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写在父亲百岁诞辰之时

Kouwen

时光如梭，父亲已离开我们21年了，我和弟弟也已过花甲。近几年闲来无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文中经常有父亲的点点滴滴，因而萌生了要为父亲写点什么的念头。长我好几岁的表哥表姐在和我谈到父亲时颇为敬重，也鼓励我应该写写父亲。今年是父亲的百岁诞辰，我终于下决心来了却这个心愿。
为了写这篇父亲百年祭文，我托人从老厂封存的档案里找出了父亲的档案，我想知道他曾经历了什么，使得他封闭了自己，即使与最亲的家人也从不提及他的过往，母亲、姑姑、叔叔对他的过往一无所知。而我曾经与他的老师有过一面之缘，老师提到的父亲是个朝气蓬勃、性格爽朗、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与沉默寡言的父亲大相径庭。父亲的档案我看了整整一天，翻看着一页页泛黄的档案，看着父亲那熟悉的笔迹一遍遍的陈述自己的过往以求清白；想着父亲写这些材料时内心的委屈与不忿、孤独与无助，心中真是无比悲愤。
（ 一） 历史篇
　　一九二四年正月十一，父亲出生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关镇寇家寨。奶奶生了11个孩子，最终只有留下了4个（即父亲、大叔、小叔、姑姑），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且父亲与小叔差了23岁。尽管父亲出生时家道中落，爷爷靠做面条打零工养家糊口，但仍然供父亲和大叔上学（姑姑和小叔是解放后上学的）。父亲上过私塾，而后小学直到1943年初中毕业，在洛川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时期，之后经老师介绍去西安，在胡宗南抗战时期为国民党军官子弟办的中正中学读高中，直到1947年从中正中学高中毕业，父亲才离开陕西。至此，父亲离开了故乡，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我想当时的他一定是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着希冀。写到这里，我仿佛看见通往西安的泥泞道路上，正行走着一个天真充满生气、英姿勃勃的赤脚少年（曾听父亲说当年去西安，奶奶只有一双鞋给父亲穿，但父亲怕穿坏了到学校没鞋穿，只好赤脚走到铜川再坐车）。而年轻的父亲没有想到，正是这段求学经历影响了父亲的一生，使得一个爽直开朗、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变得谨小慎微、郁郁寡欢。
1947年父亲高中毕业离开陕西，流落到武汉，经友人介绍做了个小职员。期间因性情单纯耿直，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被人排挤打击陷害，艰难度日。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隐患。
1949年6月，武汉迎来了解放，父亲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1950年调入海军青岛基地交际处，负责基地送往迎来的接待工作。因为工作性质，他见过中央的高级首长、喝过最好的茅台酒、吃过那时一般人没见过的点心，休闲时打打台球，可以说是大开眼界。直到1953年被审查怀疑，调入海军基地速成中学当教员。这段时间，应是父亲一生中最高光的时期——心情舒畅、才华得到充分施展，当年的父亲可是篮球场上的健将、舞台上的帅哥。这些从后来因历史问题对他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窥见一斑。
1952年，随着肃反运动的开始，父亲的噩运开始了。先是小学二年级被身为三青团负责人的老师拉入三青团的事被人揭出；再是被污在中正中学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且因老师是中统，所以父亲也是；最可怕的是被人污陷在汉口期间有罪恶活动！因此，海军基地党委仅凭揭发认定将父亲作复员处理，耿直的父亲拒不接受，无奈只好把父亲调离交际处，到海军基地文化速成学校当教员。学校调查了三年，所有的调查材料证明父亲是清白的（小学入三青团是不知情、高中时已脱离三青团，区队长及军统是无中生有、汉口之事是当年同事的打击报复），那些所谓揭发材料均是在当时高压下的胡乱攀咬，其中一人竟然揭发百人之多，估计只要他认识的都倒霉了。但海军基地文化速成学校党委不敢否定上级党委即海军基地党委的结论，居然在结论中称没有证据否定上级结论，建议转业由新单位继续调查。至此，1956年父亲背着黑锅转业到了新建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1958年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经重新调查，做出了否定青岛海军基地党委对父亲所做的特嫌结论；文革期间父亲的问题又被人检举，1979年文革结束，4321厂党委重新调查也否定了青岛海军基地党委的结论。历经27年55岁的父亲终于彻底甩掉了黑锅。
我看着青岛海军基地党委不负责任的结论心如刀绞，就是这个结论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生啊！就因为这些父亲一直被党组织拒之门外，但还痴心不改对党一片赤诚，时时教育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曾经有一次弟弟无意之中顶撞父亲：你无限相信党，党怎么不要你！这可触了父亲的逆鳞，父亲大发雷霆！现在想来，这是父亲心中一辈子的痛啊！
我衷心感谢南无党委在调查结果与青岛海军基地相同的情况下，敢于坚持事实真相，还了父亲的清白，虽然一辈子没有得到重用，但在之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二）南京篇
1956年，父亲转业到江苏南京，进入新建的四机部所属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先是在学校办公室做秘书，后调到工会，最后的岗位是在供销科。尽管受到挫折，性格改变了许多，变得谨小慎微，但父亲直率、嫉恶如仇的本性还在，性格决定命运，他的性格让他吃亏了一辈子。
1958年，父亲与大叔商量，要将仍在陕西老家的奶奶、姑姑和小叔接出来，考虑到大叔在新疆，条件艰苦，所以决定将他们随父亲迁居条件较好的南京。至此，全家人到了南京，老家没有了近亲。同年10月父亲与世代居住南京的妈妈结婚，那年父亲34岁、母亲25岁。
母亲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小资本家家庭，兄弟姐妹五个中排行最小，外婆的娇惯使得她单纯善良、凡事不操心，再加上职业是幼儿教师，天天和天真的孩子打交道，真正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城市小姐的母亲，成了父亲大家庭里的新成员，南北方生活习惯的不同、经济条件的落差、与父亲的性格年龄差异，可以想象无论哪方面父母亲的差距有多大，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好在母亲的单纯善良、没有心机且随遇而安的性格，使得她很快融入了这个刚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大家庭，写到这里我还真的佩服母亲。
1959年9月，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新气象，我可是奶奶唯一见到并带过的孙辈哟。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姑姑小叔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粮食根本不够吃，母亲工资全交父亲凡事不操心（这样反而减少了家庭矛盾），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都压在父亲一人身上。母亲对家务事一窍不通，且期间父亲下乡搞社教，常常不在家，但有奶奶坐镇，家中倒也和谐安宁。可是奶奶身体不适应南京寒冷的天气，1962年终于撒手人寰。
之后的几年是我们家的多事之秋。奶奶去世不久，弟弟出生了，由于家中无人照看，母亲要上班，心大的把弟弟独自丢在家里八个月，之后才送到托儿所；而且因困难时期，弟弟无论是在母亲肚子里还是出生后，都没有基本的营养，导致体弱多病。没有老人帮衬的母亲的各种缺点都显现出来了：不会做饭，面条煮成坨；晚上睡觉不懂照看孩子导致孩子经常生病；不会料理家庭琐事......等等，母亲又是那种做不好就干脆不做乐得清闲的性格，父亲真的是家里家外所有的事都要操心。我记得从小生病是父亲管、全家大小的衣服是父亲管、换季的一应事情都是父亲管。以至于单位的同事都知道，我母亲的袜子都是父亲买的。现在想来父亲真的是很累啊！记得八十年代，我的三姨夫到我家做客，父亲很感慨的对他说：我们的丈母娘真的是坑死我们俩啦！我的三姨妈比我妈妈更糟！
这段时期，先是小叔初中毕业闹着要下乡，父亲坚决不允，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读书，怎么能放弃！无奈之下与大叔商量将他送到了新疆读书。紧接着姑姑生病休学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姑姑聪明能干学习成绩优异，爸爸和大叔视为掌上明珠，一心要培养她上大学的。唉！
　　直到1966年，父亲在南京待了十年，这十年父亲背负家庭的重担艰难前行。长子、长兄、丈夫、父亲，每个角色父亲都扮演合格。

（三）江西篇
1966年1月，我们家三线建设调到江西景德镇。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不服从，而且组织上承诺可以解决休学在家的姑姑工作问题，所以父亲说服了外婆，全家来到了江西景德镇。父亲在江西就再也没有挪动，直至离世在江西37年。
景德镇当时还很落后，父亲在供销科，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是大包小包带着吃的用的，常常是一条毛巾绑着两个旅行袋，前一个后一个搭在肩膀上，手上还提着。那时的交通可不是现在，火车轮船经常买不到座位票，一张报纸席地而坐十几个小时。可我们那时那懂父亲的艰辛啊，只知道父亲回来就高兴，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为曾经的历史问题谨小慎微，做了逍遥派，但一直提心吊胆。可能是因为当时单位是学校，知识分子多，有问题的人太多了吧，我父亲的问题还顾不上，总算没有被揪出去。可是，终究还是没有逃过被下放农村的厄运。
刚刚从繁华的一线城市南京，落到山沟里的小城镇两年，又被发配到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农村，且传说半年后停发工资自食其力。父亲已四十多岁，尽管出生贫寒，但从小读书从未种过田，更何况南方和北方大相径庭；就更别提母亲了，长到三十多岁都在大城市，没见过田是啥样、煤油灯都没见过，而且身体还不好！怎么自食其力啊。没办法，生产队里的累活父亲去干，母亲就跟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自己种菜吃，都是父亲带着十岁的我，翻地撒种施肥。山路上常常可以看180cm高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不到150cm的小姑娘抬着粪桶吃力前行。刚开始要洗被子，没有自来水，母亲不知道如何洗，父亲拿到河边洗，引来村里人的围观笑话——大男人怎么干这个！后来父亲调到镇上才相对轻松一些了。
在农村三年多，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兼带知青。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远离父母的庇护，在农村很是凄苦，父亲待他们如儿女，在他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无论什么事发生什么争执，只要父亲一说，立马服气。直到我们家回城之后，这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还经常来看望父亲。
在农村的三年多，我觉得父亲吃的苦最多，母亲则是最轻松的时期（没有工作压力、没有被人管的烦恼）。
1972年初，父母结束了下放改造，奉调回到了原单位，这时的江西电校已改制成了工厂——4321厂。
这时的4321厂人员结构已发生了变化，不单纯是教工和学生了。政工干部主要是转业军人；技术干部是原来学校的教师；基层管理干部是留校的学生，工人是在当地招的学徒工。因为文革尚未结束，工厂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转业军人和留校学生（当年的红卫兵）手中。父亲虽然回到原单位，但对他的调查仍在继续，直到1979年才算是彻底摆脱特嫌的黑锅。所以父亲仍然是夹着尾巴谨慎做人，我们一家人都被父亲严格管束着，从不敢惹事生非，以至于到父亲退休，我们进厂工作了，习惯成自然的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
父亲从此再没有离开4321厂，开始在供应科，最后几年被排挤到生产车间（尽管他做了几十年的供销，从来没有管理过生产一线）。因为他不是中共党员，所以一直是做中层副职，没有话语权，憋屈了一辈子。
1984年父亲以县团级待遇离休，他是厂里第一个提出离休的，他终于解脱憋屈压抑的日子，随心所欲的生活了！
离休后的生活丰富多彩，市里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是他常去的地方。当年在青岛海军基地学到的技能得到充分发挥，当时老干部活动中心无人会打台球，父亲成了免费的教练。
退休的十多年，父亲全面担起了家庭事务，负责一大家子的伙食，买菜烧饭乐此不疲。我和弟弟成家后，又帮助我和弟弟带孩子。可能是隔代亲吧，对外孙女和孙子比对我和弟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父亲已近耄耋之年，身体渐渐衰老，各项机能衰退，逐渐依赖于母亲的照料。2003年那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当时空调尚未普及，7月父亲几天发烧不退，我们紧急送他去医院，可医院病房也没有空调，第二天，父亲就因肺部感染离世！享年79岁。

（四）大家长

父亲有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在家里是说一不二。别看父亲在外面与人谈笑风生，可一迈进家门，立马就变脸严肃，不苟言笑，一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姑姑和小叔可能是年龄相差较大的缘故，真正是长兄如父，别人家的慈父在我家是没有的。我们（包括姑姑叔叔）从小到大直至成家立业，只要父亲一瞪眼，立刻鸦雀无声。如果说父亲是以长兄的威严让弟妹们敬畏，那么母亲则是以她的懦弱善良赢得了弟妹的尊敬，在母亲与父亲发生矛盾时，他们始终是站在母亲一边，总是怒其不争；母亲对农村来的奶奶从不轻视，以至于奶奶有事都不敢和父亲说，而是和母亲说；每当叔叔来探亲，全家团聚时，都是围绕在母亲周围谈笑风生，而父亲则端着家长的架子独自在房间，好像是不屑与这些晚辈聊天，而他在场大家也担心一句话不对被他斥责。这种状况直到1979年，叔叔家的小堂妹宏艳来江西小住才被打破，她可以去父亲身上撒娇，以至于姑姑家的表弟表妹吃惊感叹小堂妹胆大包天，那时父亲已近花甲。到了外孙女晶晶和宝贝孙子宁宁那更是宠溺无度，让我和弟弟无奈之下很是感慨。

父亲对我们姐弟从不护短，照顾孩子的自尊心在父亲那里是没有的，教训起我们是不论场合；但凡有人告状或说我们的不是，不论青红皂白错都在我们，相信别人胜过相信自己家人。所以我和弟弟直到工作，但凡遇到任何憋屈，从不和父母说，和母亲说了没用，和父亲说是找训。而且我们和父母在一个单位，父亲的耿直，得罪了人还不自知，让我们后来吃亏都不知道缘由。这种状况一直到2000年之后才有所好转。

母亲的性格（不操心、不善家务、不动脑筋），渐渐让父亲很是失望，慢慢的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与母亲基本没有沟通。而一直跟随我家生活的姑姑聪明能干，使得父亲在我成人之前，家中很多事情都是与姑姑商量，姑姑成家之后父亲也多有帮助。以至于单位里同事都说，父亲对妹妹比对老婆好。当父亲年迈失能失智时，看到我这个女儿都说是姑姑，可见姑姑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尽管父亲对母亲有诸多的不满和怨言，但公认的美男子父亲，始终忠于婚姻忠于家庭，为这个家劳心劳力鞠躬尽瘁。特别是在农村的几年，哪怕是劳动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照顾母亲不能劳累。我的大姨妈，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曾经说过：幸亏母亲找的是父亲，尽管他对母亲有各种的抱怨不满意，尽管对母亲不够尊重，凡事不与她商量。但是没心没肺的母亲一辈子不操心，被父亲保护的很好，衣食无忧，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父亲的专制和霸道是出名的，正是母亲的懦弱退让和懒惰，造就了父亲。我和弟弟、姑姑也讨论过：如果母亲能干些，在家中有话语权，父亲虽然家长作风严重，也不至于此。而这种一言堂使得父亲在关乎家庭的重大抉择中，不能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弊，而是凭自己的想法直接决定，失去了很多机会。比如：当年下放农村，父亲一意孤行要回陕北老家，母亲拿不出意见，所有的家人亲戚都说服不了他，最后还是我的三姨夫对父亲有影响力，才阻止了；又比如，八十年代初期，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重建，父亲的老同事力邀父亲回去，父亲直接就回绝了，要知道大城市对于下一代意味着什么啊！再后来，南昌重建南昌无线电校，基本的教职员工从原江西电校的老人中调，父亲安于现状又没有去努力争取；甚至在我和弟弟的升学、就业、婚姻上面擅作主张。而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后来知道时，为时已晚。

父亲一辈子节俭，他常常说他从部队开始就积蓄，辛辛苦苦才有这个家。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七十年代，我家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同龄人中条件算好的。可是我和弟弟经常为学校活动没有衣服犯愁，母亲不管，我们不敢和父亲说，只能是自己到处去借；父亲的里衣、家里的床单被子、凉席都是补了又补，实在不能补了几件拼一件。他辛苦节俭，说要给孙子留钱，身后也只有区区十万元，那可是他一辈子集全家之力的积蓄啊！

父亲作为大家长，对家里的亲戚多有关心。七十年代，我的大姨妈一个人带着孩子下放在农村，父亲特地带着特产去到那里，拜访当地领导，以求照顾；我的3个表姐结婚，父亲像给女儿一样各准备了一套大小木盆；小表哥迄今还记得，他十岁时父亲送他的帽子，那是他收到的唯一生日礼物。因此，父亲在亲戚们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比起我那高官的三姨夫更接地气。

1994年，父亲七十岁高龄时，一个人坐了近一个星期的火车去新疆看望两个叔叔。去之前我和弟弟不放心他一人前往，要陪送他去。从不说心里话的父亲说：你们去干吗？我是长兄，我有责任看看我们家族的另一半在那究竟过得怎样，否则我这辈子心不安。父亲在新疆克拉玛依度过了他称之为“这辈子最舒服的夏天”，当看到他们过着比我们还优裕的生活，他欣慰了、心安了。

（五） 我和父亲

我家每一代都只有一个女孩，而女孩子都比男孩子要聪明能干。所以作为家中的长女，我从一出生就受到全家人的关爱。而我的乖巧懂事，使得相对体弱闹腾的弟弟，我更得父亲的偏爱，就像姑姑深得爸爸叔叔们的喜爱一样。

自打弟弟出生，母亲的关注点就一直在弟弟身上，而我则更多的是跟在父亲和姑姑身边。记忆里幼时生病半夜高烧都是父亲照看，哪怕是拔一颗牙也是父亲带着去医院。父亲对我的学业从不过问，甚至从未去过我的家长会（也可能是那个年代的原因吧），但父亲对我家务女红方面特别重视，他固执的认为一个女孩子不会家务照料家庭会被瞧不起的，他是不愿让我步母亲的后尘。因此，我从十岁开始就被逼着学习干家务活了。开始是父母在农村被办学习班不能回家，只有我和弟弟在家，不得不自己弄饭吃、洗衣服；后来是只要父亲上灶，我就必须跟在旁边打下手，从怎么切菜切肉丝，到怎么拔鸡鸭毛、怎么剖鱼等等，真是手把手言传身教，那时我才上初中啊。以至于我从来都不喜欢过年过节，别的孩子都在快乐玩耍，我却在冰冷的水里洗菜、拔鸡鸭毛，双手冻的通红。

姑姑的聪明能干也给了我很大压力，父亲是姑姑会什么就逼着我学什么。但后来条件逐渐好起来了，我就不愿意再去学，毕竟学习还是很苦的。比如做鞋、比如包粽子等，始终我就没学会，这些都能买到了，何必再自己弄啊。为此，我常被父亲训斥。

大概是我十三岁时，父亲买了缝纫机和裁剪纸样。我又多了一项任务，跟着姑姑学做衣服，还请了邻居游阿姨教授我女红（游阿姨女红非常之棒），使我受益匪浅。从那之后的十多年，全家人的里外衣服都是出自我手，甚至于父母的好朋友也找我帮忙，我也因此在家属区里搏了一个心灵手巧能干的好名声。大概是那几年做的太累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非常抗拒熨烫衣服。

也正是父亲的这些逼迫成就了我，这些学习锻炼，使得我在成长过程中，具备了学习能力，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游刃有余，从容面对。

父亲对我做的几件大事，让我特别感动感恩。

1976年我高中毕业，父母面临是让我下放农村还是留城的选择。大多数家庭都是选择保儿子留城，而父亲毫不犹豫的选择我留城，因为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农村，将面临何种境地，他舍不得把我置于劣境。

我结婚时，是父亲给我准备了所有的床上用品、家用电器和压箱红包。父亲开诚布公的要求我：因弟弟条件不如我，在他和母亲百年之后，不要回来争家产。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遵守诺言，母亲去世后所有的财产均放弃给了弟弟。

当我面临分娩，婆家信奉一代管一代的理念不予帮助时，父亲主动提出让我在娘家坐月子，并且一帮带就是一年，父亲因此睡了一年的沙发。在之后我带孩子上班，父亲每天早上迎出很远来接我女儿送去幼儿园。以至于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每当我走在上班路上，就好像看见又父亲在路边接孩子，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到七十岁才有了孙子，因此变得特别重男轻女，所有的生活重心都围绕着孙子，一切都是孙子至上。以至于对我及宝贝外孙女视若外人，特别的不可思议。叔叔姑姑看到都感到不忿，为我打抱不平。时至今日我理解父亲，他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思想根深蒂固，他已经为我做了那个年代的父亲很少能做到的。我感激父亲曾经为我做的一切，父爱如山，铭刻在心。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曾经才华横溢，却一辈子心灵孤独的人；一个对共产党忠贞不渝，却一辈子不被信任的人；一个表面严厉不苟言笑，却默默关爱亲人的大家长；一个深受儿女们敬畏，却走不进他心里的父亲；一个孙辈心目中慈祥的爷爷外公。

时值父亲百年诞辰，谨已此文祭奠我的父亲，祝父亲在天堂再没有忧伤、快快乐乐！

女儿于2024年11月22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