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 文章可以写得更好</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 徐成淼</b></p><p class="ql-block">这些年来，陆陆续续地，死去了好些文人。死者也是搞文学的，就特别叫人伤心，正所谓物伤其类。这样也就时不时地读到了一些悲悼的文字，文人写的。文人悼文人，这文章照说该是辞情并茂，分外感人的了。但读着读着，就觉得实在平平，跟一般人写的没多少两样。不过是历数死者好处，简述相互交往，表达悼念之情，而已。而且文字辞章，少有新意，絮絮叨叨的，也还是那几句老话。他那边悲痛呀怀念呀说得起劲，这壁厢读的人却只觉得寡淡无味，怎么也感动不起来。这就失去了悼念文章的作用，更辜负了文人的一支本该生花的妙笔。</p><p class="ql-block">近读何士光新作《小楼与孩子》，则觉得耳目一新，原来悼念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悼念文章除用来纪念以外，是还可以用来欣赏的。相比之下，前述那些平庸文字，便更显出呆滞的一面来。这就使人不得不想想，究竟是什么因由，使我们笔下的东西，总是那样干瘪瘪的，总是那样没劲？于是想起了袁枚的一番话：“一题到手，必有一种供给应付之语，老生常谈，不召自来。”（《随园诗话》）窃以为袁枚所谓“供给应付之语”，乃是我们长期以来作文的通病；干瘪之弊，盖由此而来。而这种“供给应付之语”，又恰恰主动得很，它总是“不召自来”，用不着你多费力气的。不费力的东西总容易讨好人，总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一般人拿起笔来，不假思索，就如此这般地写将下去。殊不知被“供给应付之语”牵着鼻子，是怎么也写不出好东西来的。《小楼与孩子》则不同。你看他“凭空”写一座小楼，写在小楼中找邮票、打玻璃球的孩子，写玻璃球如何碰在楼中人的脚步上，却始终没有注意到楼中人的面孔。尔后是孩子长大了，又走进了这座小楼，而且终于遇见了小楼的主人。小楼的主人胖胖的，就随意地被称之为“胖伯伯”，是胖伯伯“接纳了我这个捡邮票的孩子”。接下去，我们读到了关于胖伯伯和长大了的孩子之间的二三事，也挺平常的，无非刻蜡纸、买车票之类。要到文章的最后，我们才知道，这位被很随意地称为胖伯伯者，大名鲁令子；稍稍知情的人都会知道，他曾是省作家协会实际工作的负责人。而他，已于何氏作此文前不久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谢世。至此，我们心头就生起了一连串的感慨，乃至于鼻腔里面会觉得有些发胀；也便和何士光一样，感情的刀子，“一下子便割开了这颗迟钝的心”。这样的感受，哪里是那些“供给应付之语”所能提供的呢？</p><p class="ql-block">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许多文章实在太差劲了，包括好多自以为是文章高手所写的东西。我们的那些长文短章，太缺乏新创，太缺乏意趣，太没有嚼头和咬劲。那么我们就可能自问：为什么何士光可以写得那般花明柳暗，而我们自己，又为何总是灰扑扑得很呢？也许我们会说何士光有“才气”，而“才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东西。然而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就没有我们自身的后天的原因么？我们太习惯于几十年里养成的思维定势了，我们总是像戴师初所说的那样，只会按照“第一番发意”来建构我们的文章。（戴语见[元]陈绎曾《文说》）我们一向认定文章只有一种写法，从来也不去想想文章是可以有许许多多种写法的。更何况我们长期认定的那一种写法，实在是一种最没劲甚至最差劲的写法，是连“老生常谈”都不如的。那么在这个据说已经是“跨世纪”了的年代里，我们若还想继续把手中的这支笔用将下去，就不能再任脑袋瓜继续留在上个世纪里；就总得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叫我们写的东西稍稍见得人一点。 </p><p class="ql-block"> 2000年7 月</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原载：</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贵州经济报》2000年2月26日</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span class="ql-cursor"></span>《歌无止境——徐成淼杂感随笔选》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