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纪念胡正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陈为人

鹤

　　11月24日，山西省作家协会召开了胡正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接到作协的座谈会邀请，正巧与两个已经承应的活动冲突了。但我毫无犹豫，回复“纪念胡正先生，我理应参加。”

一切事情，唯此为重。

胡正先生一生对人热诚热心。我1985年大学即将毕业，那时，胡正已任分家后的作协党组书记，主持作协的工作。他通过张石山、王子硕热情相邀，让我毕业后来作协，任作协副秘书长或《山西文学》副主编。我担心自己资历浅水平低，胡正向我表达了他的用人理念：“在用人上，我对论资排辈啦，过去的条条框框啦，少一点。我认为，要干一番事业，就要不拘一格，敢于提拔年轻人。关于年轻不年轻，我自己就有体会，我三十二岁就担任了文联秘书长。再年轻一些，二十来岁，我在《晋绥日报》当副刊编辑，又是记者，还对外联络，什么事也干。你要给年轻人压担子。我们不是说，在干中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年轻人精力旺盛，正是干的时候。年龄大了，对未来的事情就想得少了，难免会保守，要把事业搞得活跃、兴旺，就要用年轻人。”

当年，我们这一批年轻人都是在胡正手中提拔，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我非常感激胡正的器重和赏识。但因我们这批学生当年是带薪学习，毕业后必须回原单位服务，所以调动遇到阻力。胡正先生马上给当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的王茂林写了信，还托人与当时我的顶头上司王德珩交涉，虽然最后没有弄成，但胡正先生对人的一片热诚刻骨铭心。

在座谈会上我做了发言。

2010年元月17日，胡正先生作为“山药蛋派”硕果仅存的一员大将，今夜星辰殒落……我曾以《最美不过夕阳红》为题，写了对胡正先生的印象：不仅承继了“山药蛋派”持守草根本色的优良传统，而且表现出对“山药蛋派”历史局限的某种超越。

2012年6月，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和梳理，我撰写出版了《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对山药蛋派的超越与局限》。

时光流逝，岁月转轮，今年迎来了胡正先生百年诞辰，我们究竟应该纪念胡正什么？胡正为我们后继作家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首先应该学习胡正的批判精神。

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历了“歌德”与“缺德”之争。一个作家的使命，无疑不应该是高调唱赞歌的画眉、百灵、学舌鹦鹉，而应该是发现和清除社会肌体病虫的啄木鸟。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现存制度总有某种不足和缺陷，正如马克思把现存环境，称之为“史前时期”，而我们也明智地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进步正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中走向成熟。

胡正对“山药蛋派”的超越，正是表现在他创作中的批判精神。

胡正早在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七月古庙会》中，虽然沿用的是“山药蛋派”传统的“喜剧笔法”，但对悲剧的思索已然显露端倪。三十年后，胡正又写下一篇散文《五月端阳会》，再次对农民们的“庙会”做出一个作家的独立阐述：

农村的古庙会是农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在繁忙的劳作之余，在农事间隙中，一年中几次难得的愉快的集会正是农民的欢乐的节日。

可是在前几年，由于某些人的极左思想，竟然禁止农民赶会，要以集市贸易代替。故意不用多少年来农民们根据农事选定的，并已成为群众习惯的所谓“封建”的庙会日期，把张庆村的五月端阳庙会改为农历四月二十七日。由于不让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又把卖凉粉、灌肠、瓜菜、鲜果也都视为资本主义……到了五月端阳节，农民们又都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会来了。于是，干部和民兵便奉命在村口把守，不让进村赶会。农民们带着农副产品在村口交易也不行。干部和民兵们便分头撵会，要把农民们撵散、撵跑，甚而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没收到他们嘴里去了。

这叫什么主义对什么主义？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年年赶会也没有赶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而禁止农民赶会，不顾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把农民只当作是一种生产粮食的工具，这又应叫什么主义！

站在今天议昨天，当我们赢得新的想象空间和言说空间之后，也许会认为胡正的见解，不过是“小儿科”式的思想。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任何对空间的评述，都离不开时间的衡量标尺。任何言说的价值都在于它言说的语境。“文革”中的许多思想先驱，用生命作为代价发出的呼喊，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一句极平常的话。但先驱们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万马齐喑”时发出空谷足音。

胡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发出以上“离经叛道”不合时宜的呼声。

胡正在新时期还写出批判弄虚作假的《那是一只灰猫》。

在胡正身上，时时显现着“批判精神”。

1995年，胡正重返生活体验基地榆次张庆村桃园

胡正在农贸市场，兴致勃勃地打问牲口的行情

我把胡正的《几度元宵》《重阳风雨》《明天清明》，看作他的“反思三部曲”。

胡正说：“《几度元宵》写得比较浅，为什么比较浅呢，文化革命以后，有了一些反思，但还没有更深考虑。人总是有一些惯性的，过去一些轻车熟道已经形成规律的创作套子，总会顽固地出来干扰你的思路，写着写着就又回去了。”

胡正在《重阳风雨》中，通过人物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每次运动开始都是‘左’得很，过后再纠正。有人认为‘左’比右好，好像越‘左’越革命。也有人是害怕别人说他右倾，所谓‘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我看‘左’和右都不好。什么事情也不要过火，比如炒豆子，火候不到炒不熟，再炒成了夹生饭；过火烧焦了还有什么豆子呢！”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胡正写出了《明天清明》。

胡正说：“从《重阳风雨》到《明天清明》，在思想、情绪、背景上，都有延续性。所谓延续，都是在‘左’的思潮下，把美好的爱情给毁了。

《明天清明》，胡正写出了对旧思想、旧岁月的祭奠。是运用了现代派的一种象征手法。

《几度元宵》和《重阳风雨》中，悲剧中的主角都是“生离”，而《明天清明》中，两位男主角都走向了“死别”。胡正第一次在他的作品中注入了死亡。

死亡是一种凝固。死亡是一种决绝。死亡是人间一切幻想的抛弃。死亡是对其它任何可能性的排斥与拒绝。

悲剧的深刻之处在于注入了死亡。

《几度元宵》中人物命运的悲剧，还残存有华夏传统文化中“大团圆”的蜕变痕迹；到《重阳风雨》则成为“无言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的一种对制度性问题的迷茫与思索，有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登高望远的象征意味；再到《明天清明》，则更是进一步成为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剖析，并有了某种“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祭奠意味。

胡正在《九十年代的希望》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它，因为历史是存在过的；然而历史已成过去，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回忆，留给后人的是翻来覆去的评议。历史在延续，在发展，有时竟有惊人的重复和相似。它不可避免地要受过去的影响，更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新的历史现象。”

胡正说：“谁也是穿着开裆裤过来的，谁也没必要为自己的幼稚和不成熟脸红。”

胡正在《昨天的足迹》一文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看昨天的作品，自然感到它们的历史局限，而明天看今天的作品时，也可能有今天不可预见的局限。但只要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深刻地艺术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真实生活，反映出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有益的影响和艺术的美感，精神的愉悦，也就尽了作家对时代的历史的责任。”

胡正的反思不断走向深化。

作家的反思是思想深刻的特征。

觉今是而昨非，是“与时俱进”，是一种思想的升华。

201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明天清明》是胡正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胡正的“反思三部曲的第三部

我们还需要对胡正的“局限性”进行一番拷问：

钱理群在《“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意义和评价——读陈为人<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的序言中，对胡正的“局限性”写下这样的文字：

胡正的反思比较彻底，原因就在于，他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底层民众、农民的要求与利益作为标准，去反思党，反思历史与现实，就使自己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并有了全新的认识。

胡正还要坚持自己的反思的限度。他一再表示：“我们要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它”，“我反思我们的体制，并不反对我们的制度”，“我是在四堵墙内的反思，对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应该如何看待胡正，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自己的反思所设置的这条底线？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思维在恐惧前止步”，构成了一种“局限”……我可以部分地同意作者的这一分析，我也认为，胡正最终不能越过“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一个局限，那一代和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老革命党人，是很难越过“党的领导”这一条线的。但我又认为，如果把他们坚守反思的限度，简单地视为“局限”，可能有些简单化，我们对胡正这一代人的反思，应该有更复杂的分析，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就是对蕴含了全部青春理想和热情的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对历史的谬误的否定，必然是一种挖心裂肺的自我否定，这绝不可能是轻松的，也绝不可能彻底，但却是刻骨铭心的。

这样的带有复调式情感的反思，确实不如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旁观者的我们今天的批判那样鲜明而绝决，却有着难以企及的历史深度和厚度，是不能以“局限”二字轻轻了结的。

而且，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对反思的限定，也是一种坚守。对胡正那一代老革命者来说，有一些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的理想与追求，是必须坚守的。

限度也是高度。

从钱理群的序中，更加深化了我对胡正，以及他们那一代“山药蛋派”老作家的理解和敬仰。

通过对胡正“批判精神”、“反思精神”的继承，以及对胡正“局限性”的再认识，正是我们在胡正百年诞辰上纪念先生的主旨。

胡正式“哈哈”大笑。胡正为人爽朗活得潇洒，与人聊天谈话甚至做报告，不时会发出一阵大笑，笑的坦诚而热烈。笑成为胡正的一种工作风格一种工作方式。人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一种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苞丁解牛游刃有余的笑。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004年，年逾八旬的胡正

作者陈为人简介

陈为人，祖籍上海，山西太原为第二故乡，曾任太原工人文化宫主任，在文化宫任职期间，办过一些领风气之先的文化活动；担任山西作家协会、山西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两会秘书长期间，艰难地尝试走出一条“以文养文”之路；曾担任山西省青联常委，太原市青联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太原市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等社会职务；第五届山西省人大代表。

作品有人物传记类：《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兼爱者——墨子传》《特立独行话赵瑜》《柳宗元传》《冯霞是谁》《撇捺人生王秀春》《民役官鉴柳宗元》；散文随笔类：《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太行山记忆之石库天书》《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弦断有谁听——世界文豪自杀档案》《红星照耀文坛——苏维埃八位文化人的命运》《地标的文明足迹——西欧行》《话说红颜》《歪批诸子》《借你一面照妖镜》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