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忆靠山，我吃“霸王餐”

北湖愚公

今冬我们这里下雪晚，昨天是第一场，下得不够大——先前没下时预报是大雪，后来改为中雪，等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就变成了小雪。

我想天气预报可能和医生为患者做诊断差不多，要把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如果病情轻或没问题更好，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是告诉你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情况，对我来说，雨雪风霜等特殊的气象条件，会让我更容易回想起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曾经发生过的事。今天要写的这件事，就和雪天有关。

标题所说的“靠山”不是我的靠山，也不是我在靠山吃山。“霸王餐”，指吃饭不给钱的行为，像我这种被人称为“文质彬彬”的人，竟会做出这种事吗？

我所说的“靠山”其实是一个镇名，它在我们长春市所属如今唯一的县——农安县境内。由于此镇与德惠市和扶余县交界，交通位置比较重要，所以它称得上是一座“重镇”。

将近半个世纪前，我下乡在靠山附近的一个公社当知青——那时的靠山还不是镇，也是公社。

那时我们往返集体户（知青的“家”），既可以从长春站坐火车到农安站换乘长途客运汽车，也可以从长春站坐火车到德惠站换乘长途客运汽车，两种出行方式只相差一角钱（那时德惠也是县，1994年才撤县设市）。如果我们从德惠换乘，就需要经过靠山。

我下乡总共近3年的时间，回家的次数不多，所以途经靠山的次数也不多。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与靠山相关，这里也因此成为我吃“霸王餐”的所在地。

1977年，我们国家在结束“文革”之后首次恢复了高考。我与“普天之下”向往校园生活的适龄青年一样，想象着能够坐进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聆听高校老师传授社会所急需的知识，希望自己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因受社会环境影响，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都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下乡之后更是把学过的那为数不多的知识“就饭吃了”。但大考当前，志大才疏而又好高骛远的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个理想中的高校，决定为此放手一搏。

那时高考报名比现在简单，首先是选择大学还是中专，然后再填写志愿（貌似是3个吧）。虽然“底子”较薄的我不敢奢望京城里的哪所高校，但省内也有我心仪的大学呀。当然，对这样的大学，我也不敢报真心喜欢的专业，就挑自己认为的“冷门”报吧。

文化基础差，对高考一无所知，又没有懂行的人给指点，我是一名走向高考考场的“孤勇者”——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盲人骑瞎马”的感觉（好在不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数学卷我只做了第一道因式分解的8分题，再往下则完全是一窍不通了。至于那道题是否做对了，我不得而知——如果没做对，我的数学卷就是零分。之所以敢对这道题“动刀”，是因为我下乡之前曾在邻居家看过一本关于因式分解的小册子，对这种题型有一些了解甚至是爱好。至于其他科目的试卷，我也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借题发挥”，后来知道我有些答案完全离谱——比如语言卷有一道分析句子成分考语法的题，我竟然把并非处于定语位置的“天安门”一词给“分析”成了定语，因为我没学过语法，盲目地认为“天安门”是固定不动的，所以就标为了定语。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等到了去参加体检的通知。与我一起接到通知的，还有我们集体户一位报了中专的同学（我们那个14人的集体户只有3人报名“参考”，另一人报的也是中专，但未进录取线）。那届大学的最低录取线是180分，中专的最低录取线是140分，但每个人的具体分数当时考生并不知晓。由于我们所在公社的卫生院设备比较简陋，达不到对考生体检的要求，我们就被安排去“隔壁”公社的靠山卫生院体检。考试是在1977年的10月下旬进行的，体检时已是冬季——具体的日期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靠山卫生院距我们集体户大约有40华里，如果到我们公社再坐长途客车去靠山要拐个弯，相当于三角形的“勾”和“股”，我们想不如早早起床去走那个“弦”，因为那个季节路上会有送公粮的马车，可以搭“顺风车”。

我们这个出行“攻略”还算可行，一路上有顺路的马车就坐，没有就在铺着银毯一样的雪路上行走。青春的火焰让我们心中沸腾，对未来的憧憬让我们豪情满怀——别说走那区区几十里路，再远些可能也不在话下。

到了靠山卫生院，除了院里的医护人员，还有一些军医受上级指派前来协助体检工作，因为卫生院的人手远远不够——那次是中断了10年的高考重新面向社会“开禁”，所以报考者云集。

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接受“裸检”，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准确身高。我不记得这次体检是否收费——或许免费，或许收费极低。但检查的项目很多，可以说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比后来这几十年间我所参加过的各类体检都细致入微。当时的体检中，没发现我存在不适合入学的问题。

体检结束后，靠山当地的考生回去“干饭”了，我和我的同学竟然在这个公社所在地没能找到一家营业中的饭店，至于是过了“饭口”人家关门了还是当地餐饮单位太少或营业时间太短，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我们是饥肠辘辘却不得其门而入。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即使刚进入11月份就已经天寒地冻，此后的几个月更是“霜上加雪”“雪上加霜”。如果我们吃不上午饭，那不就要饥寒交迫了吗？

虽然我平时脑子并不开窍，但那时却灵机一动，对同学说：“走，咱们去公社食堂看看，那里应该能有饭吃。”我同学是个帅哥，却很“社恐”，他没底气地说：“人家能让咱们吃吗？”

“不就一顿饭嘛，咱又不是要饭的，这不是没办法了嘛。”我“一锤定音”地说：“就去那儿吧。”

边走边问，东拐西绕，我们找到了公社食堂。那时午饭时间已过，食堂里只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老同志”（当时流行互称“同志”）在收拾厨房。我把情况讲了一遍，那位“老同志”很同情我们，说有大𥻗子豆饭，中午打剩的菜有好几种呢，至于都有什么我现在已经彻底没了印象。

我们说要交钱，“老同志”说不收，并且也没法收——正常程序那食堂貌似是要先买饭票，然后再凭票打饭。遇到我们这“另类”食客，那位“老同志”恰好又是个热心肠，就为我们“碗”开一面，以剩饭剩菜相赠，“霸王餐”由此产生。

饱餐一顿，我们谢过“老同志”，之后是回了集体户还是回了长春，我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我同学收到了他所报的那所中专的录取通知书，我这边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听说考生的分数统一在吉林农大公布，我因为人在乡下，就没特意去看。我想没被录取就是分数不够呗，大不了从头再来，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那次高考分数到底是多少，只知道是“名落孙山”了。后来有消息说，那年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人数是27万，不到5%，所以我没被录取一点儿也不“冤”。

“从头再来”的机会是有的，但第二年应届毕业生“参考”的人很多，像我这样头一年的“落榜生”想复考，第二年一般也经过了认真的复习备考。而我因没有复习条件，在农村“晃悠”到高考再次来临，进了考场如同没头苍蝇乱撞，结果与第一次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人家高校的最低录取线已经提升到260分，我连录取线都没进去。

我自知基础太差，在1978年返城工作后就彻底放弃了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求学途径。在曾经“红极一时”的“五大”（夜大、函大、自大、电大、职大）中抉择，我以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方式获取了人生的最高学历——大专。而这张毕业证书上盖着的大印，有“自考委”（全称太长，不写了）和“主考院校”两种，这个“主考院校”，就是当年我参加高考时报名的那所高校，也算圆了我半个大学梦。

据说在恢复高考那年，有几所报名者较少的高校，只要够了最低分数线就可录取。但我并未把那样的高校当做“目标”，人家自然对我也就不理不睬。

时隔多年，一次我看到一位“功成名就”的同龄人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散文，提及当年他在知青年代参加首次高考时，报的竟然是一所技工学校。他的想法是，先回城，再发展；学历问题，“迂回”解决，“曲线”上升。我想，假如我当年能够放低“身段”，或许也会寻得一个虽不“理想”但可“寄身”的“归宿”。但对理想的追求和个人的虚荣心再加上对高考形势的无知，导致我一错再错。

当然，高考程序的设置对我也有影响——假如像现在这样在知道自己分数的前提下再选择所报学校和志愿，对目标的“命中率”相对会大一些。另外，那时可供选择的学校及专业很少，种种因素叠加，导致我成为“名校落榜生”。

后来高等院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并不断“扩招”，相关政策也随着一次次考试在做着调整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要在制度层面做到“野无遗才”。

虽然我没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但这些年从各种渠道得知当年进入高校的莘莘学子很多人学有所成，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或佼佼者，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也从心里替他们高兴，为他们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进步而欣喜，也为自己能有和他们“陪跑”的经历而心中感到宽慰。

凭着我的自考文凭和多年积累的知识，后来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虽非“位尊而多金”，但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

那个曾经让我们差一点儿找不到午饭吃的靠山，先是由公社改为乡，又于1984年由乡改为镇。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听我在靠山当地的微信好友说，镇里早已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从天亮到天黑，都有营业中的餐饮场所——别说去吃一顿午饭，就是天天去吃一日三餐，总会找到不打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