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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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

作者: 虎隆 马献喜

编者：本文原载于《回族研究》

前 言

　　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和2006年上半年，笔者与甘肃省平凉市档案局马万龙等在甘肃、陕西和宁夏等省区进行回族古籍的民间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凉倾听一位80多岁的回族穆斯林长者向我们讲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他告诉我们，听父辈们说，马良骏阿洪的老师普洱马阿洪 ① 在陕西回民起义中，按照杨文治和白彦虎的建议，以“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记载了那时起义回民被“左屠夫” (左宗棠) 大肆屠杀和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起义失败后，普洱马阿洪全家被清政府“安抚”平凉上杨翟家沟。这本“随军日记”现仍由他的后代保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对普洱马阿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寻找查阅了一些涉及普洱马阿洪的文本资料，根据稀少的文本资料和其他线索，我们制定了调查大纲，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民间。于是，笔者九次从兰州赴平凉和庆阳董志塬等地，展开了对普洱马阿洪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的民间调查，最终找到了了解普洱马阿洪历史的几个关键人物：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普洱马阿洪的重孙、“随军日记”的珍藏者——马维才“朵斯体”，马维才的岳父、82岁的马长生阿洪等。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和相关历史的考证，我们终于对普洱马阿洪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年6月中旬，笔者又去了云南的几个地方，对普洱马阿洪的一些情况作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非常欣慰的是，经多方的努力，马维才于今年5月25日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民间珍藏了130多年的普洱马阿洪用“消经”文字撰写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洪写给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一些信件等。当时，在征得马维才的同意后，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翻阅了《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洪写给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一些信件等。“消经”文字让我们两个阿拉伯语科班出身的人相形见绌，多亏马长生阿洪的帮助，才使我们读懂了一部分，了解了大概的内容。

　　当然，由于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珍藏者的权益和其他原因，在马维才的许可下，我们只拍照了《正大光明》的封面和其中的一页，没有翻译笔录。另外，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82岁的马长生阿洪告诉我们，他们亲眼看到的普洱马阿洪遗留的当时陕西团练大头目张芾轿子中的“五月二十三日晚洗回民”的鸡毛传帖、在董志塬写给皇上书信的草稿和力劝马占鳌接受“安抚”、避免生灵涂炭的往来书信等，我们没有看到。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史料价值

　　清同治元年 (1862年) ，陕西回民不堪清朝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歧视，随之爆发大规模起义。时年48岁、刚被陕西三原县穆斯林从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来任伊玛目不久的云南籍阿洪马寿清 (人称“普洱马”) ，在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把远在河南开封竹沙镇的夫人和小孩接到陕西西安府的三原，义无反顾地和其他阿洪一起参加了反清起义。义军后来在董志塬组成十八大营，由于普洱马阿洪品学兼优，文武双全，加之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不久便成了义军的精神领袖。

他组织义军在董志塬开展生产自救，在学习教门的同时，经常率领回族义军，带着礼品，深入汉族群众中，探望安慰他们，号召广大农民安心劳动，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他常常反复宣传：我们陕西回民义军是迫不得已才来董志塬，在你们的家乡反抗清军屠杀回民。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宗旨就是和平，与人为善。我们同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农民，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决不会与你们为敌，也更不会对你们做出不义的事。普洱马阿洪的这些英明举措，使义军和当地的汉族农民能够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当时还与十八大营领袖在临时搭建的清真寺中宣布约法三章，严禁任何人危害真主所创造的生灵，有违者，必严惩不贷。陕西回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在董志塬驻扎数年，这跟当地汉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受到了董志塬汉民的爱戴，这是笔者2005年5月下旬在庆阳董志塬调查时，当地的几个汉族老人告诉我们的。

此图系消经文件，与本文无关。来源网络

　　普洱马阿洪还亲自参与指挥义军反击清军的围剿，使义军多次打败了前来消灭义军的清军。他按照伊斯兰的和平精神，命令义军始终坚持只消灭首恶，不杀害无辜的战略方针，凡被俘清军士兵，皆被释放。因此，阿洪的声名远扬，成了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双手沾满西北回民鲜血的刽子手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中，见为贼首。” ② 事实上，那时普洱马阿洪所在营中的领袖是杨文治。阿洪还亲自负责主持，与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崔巍、杨文治等在董志塬商议，让他的学生、军中大学士广西籍阿洪马天堂 ③ 和陕西泾阳县马家庄文举苏汇起草了给皇上的伸冤书信。信的内容主要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唐朝传入中国、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民的原来、回民在陕西八百里秦川安居乐业等；第二部分叙述了陕西产生回汉矛盾，官府处理不公，导致回民起义反抗压迫，被清军屠杀，被迫离乡背井，逃亡至董志塬，以及几十万难民生活困苦、生命难保的一系列原因；第三部分阐明了要求皇上明察，渴望返回陕西老家的强烈愿望。随后义军决定，由白彦虎率领7位武艺高强的人，其中包括苏宏目兄弟 (咸阳苏家沟槐树寨人) ，赴京给皇帝送信。他们扮成商人，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历尽千险，终将伸冤书信送到京城同治的御前。难怪左宗棠于同治八年八月十五日批发的禀文中有和此事较相近的记载：“长安县回目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马寿清、凤翔府回目崔巍等禀：窃思难民等身遭不白之冤，业经八载，每思悔罪投诚，今皇上以好生为心，凡股肱大臣均能救民于水火之中，频年招抚安插未就，致难民等流离失所，继因糊口无资，不得已外出寻粮，实有碍于抚局。兹蒙恩招抚，急将难众严加约束，再不敢任其滋扰。现时困苦之状，如鸟之失巢，如鱼之离水，更有甚于董志塬者。……” [1](P328) 在那战乱频繁、正义不存、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普洱马阿洪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随时有可能被清军屠杀的危险环境中，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途上，凭着信仰的巨大力量，从董志塬开始，坚持用回族穆斯林自己创造并内部认同的，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拼读汉语发音的“消经”文字，几乎天天撰写日记，将陕甘回民起义的血泪史都记载在他命名的日记体《正大光明》中，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来自受难方的史料。

　　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对义军的不利，普洱马阿洪作为陕西回民起义的阿洪之一，为了保存实力，延传教门，避免生灵涂炭，在事关万人性命、社会安宁、教门存亡、民族长远利益的关键时刻，凭着对伊斯兰和平精神和中华文化中庸之道精神的了解和把握，作为回民起义的精神领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的安危，背着“可番”布，在泾川会见左宗棠，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相传签字时，镇压回民的刽子手左宗棠问普洱马阿洪：“《古兰经》是高洁的，何以写上猪字?”阿洪答曰：“给你的手上写个火字，你能觉得它烧吗?”阿洪的巧妙答复使左宗棠无言以对。左宗棠见普洱马阿洪行走时健步如飞，称赞普洱马阿洪走的是“龙行虎步”。对于普洱马阿洪的“签字”，穆斯林民间颇有异议。

　　自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饱受战乱的陕西回民起义幸存者中的万余人被“安抚”在平凉、华亭、化平 (今宁夏泾源县) 、张家川、会宁等地，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和战争创伤，以纯洁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荒无人烟的高山枯岭上开拓垦荒，种地养息，修建清真寺，看守信仰，兴办教门，创造了人类生存史上的奇迹。笔者在平凉农村调查陕甘回民起义历史时，当地的回族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目睹和笔录的清同治十一年 (1872年) 五月由左宗棠签发、盖有官印的《良民门牌》和《平凉善后总局为给发单以为执照》等文书和证件，都是官府所谓“安抚”的记载。《苏氏同治初年离陕赴甘记》 ④ ，则是由清同治年间陕西泾阳回民起义军苏筱瀛的后代，忠实记载全家随起义军十八大营领袖之一的杨文治，从陕西到甘肃的逃亡路途上颠沛流离、惨遭屠杀的经历，以及被左宗棠安插于平凉的一些细节的珍贵文本。平凉大岔河的五老沟的名称就是以当年被左宗棠“安抚”在荒无人烟的穷山辟壤的5个残弱回族老人而命名的。58岁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被“安抚”在平凉上杨翟家沟。普洱马阿洪定居平凉后，并没有因为左宗棠的血腥屠杀一蹶不振，而是用心灵牢固地看守着自己崇高的信仰，极力忍受着一些同胞对他“签字”议和的非议，担当起了振兴回族穆斯林精神支柱——伊斯兰教的重任，继续为回族穆斯林群众播撒信仰的种子，矢志不渝地保存和传播伊斯兰文化。普洱马阿洪在平凉老庄、大秦、化平的黄岭寨等地清真寺先后兴教开学，其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以老云南马 (马宝) 阿洪、柴墩岭阿洪和马良骏 (1867—1957) 阿洪最为著名。

　　但令人心痛的是，受害方记载这段血泪历史的资料极其匮乏，国人了解甚微，相反人们见到的是浩如烟海的官方“文献”或“钦定”的“纪略”。很明显，以左宗棠为首的穷凶极恶的清廷官府在残酷地镇压了回民起义后，又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在“正史”中对回民进行极尽侮辱之能事，而留在国内劫后余生的回民自然是无处申诉，更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血泪史用口承的方式一代代传下来，真可谓“大悲无泪”。基于上述原因，《正大光明》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正大光明》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正大光明》的内容主要是简要记录和回忆了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血和泪的‘痛史’” [2] ，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和作者的感想等。

　　《正大光明》全2册，第一册共48页，第二册共150页，“消经”文字，竖排手写。具体时间是从同治九年 (1870年) 八月十六日开始至同治十三年 (1874年) 二月十九日。每一月所撰写的日记不等，有30天的，有25天的，也有18天的，每一天日记的日期用小楷汉字竖写，内容用“消经”文字撰写，每页28行至25行不等，有些页内还贴有补充某一天日记遗漏内容的长纸条，草纸线装，墨书。版面上册25厘米×25厘米，下册32厘米×18厘米，保存完好。书的封皮的左上角用工整秀丽的楷书竖写着汉字“正大光明”的书名。令人不解的是，普洱马阿洪的中文造诣较深，汉字又写得那样好，怎么没有用汉文撰写日记，而以“消经”文字记录，是天然的文化认同呢，还是为了保密，其中奥秘，有待考证。现特将马维才许可我们拍照的《正大光明》其中一页能看清楚的内容翻译如下：

1.同治十年同治来信降圣旨招抚回民。

2.八月二十九日从平凉起身。

3.九月初六日到安定 (定西) 见左宗棠。

4.十月十一日从安定起身。

5.十四日到三甲集 (河州三家集) 。

6.十五日易福有、张九二投过回营。

7.十七日送信过去。

8.二十二日回信到来。

9.二十三日我过回营。

……，十一月二十二日马占鳌带信过来。二十三日陈宁太到三甲集。

　　《正大光明》真实地记录了清代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惨遭镇压的令人发指的一幕，也全景再现了义军残部扶老携幼、被迫迁徙逃亡的悲壮历程。它不仅仅是一个被压迫民族正大光明地反抗压迫者的呐喊，尽现着人性之恶以及对血腥残忍历史的记载，也不仅仅是在回族研究中校正、弥补官方正史记载的不足和缺失、填补空白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更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人们，凭借这一民族信仰认同感的独特记载，让他们了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祖国这块古老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在封建专制社会中遭受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何等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的伤痛。正是由于这些伤痛，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各个民族和各个宗教的载体，都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血脉相连，能体验到致力于促进民主、平等、公正、和谐并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构建和谐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⑤ 真理。

　　《正大光明》是截至目前发现的陕甘回民起义中唯一的回族当事人自己以日记形式纪录那段历史的文本。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写日记是普洱马阿洪养成的良好习惯，几乎日日不辍。写日记也成了他祈求真主，结束血腥屠杀，盼望天下太平，安慰自己的功课。通过普洱马阿洪的日记，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个人在那个血腥时代的心路历程，也能看到陕甘回民起义中各族人民正大光明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最后被实施种族清洗的过程。透过普洱马阿洪的日记，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这对于研究他的“议和”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的重大事件上的抉择很有价值。一本日记，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正大光明》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为了使《正大光明》和其他的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尽早问世，按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惯例，笔者将采取事先知情同意 (Prior Informed Consent) 和惠益分享 (Benefit Sharing) 以及田野调查伦理的原则 ⑥ ，尽快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因素，再与珍藏者联系、沟通和协商，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法规和充分考虑到珍藏者利益的框架内，与珍藏者签订相关的立项翻译整理的合作备忘录，将珍藏者作为参与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向有关方面申报项目。待项目批准后，与珍藏者签订合作实施协议，组织人力，翻译出版。

图片源于网络，图文无关

陕西学派云南籍阿洪普洱马其人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明朝嘉靖年间陕西伊斯兰教教育家胡登洲 (1522—1597) 所开创。1832年，18岁的云南普洱县回族学子马寿清沿着经学大师马德新同年早些时候去陕西求学的路途，跟着云南贩运茶叶的回族穆斯林商人，亦负笈游学到当时的西安府三原。中国回族穆斯林在全国游学的传统，不仅促进了回族内部文化的交流，而且也增进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经济的互动和信息的分享。普洱马阿洪正是陕西学派孕育出的一位有名的云南籍阿洪。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字仁山，祖籍云南河西大东沟，清朝嘉庆十九年 (1814年) 出生于云南普洱县一个虔诚的哲赫忍耶穆斯林家庭。根据中国穆斯林有时在称呼男性姓氏前加地名的习惯，所以有普洱马之称。西北、中原和西南各省穆斯林尊称马寿清为普洱老爷。

　　普洱马在陕西三原求学时，由于出身经学世家，祖父是云南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大阿洪，自幼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对汉文颇有造诣的优越条件和聪颖好学的精神，曾得西安米二太爷资助 [1] ，跟随周老爷的弟子陕西米真一阿洪和云南剑川马阿洪在三原清真寺学习认主学名著《教义学大纲》和《古兰经》注释——《闪烁的光辉》，后又在咸阳苏家沟槐树寨师从大阿洪、著名武术师苏老爷 (苏宏目之父) 一边学习《拜达维〈古兰经〉注》，一边学习武术。在历经数年的学习后，米真一给马寿清“穿衣挂幛”，首聘于陕西三原开学，成为陕西学派创始人胡登洲的第九传弟子之一。不久，由于阿洪崇高的品行和精深的“尔林”，便蜚声遐迩。随后被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为伊玛目，在开封开学的第二年，与一河南回族女子结婚。据传开封善义堂清真寺的名称“善义堂”，就是阿洪第二次任教此清真寺时给命名的。随后又在山东、河北等省开学。当普洱马阿洪的次子马鸣春11岁时，阿洪受四川成都穆斯林聘请，第一次任成都王城寺 ⑦ 伊玛目。其间，曾被故乡云南普洱县打虎沟的哲赫忍耶穆斯林教众聘去开学月余，因教派观点不同等原因，旋即辞学返回成都，随后又被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去开学。后又被聘往郑州一清真寺任伊玛目。数年后，即陕西回民起义的前不久，阿洪又再次受聘任教于西安府三原清真寺，家眷也从河南搬到了三原。自陕甘回民起义失败，普洱马阿洪被“安抚”平凉后，又先后应聘在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和四川成都王城寺等清真寺设帐讲学，学内常年招收各地学子数十人。

　　普洱马阿洪一生呕心沥血，执教60年，擅长讲授伊斯兰认主学和哲学，先后在数地讲经授徒，百余名弟子遍布中国的西北和西南，为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毕生的贡献。普洱马阿洪驰名的弟子有：甘肃张家川马良骏阿洪、窑里马阿洪、平凉穷摆阿洪、桂花营孙阿洪、河州绿辣子阿洪、河西马阿洪，新疆昌吉马阿洪，青海长脖马阿洪，云南王家鹏阿洪、刘阿洪、小李阿洪、大理马阿洪，河南桑坡马长清阿洪 (白心斋阿洪之师) 、河南桑坡张古董阿洪，广东杨阿洪，江苏徐州余阿洪。暮年弟子有昭通马阿洪、王继宗阿洪、马怀喜阿洪、马四阿洪，平凉的马鸣春阿洪 (普洱马次子) 。普洱马阿洪在成都王城寺先后开学三届共14年，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弟子。著名弟子有平凉上杨的杨善精、化平王阁洪秃子阿洪，四川的马如九阿洪、马良宪阿洪、马古泉阿洪以及云南的王家鹏 ⑧ 阿洪。其中尤以马古泉和王家鹏最为驰名。王家鹏阿洪是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同学和朋友。马古泉是继普洱马阿洪后执教成都王城寺30余年的阿洪。

　　王家鹏阿洪 (1864—1947) ，被誉为云南近代四大阿洪之一。云南沙甸人，跟随马联元和普洱马学成“穿衣挂幛”后，曾在甘肃平凉、四川等地任教多年，1909年受聘云南开远大庄清真寺执教30年，后到沙甸执教6年，1916年赴麦加朝觐。王家鹏阿洪传承了他的恩师马联元、普洱马阿洪的渊博知识、高尚品德和陕西学派的学风。他的“尔林” (知识) 扎实深厚，教学严明，方法灵活，讲经通俗易懂，分析透彻清晰，特别是对阿拉伯文《哲俩莱尼简明〈古兰经〉注解》、《奈赛非教典诠释》和波斯文《莱目尔德》等经典的分析讲解，尤其有独到之处，驰名全滇。阿洪在讲“卧尔兹”时，总能结合时弊，勇于扬善抨邪，谆谆教诲，把教律中的命令、禁止具体化，使穆斯林大众容易领会，效果极佳。阿洪虽是一代名师，威望崇高，但没有一点架子，为人谦逊厚道，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教学拜功之余，他经常与穆斯林大众谈心聊天，探讨教门之事。穆斯林大众非常信赖阿洪，乐意把自己的苦衷向他倾诉，聆听他的教诲。阿洪从小就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食以粗茶淡饭，穿着粗布棉衣，从不奢华讲究，总而言之，王家鹏阿洪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了伊斯兰信仰所折射出的高尚品格。

　　普洱马阿洪的高足马良骏阿洪，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洪、经学家。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谙熟中文。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为人笃诚善良，被称为全新疆回教总教长，一生著述30多部。1887年，时20多岁的哲赫忍耶学子马良骏从清水县 (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上磨庄来平凉求学，在平凉师从普洱马阿洪学习5年，深得普洱马阿洪真传，由于聪颖好学，他的知识不但有了增长，思想也跟着发生了很大变化。1893年马良骏在平凉老庄由普洱马“穿衣挂帐”成为阿洪。马良骏赞扬他的恩师普洱马：“我们的领袖、中国人的阿洪、时代的豪杰——普洱马。” [4]

　　普洱马阿洪一生不治家产，守贫不贪，他留给后人的除了一孔破窑洞外，没有分文财产。相传在战乱后的年代里，平凉、化平的回族穆斯林数千人在化平举行的一次知感真主恩典的“尔曼立” (功课) 上，为普洱马准备的金银钱财堆满了4个方桌，然后请普洱马讲“卧尔兹”。普洱马指着这些物品说：“这是奔波今世之人所喜爱的，难道你们叫我也喜爱吗？我希望的是你们的善功和诚信，是求得真主的喜悦，这些年我们遭了大难，应当有大觉醒，……你们把这些东西收回吧！我分文也不能接受。” ⑨ 相传普洱马在河南开封善义堂开学时，学风甚严，仪容高贵。每日五时礼拜前，必命学生排班站队，衣冠齐楚，而大个子的阿洪亦长袍大褂，威风至极。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伊斯兰教的斋月，历尽沧桑，坎坷曲折，89岁高龄尚在成都王城寺执教的普洱马，预知不久归主，要求回家“睡土”，皇城穆斯林大众因阿洪品学兼优、劳苦功高，用两只大骡拉轿，由他的高足王家鹏阿洪护送，日夜兼程半个多月，送他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平凉上杨翟家沟。阿洪回家后，便卧床不起，不久在斋月盖德勒 (伊斯兰教历9月27日) 的夜晚与世长辞。阿洪归真后，正在化平开学的大弟子马良骏，前来为尊师站了“者那则”，另一大弟子穷摆阿洪讲话，高度总结了阿洪光辉的一生，赞扬了阿洪忍辱负重为教门所作出的贡献。

普洱马的著作——《明理居正 》

　　光绪十年 (1884年) ，普洱马阿洪第三次受聘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常招“海里凡” (学员) 40余人，讲学比学风气甚浓。河南桑坡大阿洪杨良俊、马长清 (白心斋之师) 即出自阿洪门下。普洱马在河南与杨泰恒、杨泰贞 (人称阿洪王) 一道，对经堂教育在河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对《认主学》造诣颇深的普洱马，在善义堂讲学期间，针对当时中亚一带的所谓“苏菲”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正统的中国伊斯兰教受到影响，致使一些阿洪们受到影响的情况，普洱马用阿拉伯语著述《明理居正》一书，于光绪十三年 (1887年) 在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木刻出版。《明理居正》全一册，阿拉伯文版，阿文名“白牙奴力买尔耶”，草纸线装，墨书，共31页，11行/页，版面26厘米×15厘米，保存完好。

　　普洱马在他的著作《明理居正》中引经据典，根据《古兰经》、圣训、教义学等原则，对《古兰经》经文“无论你们在哪里，他 (真主) 是与你们同在的” (53:4) [3] 即“同在”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他的见解：“他 (真主) 与你们同在”并不是“体同”，也不是“形同”，只是指真主的恩典和襄助与你们同在 [4] 。马良骏对他的老师的著作《明理居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否定关于真主的本体与万物的‘相同’是正确的，是合乎《古兰经》明文的，是合乎理智的。” [4] 普洱马的著作《明理居正》短小精练，为后人研究清末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和他本人的思想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普洱马是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阿洪中, 百余年来第一个撰写了两部著作——《正大光明》和《明理居正》的阿洪，弥补了陕西学派只重经堂教育而不涉足翻译著述的空白。自从民国以来，陕西学派的阿洪总算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著述。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赞扬普洱马是周老爷之后，清末中国西北一位举足轻重的大阿洪。事实上，普洱马阿洪为中国伊斯兰教云南学派和陕西学派的交流互动构架了桥梁。

结 语

　　综观普洱马阿洪一生，他忠于主道，正大光明，清廉守正，敬业笃学，执教60载，博采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和云南学派之长，讲经授徒，桃李满天下，深受西北、中原和西南穆斯林大众的爱戴和尊敬。尤其是他记载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那一段血和泪的‘痛史’”的“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为后人研究那一段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著作与事迹将永驻人们的心中。

　　正大光明不仅是做人的本质，也是一个民族发展必不可缺少的要素。做人光明磊落，做事正大光明，这不正是对普洱马阿洪的最好纪念吗！衷心期待着普洱马阿洪的“消经”日记——《正大光明》和其他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早日问世，也期待着对普洱马阿洪在陕甘回民起义中所起重要作用的相关历史的研究进一步展开。

注释:

①本文涉及到普洱马阿洪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在民间调查回族古籍时根据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苏志兴老人、黄登武哈智和马长生阿洪的口述而整理的概要。

②《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奏折，第六册，第4925—4926页。

③马天堂的先祖在明代前定居南京。明代时迁居广西临桂县会仙镇。清同治年间马天堂随云南杜文秀起义反清，是起义军中的阿洪之一。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逃至陕西，后来随普洱马阿洪参加陕西回民起义。马天堂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被称为“马大学士”。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马天堂定居甘肃省平凉市杜家沟回民村庄。平凉回民尊称马天堂为“广西老爷”。其子为马道真阿洪；其孙马都二爷、马都三爷、马都四爷都是陇东的大阿洪；曾孙马俊文、马俊月、马俊德都是阿洪；第三世孙马文奎、马文学、马文智、马文真、马真贤也是阿洪。马天堂的后代现在定居甘肃省平凉市杜家沟回族村庄，在广西省临桂县会仙镇有马天堂的宗族。

④全一册，32页，9页，24字/行，5 000余字，成书于民国初，甘肃平凉苏长庆著，手写体，草纸线装，墨书，版面19厘米×13厘米，版框17厘米×11厘米，保存完好。

⑤UNESCO:Article 1.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 Paris, France, Dec 2, 2001.

⑥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Holders—WIPO Draft Report on Fact-finding Missio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1998—1999) , Draft for comment, July 3, 2000, pp. 29-30.

⑦当时是“王城寺”，而不是“皇城寺”。马维才许可让笔者拍照的四川穆斯林教胞送给普洱马阿洪的红布条幅上写着“川省王城寺教末等恭颂”的字样。

⑧本文涉及到王家鹏阿洪的资料是笔者于2006年6月19和20日在云南个旧市沙甸调查访问时，根据沙甸中学老校长金树荣、合众锌业有限公司马经理和林云等教亲提供的资料而整理的概要。

⑨此传说也可参见王敬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资料》，收入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汇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回族人物志 (近代)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2]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马良骏.教典要义大全 (阿拉伯文) [M].新疆油印本，1939。

(本文来源:<博史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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