯伏，兴，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彻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读祝官奉祝，奉币官奉币，掌祭官取馔及爵酒，各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解严。

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最后一次祀天之礼，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至节举行的，祭天之后时间不久，清德宗载湉“崩逝”。（ 而宣统三年溥仪退位，隆裕皇太后携溥仪亦曾举行过一次所谓告祭皇天后土之礼，然禅代逊位后之祀天，已非正“礼”；1914年的冬至节，袁世凯也曾在北京天坛举行过所谓的祀天典礼。但由于袁氏窃柄，更不能谓之曰“礼”。）

[1] 古代祭天曰类。《书·尧典下》：“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诗·大雅·皇矣》：“是类是禡，是致是附。”

[2]周代六乐舞之一。用于祭祀天神。相传为黄帝时所作。《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

[3]先秦时期祭祀必立“尸”。按：《公羊传·宣公八年》何休注：“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通典·卷四十八·礼八·吉礼七》曰：“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汉以降，中华则无矣。”

[4]所谓牺牲，就是质量较高的祭祀用牲畜，色纯者为“牺”，体全者曰“牲”。

[5]亦作“五齏”。古代按酒的清浊，分为五等，合称“五齐”。后亦泛指酒。即上引《周礼·天官·酒正》之说。

[6]《明史》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

[7]《续资治通鉴·卷三百四》。宋神宗元丰间，时名臣兼理学家陈襄《南北郊议》之言。

[8] 参考：《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更定祀典”。

编者按：本文摘自网络，未查明出处，疑摘自民国年间出版的《历代郊祀志》。

李冠云：郑玄礼义中的“六天之说”和“郊丘之义”

一、“五帝”和“六天”

《诗·大雅·皇矣》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武成》又载武王之言：“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揆诸经籍，周人在“天”和“帝”的语义中有着若干差异。而在《周礼》中，“帝”又有着上帝、五帝二名。同时，在《周礼》中，凡祭祀，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这种体例和差异秩序，不但明言五帝属于天神系统，也彰显了“天”的不同内涵。《周礼》言五帝之祀凡九处，分别见于《天官·冢宰》《掌次》，《地官·大司徒》《充人》，《春官·小宗伯》《司服》，《秋官·大司寇》《小司寇》《士师》诸篇。郑玄解释五帝是“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嫖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同时，郑玄在注《礼器》时强调了五方天帝和五行的关系：“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气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为雨，金为旸，火为燠，水为寒，土为风。”（《礼记正义·卷二十四》）郑玄关于郊天之礼有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感生帝之说。感生帝因五行德运而产生，代表帝王始祖之所出，因此与昊天上帝均作为天帝实行南郊、圜丘分祀，此即所谓“六天”说。而对于这一点，王肃在《孔子家语》中虽然假孔子之言也认为“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孔子家语·卷六》），但王肃作为与郑玄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则反对感生帝之说和郊、丘分祭，此即所谓“一天”说。《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在郑玄的解释中，“上帝”和“五帝”有着不同的语义，圜丘祀天的“上帝”，在郑玄的语境里面是作为整体性的“天”；而“五帝”则应于五行而分别对应之，凡所对应之“帝”即其所谓感生帝，此处的“上帝”主要是指作为某一王者所自出之帝。感生帝既然是始祖之所自出，就涉及到古天子家族的神圣来源，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正与之紧密相关。《诗·商颂·玄鸟》所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言商人的始祖契就是感天而生，如此一来，殷商的感生帝就是郑玄“五帝”解释中的北方黑帝汁光纪；而《大雅·生民》所说的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周人的始祖后稷也是感天而生，其对应的感生帝则是东方青帝灵威仰。

众所周知，“天”，是中国古典思想的核心观念。在神道设教的时代，“天”扮演着一切政治秩序的最高指导法则，而在人文肇兴以后，则又被推崇为德性义理的终极原理。故对于郑玄的六天之说，前人每有责难，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一》即不无严厉地斥之曰：“周之祀典，组绀以上不废也；而限天子之庙于五世，合两世室而始为七，玄之托于义而贼仁也。周礼合乐于圜丘方泽者，非祭也，所以顺阴阳、合律吕而正乐也；而谓郊之外有圜丘方泽之大祀，玄之淫于乐以乱礼也。其尤妖诬而不经者，为上帝之名曰耀宝魄，又立灵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纪之名，为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宾字之者，适足以资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释经，以之议礼，诬神媟天，黩祀惑民，玄之罪不容贷矣。托之于星术，而实传之于谶纬，夫且诬为孔氏之书。王肃氏起而辨之，晋武因而绌之，于是禁星气谶纬之学，以严邪说之防，肃之功大矣哉！惜乎世远俗流，师承道圮，而肃学不传也。”清人金鹗《求古录?礼说?五帝五祀说》又云：“五帝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亚于昊天。有谓五帝即天者非也。《月令》云：春帝大皡，夏帝炎帝，中央黄帝，秋帝少皡，冬帝颛顼。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农、轩辕、金天、高阳，五人帝，以五德迭兴，故亦以五天帝为号。若《月令》所言则天帝也。……《周官》注引《春秋纬?文耀钩》谓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以此为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据也。”

钱宾四先生则据《史记·封禅书》而考察之，认为郊天祀帝本为周代旧制，祀五帝之说则起于战国末世而采用于秦，以五帝分祀四郊则又是战国末世学者之冥构而已。另据《国语·晋语》、《墨子·明鬼篇》以及《左传·昭二十九年》皆有五行神而无五方帝，既无五帝之说，则更没有五帝之祀可知。“五帝祀直到秦始皇统一后，才正式采用。何尝是春秋前所有？又何尝是周公之所定？”钱穆认为秦人郊礼只有一次，并非以昊天上帝和“受命之帝”为一年两祭，另据《国语·晋语》、《墨子·明鬼篇》以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皆有五行神而无五方帝，既无五帝之说，则更没有五帝之祀可知。“五帝祀直到秦始皇统一后，才正式采用。何尝是春秋前所有？又何尝是周公之所定？”钱穆认为秦人郊礼只有一次，并非以昊天上帝和“受命之帝”为一年两祭，“今《周官》书虽有五帝祀，但并未说明要四时分祀，一年而遍，即不得认《周官》所言为与《吕览》《月令》相同。而《周官》书亦并未采及五德转移及受命帝的说法，此一层尤为显著。则何得妄为附会，强分‘昊天’和‘上帝’之不同，而谓一是‘天’而一是‘受命帝’乎？……郑玄到孙诒让此一辈人，误认《周官》之书乃古代一部典礼之实录，又误把《周官》与《吕览》《月令》及邹衍后学一派所主张之五德转移受命而王之始终说，统混为一，认为是同一事之多面，又误认为其自古已然，在周公时而早已勒为定制。所以要勉强用受命帝的说法来分别《周官》书中之‘昊天’和‘上帝’。此乃愈求会通，而愈陷于纠纷，不如分别各自为说，转可得古人与古书之真相也。”（《<周官>著作时代考》）今按，五帝之祀和后世郊祀之礼中“地”与“天”相配一样，此或为阴阳学所兴起后之事，而《月令》所云四时迎气之说，“四时”以配“四方”，也应是五行学说发达之后而始有。但实际上五行学说的兴起，则未必是战国后期之事。如《尚书·洪范》所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左传·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又云：“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由此可知，五行的观念当由来已久，恐怕早于战国末期。

郑氏注经信用谶纬之说，在历史上一直有所非议。钱宾四先生之论，五帝之祀当始于秦统一之后，应为中肯之言。这一点，也可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得以佐证：“考数术之所骤兴，殆半由时代之需要。天命神权，盛行于上古，至周季而中衰。观墨子致意于天志明鬼，可知其早不为王公大人所信奉。然战国时君权大张，渐趋专制。邹子五德九州之天谈，其意正在以异说警时君，使其知主运可移而威势难恃。汉儒惩秦专制之失，略袭其旨，欲以灾异符命戒惧人主，使之自敛，不复为纵恣专横之事。此盖图以天权限制君权，藉防君主专制之流弊。”（《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贾谊至仲长统”）今按，两汉的今文经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掺杂了道家和阴阳家思想，而浸失原意。进入东汉以后，则又与皇室大力推崇、社会普遍迷信的符命谶纬牵扯到了一起，带有了许多神学的意味，于是天命流为图箓谶纬，灾异成为具文。而郑玄注经信用谶纬，则正际此时。

郊丘之说，互有不同，历代诸儒，各执所见。考诸经文，则《周礼》只言圜丘而不及郊，《礼记》只言郊未具圜丘之文。郊，指郊天礼，古作“烄”。丘，指圜丘祀天礼。所谓郊丘之辩，实是郑玄王肃两家之说，亦为郑王之异，但此论却对中国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清末。宗郑玄者以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则以天体为一，一岁二祭而已。故郊丘之说，自魏晋以来，历代礼家聚讼纷纭。郑玄注《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云：“《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孔疏：“‘迎长日之至也’者，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后日长。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长日之将至。……知此迎长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阳位”，若是春分朝日，当在东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礼记正义·卷二十六》）但《周礼》又明言圜丘之礼在冬至，二者不容混淆。故郑玄注经将《礼记》之“郊”解释为夏正郊天，而对《周礼·大司乐》不同音乐祭祀的天神分别解释为“五帝”及“北辰”。但北辰耀魄宝之名出于纬书，“《春秋纬》‘紫微宫为大帝’，又云‘北极耀魄宝’，又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黄帝曰含抠纽’。是五帝与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称上帝，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礼记正义·卷二十六》）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一》曰：“‘帝’之与‘天’虽可互称，而此经则确有区别。通校全经，凡云‘昊天’者，并指圜丘所祭之天。凡云‘上帝’者，并指南郊祭受命帝。”正是这样的诠释，“昊天上帝”与“五帝”遂构成郑玄“六天”之说，圜丘与南郊亦分别对应不同之礼，使郑玄的注经体系构成了完整而严密的架构。但郑玄信用纬书之说，亦因之为后世礼家所非议。甚至连攻击王肃最力的清人金鹗亦云：“纬书为五经稂莠，而郑好引以为经，最是其失。”（《求古录礼说·卷七》）而一贯遵从郑说的晚清著名经学大师孙诒让也承认：“郑谓圜丘祭北辰耀魄宝，郊祭感生帝灵威仰，诸名本于纬书，王肃难之，持论自正。”（《周礼正义·卷四十二》）大体来说，郑王之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郊天之礼与圜丘祀天是不是一回事、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天礼是否一定在国都南郊举行、对于郊天的“郊”字的含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以及举行郊天礼是否筑坛等等。简单而言，郑玄认为郊天礼与圜丘祀天礼不是一回事，圜丘与南郊是两种祭礼，冬至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南郊祭祀感生帝；而王肃则认为二者实际是一回事。孔颖达《礼记正义》同时引王肃《圣证论》说：“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圜丘’，知圜丘与郊是一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五》）

郑王郊丘异同之论，虽始于郊祀之礼，但由于宗庙制度中的“禘郊祖宗”是以郊丘分立为前提，故而同时也对宗庙之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仪礼·丧服·传》曰：“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礼记·大传》和《礼记·丧服小记》又均云：“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分别注曰：“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谓祭天也。”（《仪礼注疏·卷三十》）“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四》）“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礼记正义·卷三十四》）郑玄认为“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故正月则祀感生帝于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这种配天之祭就是禘。“禘其祖所自出”，毫无疑问，郑玄的解释把王者比先祖更远的远祖直接联系到了“天”（五方天帝），赋予了王者“天命”的神圣感。在郑玄的经义解释中，禘其祖“所自出”的“禘”，就是以始祖配天，这种以始祖配祭感生帝的礼典，就是禘礼。郑玄解释此处的南郊祀天也并非圜丘祭天，即昊天上帝，而是作为感生帝的某一五方神帝，如殷商是北方黑帝汁光纪，周是东方青帝灵威仰。但同时，《礼记·祭法》又有“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之文，郑氏则又解释为《祭法》中的“禘”属于另一种配天之祭，此乃祭祀昊天上帝的圜丘之祭，与郊祀之礼不同。它祭祀的是“总体性”的天，而不是王者“所自出”的天（五方天帝）。郑氏认为，《祭法》所云禘、郊、祖、宗，均为配天之祭，但禘、郊分别是圜丘之祭和南郊之祭，而祖、宗之祭则为明堂（《礼记正义·卷四十六》）。作为总体性的天“昊天上帝”和作为感生帝的五方神帝之天，构成了郑玄的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曰禘，南郊祀太微感帝亦曰禘，明堂则祭太微五天之帝还是禘，“大祖”、“始祖”、“严父”则分别配享之。易言之，三者虽均为祀天，但圜丘是总体性的至尊昊天上帝，南郊是感生帝和受命帝，明堂则是总祭五帝。对于周人来说，其所配食者分别是五人帝之一的帝喾、周人的始祖后稷、和周之受命之祖文王和安定天下的武王。而至于“不王不禘”，郑玄认为天子是“天”之元子，如同家族一样，只有大宗嫡长才能继祖，而作为小宗的庶子则只能继祢。同样，天子作为天之元子，是神圣家族的唯一继祖之人，更是唯一可以祭祀“天”的人，诸侯由于是“天”的庶子，则只能与祭而不能主祭。这样一来，就把神圣家族的“君统”和“天命”紧密联系起来，更赋予了其君统的合法性。郑玄此解正和《荀子·礼论》“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相契，《国语·鲁语上》亦云“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故孔颖达也解释说：“王，谓天子也。禘，谓郊天也。礼，唯天子得郊天，诸侯以下否。故云：‘礼，不王不禘。’”（《礼记正义·卷三十二》）但郑司农和王肃则认为没有六天之说，禘礼惟一，亦“同一天”而已，“五帝”也只是“天”之辅佐，而并非“天”之本身，“王肃又云，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称禘，宗庙称禘。”（《通典·卷五十》）“郑玄以《祭法》禘黄帝及喾为配圜丘之祀，《祭法》说禘无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喾为圜丘，又《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乱礼之名实也。按《尔雅》云：‘禘，大祭也。’‘绎，又祭也。’皆祭宗庙之名。则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庙，而喾无庙，故知周人尊喾不若后稷之庙重。而玄说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当称昔者周公禘祀喾圜丘以配天。今无此言，知喾配圜丘非也。又《诗·思文》后稷配天之颂，无帝喾配圜丘之文。知郊则圜丘，圜丘则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坛，则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圜丘。’知圜丘与郊是一也。”（《礼记正义·卷二十六》）简言之，王肃认为，郊天之礼真实的情况则就是郊即圜丘，圜丘即郊。这是郑王之说的最大不同。同时，对于《祭法》所云“禘黄帝而郊喾”，王氏则认为此礼既不在南郊，也不在圜丘，而是宗庙大祭，其受享受祭者为始祖“所自出”的人，即比始祖更早的远祖。王者始祖之“所自出”者，实际上即《祭法》所说的黄帝和喾，而并非神话了的所谓天神感生帝。

关于这一点，唐代著名经学家赵匡云：

《祭法》载虞夏殷周禘礼，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盖禘郊祖宗，并叙永世，追祀而不废绝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庙，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义，故又推寻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谓于始祖庙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其疏远而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郑玄注《祭法》云：“禘，谓配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也，盖见《祭法》所说，文在“郊”上，谓为郊之最大者，故为此说耳。《祭法》所论禘、郊、祖、宗者，谓六庙之外，永世不绝者有四种耳。非关祭祀也。禘之所及最远，故先言之耳，岂关圜丘哉？若实圜丘，《五经》之中何得无一字说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谓感生帝灵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谶纬，始于汉哀平间伪书也。故桓谭、贾逵、蔡邕、王肃之徒，疾之如仇，而郑玄通之于《五经》，其为诬蠧甚矣。（《礼记集说·卷八十四》“大传第十六”）

《文献通考》又收录程子朱子及杨复之说：

程子曰：“六天之说，起于谶书，郑玄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又曰：“六天之说，正如今人说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学者大惑也。”《朱子语录》曰：“问：而今郊祀也都祀许多帝。曰：《周礼》说上帝，是总说帝；说五帝，是五方帝；说昊天上帝，只是说天。郑氏以昊天上帝为北极，看得不是恁地。北极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许多星，帝庭便有宰相、执法许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处便有权、衡称斗星。又问：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了。汉时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国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杨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则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则祀天、飨帝之类；以二字言，则格于皇天、殷荐上帝之类；以四字言，则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类；以气之所主言，则随时随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之类。其实则一天也。是以前乎郑康成，如郑众、如孔安国注《书》，并无六天之说；郑康成后出，乃分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谓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谓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一”）

实际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也引用了赵匡的意见，明确反对郑玄的六天之说。《宋书·志第六·礼三》又载：

泰始二年正月……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自是后，圜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

但王肃之论，将《祭法》中的郊、禘、祖、宗均解释为宗庙之祭，也同时切断了“天”和“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禘其祖之所自出”的“以祖配天”，变为“以祖配祖”。这对于神道设教的时代，古天子家族的神圣来源及其合法性，则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即罗列经文中二者用乐、用牲、配享、地点的不同，而论证郊丘之异：

《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语》之文，谓大皞、炎帝、黄帝五人之帝属，其义非也。又先儒以《家语》之文，王肃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肃以郊丘是一，而郑氏以为二者，案《大宗伯》云：“苍璧礼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王不同。《宗伯》又云：“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则牲用苍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坛，用骍犊。”是牲不同也。又《大司乐》云：“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黄锺，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是乐不同也。故郑以云苍璧、苍犊、圜锺之等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骍犊及奏黄锺之等以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肃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与圜丘同配以后稷。郑必以为异。圜丘又以帝喾配者，郑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鲁礼，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郑必知是鲁礼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鲁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鲁礼，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喾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禘喾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喾，以明禘大於郊。又《尔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过於圜丘，故以圜丘为禘也。圜丘比郊，则圜丘为大。《祭法》云“禘、喾”是也。若以郊对五时之迎气，则郊为大，故《大传》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称禘，其宗庙五年一祭，比每岁常祭为大，故亦称禘也。以《尔雅》唯云“禘为大祭”，是文各有所对也。后稷配天，见於《周颂》，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喾配圆丘，《诗·颂》不载者，后稷，周之近祖，王业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诗》人颂之；喾是周之远祖，为周无功，徒以远祖之尊，以配远尊天帝，故《诗》无歌颂。或可《诗》本亦有也，但后来遗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遗《颂》十二篇，至孔子之时，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诗》有遗落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第十一”）

与孔颖达观点相类的还有清人金鹗和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载金鹗之说：

肃又谓子月之郊，所以报本；寅月之郊，所以祈谷。是亦不然。王者岁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圜丘）专为报本，孟春之郊报本亦兼祈谷，仲夏之雩专为祈谷。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谷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传》襄七年传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谷也。《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又云“大报本反始也”，是郊亦以报本也。报本、祈谷，二者以报本为主。祈谷则雩主之，《周颂·噫嘻》序云：“春夏祈谷于上帝也。”郑注以夏祈谷为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雩所以求雨，其为祈谷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亦为祈谷，祈谷有此二祭，则夏正之郊比不以祈谷为重矣。肃谓寅月郊专祈谷，非也。

周制冬至圜丘祭昊天，以帝喾配；夏正南郊祭苍帝，以后稷配，郑义根据经记，不可易也。王肃谓冬至圜丘通名郊，其说本《史记·封禅书》及西汉诸儒，非必不可通；而合圜丘、南郊为一帝，皆配以稷，则妄说也。

王肃以郊丘为一，而有夏正之郊的祈谷和冬至之郊的报本，孔颖达、金鹗和孙诒让等人，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反驳了王肃的观点，并认为郊丘二祭报本的对象不同，其祭祀的类型也不一。因而，圜丘所祀的昊天上帝和南郊所祀的感生帝与受命帝，乃是天的不同层次而已。易言之，在郑玄的解释中，五帝，是作为整体“天”昊天上帝的区域显现形式，其在周就是主要祭祀东方青帝（苍帝），在商主要祭祀北方黑帝。

萧嵩等撰定《开元礼》虽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至二十年萧嵩等定礼，而祖、宗之配定矣。岂不信哉！自汉以后千余年间，为注家所惑，郊丘天帝配位乖舛互异，至不可究诘。即贞观定礼以后，而乾封之祀感帝、垂拱之三帝并祀，不旋踵而袭谬，至《开元礼》成而大典秩如矣。后世虽时有损益，然大纲率不外此，是古今五礼一大关键也。

李冠云：也说“鲁郊非礼”

《礼记·祭统》篇云：“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然《礼运》篇又云：“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鲁国乃周王室诸侯国中地位非常特殊的一个封国，作为“制礼作乐”的周公之子伯禽封地，其在周王室中有着与其他诸侯国截然不同之地位。鲁为周室所封东方最亲、最有地位之诸侯，乃姬姓“宗邦”、诸侯“望国”，一如清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所云：

昔周公夹辅两朝，有大勋劳于王室。伯禽封鲁，土田附庸，倍敦诸姬，号称望国。王后王女之归，皆得主之。是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也。[1]

职是故，鲁之周天子礼乐保存相对完整，是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晋大夫韩宣子适鲁，亦有“周礼尽在鲁”之叹。礼莫重于祀天，郊天之礼乃天子之礼，“惟王得行之”，而诸侯不得郊天，唯行社稷、宗庙、五祀之等祭，然鲁侯却独有郊祀之权。徵诸文献，《春秋》经传明确记载鲁之郊者凡九，故唐杜佑《通典》引《郑志》之言亦云：“诸侯不祀天，而鲁郊。诸侯不祖天子，而郑祖厉王。皆时君之赐也。”[2]

鲁郊礼否，后世礼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举其要者，盖自《公羊》始也，却又兼及鲁郊之时间。《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云：

鲁郊，非礼也。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三传之中，《左》、《谷》二氏均无此论，而《公羊》之说，亦为汉儒以降聚讼所自起，自汉代伏生、董仲舒、郑玄、王肃诸人，继而唐儒宋儒、继而清儒诸说，文繁不可具录。概言之，诸儒所辩者，一曰鲁郊非礼之与否，二曰卜与不卜之与否，三曰郊一郊二之异说。

《礼记·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郑注《郊特牲》：“《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分而日长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齐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郑氏《驳五经异义》又云：“《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鲁用孟春建子之月，则与天子不同明矣。”[3]郑氏之说，以天子之郊惟建寅之月行之，以“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为非。因天子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而鲁则无之，恰可知鲁惟冬至之月郊天，且先于天子两月行事，更“示先有事”，礼仍下于天子。《春秋》经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兔牲，犹三望。”《公羊》据此而谓之非礼，然《左》氏非但无此说，且于《宣三年》更有“不郊而望，皆非礼也”之文。天子不卜郊，鲁乃侯国，其郊礼非正，故需卜。如《明堂位》所云“鲁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郊特牲》又云“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即言大祭之以祖而配天。又，《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鲁之郊实为大祭先祖之礼，即所谓禘祭者是也，非天子圜丘祀天之类，此正是成王所赐。其时间与天子郊祀之不一，当如孔颖达所云，原因就是“故知冬至郊天，鲁礼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证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鲁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与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鲁唯一郊，不与天子郊天同月，转卜三正”。[4]

历代礼家众说，浩瀚广博，且各执一端，实于“礼”有失、于义未协。且易言之：《礼运》篇所云孔子“鲁郊非礼”，前文亦有“吾舍鲁何适”之文，若其僭越大礼，夫子又何得“舍鲁何适”？另据季氏旅于泰山、八佾舞于庭，孔子尚有不享、不忍之论，若夫子之时鲁郊僭越郊禘之礼，焉又仅兴叹周公之道衰而已？《公羊》始有“鲁郊非礼”说，当是其尊王一统思想使然，后世沿袭之，遂几成定论。至于后世所辩“三卜”、“四卜”，乃至其为“礼”与否，当知此所“卜”者，乃行礼之具体时间及牺牲而已。昔成王赐鲁重祭乃史籍成说，孔子讥其非礼，实言其礼有隆杀之差失耳。故郑注云“非犹失也”，何休亦于《公羊传》“非礼”注云“非正”，孔疏云“鲁合郊禘也，非是非礼。但郊失礼则牛口伤，禘失礼跻僖公。”[5]若鲁无此差失，又实为孔子所云“鲁一变至于道”矣，是故夫子遂哀叹之。此皆彰彰可考徵者也。

[1] 四库本《左传纪事本末》卷一“王朝交鲁”。

[2] 《通典》卷四十八“礼八吉七”。

[3]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

[4]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

[5] 《礼记正义》卷二十一“礼运第九”。

李冠云：曲阜阙里书院山长

编辑于 2024-11-27 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