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存藏的杀虎口朱批奏折

老右玉

杀虎口税关人员胸牌直径3厘米铜质清代

　　2006年8月，中共右玉县委为了深入挖掘“西口文化，”举办了“西口文化”论坛，会上从有关专家学者那里获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许多涉及杀虎口、右卫、右玉县的清代满汉文档案。
会后，时任县委书记赵向东同志萌发了整理出版这部史料汇编的想法。他亲自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对我说：“老贺，出版这部史料汇编，对进一步深入挖掘右玉的历史文化；对研究清代杀虎口、右卫、右玉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领域的历史状况；对今后发展右玉的文旅事业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希望你给咱挑起这一重任，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出版工作。”基于我当宣传部长的工作职责和对右玉地域文化有着难解的个人情节，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但在初开始张罗时，我到故宫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时，那简直是连“殿”也登不开，当我给领导出具介绍信时，人家连右玉这个县名都没听说过，说起杀虎口，反倒比较了解，我把县委的意图跟领导汇报后，人家给我的答复是，馆里存放的全国各地县级以上清代的奏折档案浩如烟海，我们无力接待此方面的事情。
虽说第一遭未吃闭门羹，但也被婉言谢绝，可我没灰心没放弃，接下来的日子，我不接久跑北京，连跑数十趟，终于感动了“上帝”，并取得馆领导的支持，馆长不但同意出版《汇编》，并且还专门责成满文处处长，研究馆员吴元丰先生，翻译所选满文档案二十五万字。有了领导的支持帮助，经过我和吴处长的共同努力，《汇编》最终于2010年上半年定稿。
当我把这一情况向县委书记赵向东汇报后，他十分高兴。由于，那个时期右玉的财政状况并不怎么好，财政只能保吃饭，保工资，县里很少能够拿出闲钱来搞其它文化事业，原本《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准备付印三千册，可事到临头，赵书记跟我讲：“老贺，再加印两千册吧，你费了很大的劲，搞出这个《汇编》不容易，再说它也是咱们右玉历史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尽管我们光景并不宽裕，但我们可以从别处挤一挤。”就这样《汇编》于10月1日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一版一印五千册。

《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上中下2010年出版（一）

《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上中下2010年出版（二）

　　之前，我本打算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有关杀虎口、右卫、右玉县的近百件清代朱批奏折，一并集结于一书出版，但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愿。实际上在编辑奏折汇编一书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资料我已拿到手。早在西口论坛会上，台北师大教授吴美凤女士，她不知听谁说，我手上有右玉宝宁寺水陆画资料。一天黑将来，有人领着她到县委公寓楼找到我，我拿出水陆画的全套照片给她看，她一张一张仔细认真挨着看，看了足有一个多钟头，看后她觉得非常震撼，她挑选出两三张，问我：“贺部长，咱们可否交个朋友，这几张照片能否送与我？”
我说：“没问题。同时，我也有个小小要求，就是请您要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有关右玉的朱批奏折详细情况为我讲述一遍。”她说：“台北故宫所藏的四十余万件清代档案中。目前已整理出来涉及杀虎口的朱批奏折近百件，大部分为军机处档，少部分是宫中档。最早的一件是雍正二年（1724）由大学士马齐奏报的“查办杀虎口关监督萨齐库征收税银数目”一事，最晚的一件是宣统年间关于“度支部为张家口、杀虎口关任期分别变通的事”。这些档案中，所奏事宜最多的是杀虎口监督具在任期内的税收、开销以及盈余的明细。重大事件有雍正六年（1728）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杀虎口是否设立关门事宜；乾隆四十五年（1780）直隶总督袁守侗上奏“为六阿哥从北京出发通过杀虎口到岱汉（今岱海）迎接班禅额尔德尼”等事情。”
吴女士讲述完毕，我问她：“您能否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帮我将这些资料复印一套？”她回答说：“可以。”我看她答应的如此爽快，见她对水陆画照片爱不释手，我说：“您既然喜欢这套水陆画照片，那就送于您。”她听后自然十分高兴，回到台湾后，没出两月就将复印资料全部寄与我。
当我得到这些资料，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反复认真进行了阅读，读后让我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杀虎口御批奏折量虽小，却反映了不少大事件。比如山西巡抚觉罗石麟雍正六年（1728）关于杀虎口是否设立关门的奏折，奏章中涉及到杀虎口木栅关口、万全桥、马市楼、关口暗道以及苍头河等一系列重要情况。
关于杀虎口暗道，当地的耄耋老人们都知道，但不清楚它的用途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由于右玉风沙大，沙土逐年将暗道淹埋了。2002年县计委维修杀虎口段长城，在清理根基时，洞口得以重现，人们七嘴八舌头，还是没有一人能够讲清它的实际用途，但在山西巡抚罗石麟的奏折中明确告诉人们，低狭的四层暗道是专供单身行旅的通道。
再有，在右玉大量的史料中记载，均说杀虎口税关始建于顺治七年（1650），而在此奏折中单另讲明，它始建于顺治八年（1651），因它属雍正皇帝亲自批阅的“朱批奏折。”所以更具权威性。
另外，在本奏折中，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明万历年间，建造的万全大桥及其大楼的有关情况，记载了康熙五年，因暴雨水涨，将万全桥东边六洞、并大楼一座、连边墙共冲垮六十余丈。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会同右卫将军，于雍正六年正月初四亲往杀虎口考察后，于同月二十二日写出本奏折，他们认为在原杀虎口收税木栅栏关口设立关门一座即可，没必要耗费大量钱财修复万全桥，在其桥上另造收税关口。
奏折经内奏事处呈送雍正皇帝后，皇帝阅后客观地用朱砂笔作出批示：
览所奏，审议甚属详细，但全赖你勘酌，朕未亲见，不便言是与否也。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关于杀虎口应否设立关门奏折雍正6年（1728年）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关于杀虎口应否设立关门奏折（一）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关于杀虎口应否设立关门奏折（二）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关于杀虎口应否设立关门奏折（三）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关于杀虎口应否设立关门奏折（四）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关于杀虎口应否设立关门奏折（五）

　　奏折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因用折本缮写而得名，康熙年间形成定制。它是官员向皇帝汇报请示问题的重要文件之一。官员缮写的周折要求装入皇帝赏赐的专用奏匣，上锁加封通过驿站或委派专差送到紫禁城的内奏事处，后由内奏事处呈送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砂笔批阅的奏折称为 “朱批奏折。”

雍正朝以后，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尊行之前，由军机处抄录一份，以供有关衙门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成为“录副奏折”。雍正帝还下令凡康熙的朱批奏折及他本人批过之折，在发还具奏人尊行后，必须于年终汇总缴还皇宫保存。

朱批奏折与录副奏折相比，朱批周折是原件，录副奏折是抄件，朱批奏折只有具奏时间，录副奏折还有朱批时间；朱批奏折没有记注性文字，录副奏折有启文事由、顺序编号、附件名称等记注性文字；朱批奏折用楷书缮写，录副奏折则用草书或行书抄写。从利用或研究角度讲，朱批奏折除有史料价值外，还有抄件无法替代的凭证作用及收藏的文物价值；录副奏折虽无凭证作用，却有更高的研究价值，所反映的内容比朱批奏折更为全面详尽。

杀虎口税关人员胸牌编碼68号

　　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在清代，它曾是国家一级榷关，据当地一些老者传说，光税官就多达百人以上，我未查到有关史料，不敢妄断税关人员的多寡，但我得到了一枚珍贵的清代杀虎口税征人员胸章，背面编码为六十八号，那也足可证明其收税队伍之庞大。

杀虎口作为清代进出货物的一个关市，随着货物流通量的逐渐增加，形成“道通北藩”“商贾络绎”的繁荣景象，向北绵绵不绝运送粮食、布匹、茶叶、丝绸，向南源源不断供应牛羊、马驮、皮革、木材。为此顺治八年清政府在此设监督一员，经课收税。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驻杀虎口税务监督官员的管理工作，要求他们以奏折形式适时向皇帝做出税收情况的工作汇报。因此，仅杀虎口税关，留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御批奏折就多达千件。

虽说自己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努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放的关于杀虎口、右卫、右玉县的御批奏折已经集结出版，遗憾的是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另一部分，目前 仍无法出版，那不是通过努力就可办到的事情，即便努舍腰也无济于事，只有期盼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北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的补充本出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才可做到白璧无瑕，完美无缺。

2016年9月5日于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