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发酵

苏仲辉

引言：《动乱年代》是我自传体文章的第五部分。这部分又分为：（一）复课闹革命、（二）一中风云、（三）夺权与反夺权、（四）“反围剿”、（五）运粮与“夺枪”、（六）进攻与反进攻、（七）余波发酵。本次发表的是第（七）：余波发酵。希望读者们能喜欢并欢迎批评指正。必须指出的是，本人的文章仅是“民间故事”，不是史料书籍，不必太认真。但在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名字，如存在着不实或有侵权行为的，本人首先表示歉意，并予以指出后，即行改正。

（七）余波发酵

担任一中前线指挥部指挥的黄茂兴受伤后，由廖备春代为指挥，应锦春为副指挥。但，不论谁指挥，一中都难守，都岌岌可危。

9月4日，一位学生在教学楼前的战壕的观察哨口露了露脸，就被从红建工射来的子弹一枪打中，子弹穿透脸颊，所幸并未危及生命。红建工方面的枪法之精准，堪比电影中的狙击高手。后来有人透露，这是因为“夺权派”在据点内设置了钳床，用以固定步枪，一旦瞄准目标（如观察哨口），只需静待人影出现，扣动扳机即可百发百中。这充分说明，在反夺权派攻打气象台失利后，一中已经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气象台、红建工、饭店等据点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一中的任何目标。

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6701”工程兵部队派遣了一个排的战士协助学生守卫一中，并教授他们制作和使用一种被称为“粪斗炮”的简易土炮。这种土炮的灵感来源于越南人民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时所使用的武器，由从越南归来的解放军战士给学生们传授。学生们在食堂外的路口和教学楼前分别挖制了向下和向上的畚斗形沟槽作为炮位，底部放置炸药和电雷管，并用油纸包裹以防潮。雷管和炸药上方堆满河卵石、砖头和石块，最大的一炮可装载20担河卵石。引爆这种土炮的方式是通过拉动一根拉线，就像地雷战中的地雷一样，拉动拉线就会引爆，就会形成“天女散花”的杀伤力。然而，对方除了打冷枪，没有来进攻，“粪斗炮”也就没有使用过。但还是发生了意外，有一只狗在溜达时，脚缠住了拉线，被引爆了一颗。

为了加强防卫力量，松台与罗华两地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夺枪”事件。罗华方面前往“6701”工程兵部队的坑洞中夺枪，但部队已接上级指示将枪支藏匿。但有士兵通过眼神暗示并指向水池和沙堆，他们便跳入水池和挖开沙堆发现了藏匿的枪支。松台方面则前往“572”电台夺枪，同样在战士的暗示下在排气扇上方找到了枪支。

原本“572”电台与“6701”工程兵都倾向于支持反夺权派，并对坚守在一中的学生抱有同情。黄茂兴重伤后被转移到罗华粬厂治疗，该厂与“6701”工程兵队部仅一墙之隔。康（如林）副团长还送给黄茂兴一罐牛奶粉，并交代如遇危险就把围墙打一个洞，你们同学们都可跑过来躲。由此可见，“夺枪”与“藏枪”事件更像是双方之间的一种默契与配合。

“6701”工程兵不久就被调走了，这与县武装部向福州军区汇报古田情况有关。当时，军区领导听完汇报后，知道古田“支左”的县中队与驻军的意见不同，怕军队内部发生冲突，就当即做出了调整。

在夺权派方面，也发生了武装部的弹药库被抢的事件，这是否也是存在着“夺”与“被夺”达成了默契，这也难说。

夺权派在“8.22”胜利后气势如虹，意图在全县范围内夺取反夺权派的所有据点。原杉洋公社就是反夺权派的重要据点之一，夺权派决定对杉洋发起进攻。

8月31日晚上，夺权派组织了老区的农民和复退军人来围剿杉洋。在杉洋的反夺权派，总部设在杉洋文化宫，人数不多，也没有枪支弹药。进攻人员围剿文化宫时，没开几枪，在文化宫总部的反夺权派人员就四散奔逃了。于是，就四处搜捕逃跑的反夺权派人员。但也有人回忆当时没有开枪，但我9月份到“大东避乱”时，在文化宫大门前清晰的见到了两颗手榴弹爆炸留下的弹坑。

当时，有两个反夺权派的一中学生，是被派驻在杉洋，那时他们也都在文化宫总部。本地人一般都逃到家里了，而他们俩不是本地人，慌乱中就躲到了一户农民家的猪舍里。但还是被发现并抓捕了。命悬一线。

幸运的是，参加这次围剿杉洋的也有许多一中的红旗兵，胡敬茂、蒋自良等都参加了，带队的是胡敬茂。那天晚上他们在县扩干会食堂处上的车，晚上10点左右就到了杉洋境内，在离杉洋文化宫还有二公里处的地方下车。学生中有哪几个上过上战场，心里肯定紧张，有人一下车，未见“敌人”的影子就趴到了地上，这举动后来被他们内部的自家人作为笑料来谈。

胡敬茂听说被抓的“俘虏”中有一中的学生，赶紧赶过去一看，原来是高三（2）班的陈彬祥、陈汉平。这俩都是古一中的体育健儿，跳高能达一米七多，达到三级运动健将的水平，而且还是校篮球队员的主力。胡敬茂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也是体育爱好者，在学校球场上就经常与这两位被捕的同学同场竞技。胡敬茂一见是他们俩位，就对其他夺权派的人说，这俩位是我的好朋友，不要为难他们。就这样被保了下来，并当场释放了。在危难关头，陈彬祥、陈汉平被救，当然是万分地感激。

胡敬茂在两位同学身处险境和无助时，尽管他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产生敌意。相反，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他们免受伤害。这种行为不仅展现了胡敬茂的个人勇气和正义感，更体现了同学之间超越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的深厚情感。是同学情的真实写照。

其他被捕的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位鹤塘手艺人，字写的非常漂亮，还会篆刻、雕花、做细木，他经常在杉洋帮反夺权派抄写大字报，名叫黄传振。杉洋被攻陷后不久，在古田十字街的大字报栏上，就见到黄传振手上拿着“贵重”的东西，穿着一件又一件衣服的被俘照片，照片边配注的说明词为：黄传振抢了许多贵重的东西，身上穿着许多衣服，裤子穿了7条，逃不动了，所以被俘。这配注说明与先前“8.22”气象台平房里被打死的叶国和，因为穿七条裤子逃不动而被打死的说法如出一辙。夺权派在宣传上怎么这么无“词”了？

本来“8.22”那天就给城关居民够大的恐慌了，那天凌晨，多少人家怕流弹打来，都用棉被把窗户堵上，人都趴在地板上睡觉。我母亲也说这枪声比当年打“十九仔”（即1934年蒋系在古田旧城打十九路军）还要“厉害”（即枪声还要密集），如再这样打下去那还了得。现在又传来到处抓人的消息，就更引起恐慌了。而且，还谣言四起，说古一中也有许多学生被抓，还有女生。被抓的男生被农民殴打，女生被单独关在黑暗的房子里任人摆布。这些学生，不论是因为观点不同退守一中的，还是当时“滞留”一中回不了家的，他们的家长一般都在城关，这些家长听到这些谣传，心情是如何的焦虑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就有许多家长就绕道突破封锁线，带着衣服等物品要去松吉、一中、罗华去见自己的子女。

去松吉、一中的一般都从高头岭方向再回拐，沿着山边走到松吉村。去罗华的就从前坂村，再到洋头村，然后沿着山边进到罗华村。我有两个哥哥在罗华，母亲就打了两个包袱的东西，叫我送到罗华去。我到罗华时，只见到我的大嫂，没有见到我的哥哥，他们都在前线值班。我在他们的食堂吃了一顿饭，都是白米饭，还任你吃个饱，菜也比我家里丰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

反夺权派为了纪念“8.22”的“战役”和死难的战友，在煤场山顶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形状有点像塔山上的那座烈士纪念碑。夺权派实际掌权后将这座纪念碑被炸毁。为了制造胜利的气氛，早早地就进行了宣传，吸引了大量的人前来观看。那天上午，我和许多同伴们也都去看了。

纪念碑轰然倒塌了。有人高兴，有人哭泣；有人英勇，有人伤亡；有人崭露头角，有人下了地狱；有人风光无限，有人暗淡无光。

纪念碑轰然倒塌了。这也标志着“8.22”事件的落幕，如同历史的尘埃落定，也揭开了一幅复杂多变的人性画卷。

那个时代人们都活在被精心设定的、狭隘的、错误的自我认知之中，从小就被教育的没有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思想，狂热的融入革命造反的浪潮之中。引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观点：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无异议、低智商，盲从、残忍、偏执、甚至民粹狂热。

“8.22”事件的落幕后，古田的夺权派与反夺权派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

你方唱罢我登台，终归空幻梦一场。

1997版的古田县志“大事记”篇记载：（1967年）7月，两派群众组织各据一方，武斗逐步升级，大批农民进城。8月22日，两派在县气象台动用枪支造成伤亡事件，城乡交通中断40余天。

这记载只有60多个字，没有评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

“8.22”事件已逾半个多世纪，昔日的红卫兵与各造反派组织已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但历史不容留白。文化大革命以整整一代人的赤诚追求、激进行动和痛苦反思，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课题。深入探究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回顾那些发生且本不应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旨在理性地反省过往，充分汲取其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对于今日而言，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与未来，确保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由于武斗，那时古田的交通、邮电都中断了，城关的“黑市”米价已经从每斤0.33元飙升到了每斤0.45元了，在鹤塘工作的父亲工资也无法邮寄回来，这样家里也要断吹了。于是，按照老一辈人的思维“惯例”，要到乡下去“逃反”（古田话，逃避造反）。许多邻居家要走了，我家也要走了。

我家是要到“大东”去避乱了。请看下集“大东避乱”。

以下几张是古田城关街景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