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宗教面面观】…（六）…逝去的教堂

群生

位于原戈登路上（湖北路）二次新建的合众会堂旧影

【前言】…………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的崛起，逐渐开始以殖民形式对外扩张，经济上实施资源掠夺，思想上以宗教作为传播媒介，灌输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文化上以现代科学的进步理念，来冲击中国旧的封建礼教，以追求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来改变中国封建时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道德观念。

中国门户的打开，西方的传教士纷纷走入国门，前往中国各地传教，传教士们为了开拓传教之路，他们用欧洲高度发达、文明的现实，来改变中国本土旧的传统观念。他们以传播西方科技的进步，宗教的理念、世界的发展，以及域外的文明为内容，从助医、助教、助学开始，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西方的教会希望将宗教的理念，传播到人口众多的中国，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信仰，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几千年来固有的中华文化来说，西方宗教的影响力与传播途径，也着实过于狭窄和有限。直到晚清时期，中国旧的文化还是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坚守着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文化观。

而最早接触西方的宗教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天津，自开埠以来，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因此，天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接纳外来宗教文化最多、最广泛的城市。

诸如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锡克教、日本神道教等，都在天津这片土地上落叶生根，形成了近代天津中西宗教文化，开放、包容与共存共荣的发展时期。

位于原海大道（今大沽北路）在1862年兴建，老的合众会堂

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闯入圆明园并大肆掠夺，而后又将圆明园放火焚毁。并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在天津，英法联军首先占据了三岔河口，与军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商人和传教士。1861年4月4日，英国传教士乔治·殷森德（英国圣道堂的牧师）及夫人先后到达天津。当初来到天津这些英法士兵、侨民和传教士，分属不同的基督教派系，他们都苦于没有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便商议集资组建教会、兴建教堂。

1862 年，殷森德等人共筹得款项1300 美元，相当于当时的 420 英镑，购买了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东侧一块河泥吹填的土地。在等待土地沉降到位的同时，推选的委员会也开始招标教堂的设计，其它附属工作的推进，也相应完成。

1864 年 8 月 教堂竣工，殷森德同时宣布教堂开始启用。殷森德在剪彩仪式上自豪地说：“这所教堂，是我们建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教堂……“。

该教堂被称作联合教堂（又名合众教堂），尽管它是新教教堂，但它不分教派，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各个国宗教信徒的需要而设立。1865年殷森德又开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开始时教学就设在联合教堂的地下室。

租界时期，在天津建教堂传教的第一位英国圣道堂牧师殷森德

自1860年英国政府强划租界，后续又有法、美、德、俄等，共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英租界是当时发展最早也是发展最好的租界，外籍侨民增速明显。1890 年，圣公会教堂建成，而此时新教的联合教堂作为中国北方唯一的英语礼拜堂，已经存在了 26 年。这古老的联合教堂，已明显不能满足教徒们的需要。

合众会在英租界扩展地戈登路，（今湖北路）购买了一个块地皮，开始兴建一个更大的教堂，原来的合众会堂则开放给中国教徒使用。1896年7月5日，戈登路上新合众会堂开始启用。新教堂是一座漂亮的哥特式建筑，有高耸的尖顶，其座位比以前的老联合教堂多了两倍。

1896年，教会将神学院卖给高林洋行。教会将神学院迁到旧教堂，为学生们建了教室和与之相邻的宿舍，老合众会堂作为学校的教堂。1897年3月22日，在天津及其他教区工作了37年后，殷森德偕妻子和女儿离开天津返回英国。1904年11月28日，殷森德牧师因肺炎病逝。

1904年，长老会的格雷厄姆牧师，被委任为合众会有史以来第一个常驻牧师。1907年，由公理会委派的格里菲斯牧师继任。

天津大地震时，被震损老建筑，也许这不是湖北路教堂，但当年被震坏教堂也不在少数

基督教会同天主教会的机构和组织形式不同，各派系之间独立性很强，而当初合众会堂的建立，应该与早期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当初的1866年，在天津居住的外国侨民有112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各派系的教徒，他们有英美驻津的官员，也有经营贸易的富商，这些人的文化品位和身份都比较高，而且他们大都居住在当时天津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宫北一带。1870年望海楼教堂促发"天津教案"后，他们才陆续搬入天津的各租界定居。

19世纪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中外官方交往的增多，一些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侨：例如医生、律师，以及从事军事、兵器、工程等方面的专家，也陆续来到天津，合众会堂也成为了他们经常出入的专属教堂。

随着天津的外侨人数逐渐增加，到1897年，在今天湖北路与保定道交口处的合众会堂，再次改建，并相应扩大了规模与面积。后来，一些在天津各洋行中供职的华人基督教徒，也来到合众教会堂，参加宗教活动。

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天津的解放初期，均由华人牧师吴承田，来主持的基督教的日常教务活动。随后又把小白楼教堂，也并入了合众会堂，改称为湖北路教会（历史上的戈登道）均由吴承田主持。1976年天津大地震时，教堂震损严重，随后被拆除。

当年“合众会堂”与“湖北路教会”的原貌，只有居住在附近周边的老居民，或许还有些印象，当然，这些老住户的年龄，恐怕都已经在七旬开外了。从历史文物保存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也是一个遗憾。随着岁月的流逝，租界时代的传说，也渐渐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天津东丽区向阳村仁慈庄天主堂照片

随着城乡交通业的迅猛发展，地球仿佛也变得越来越小，四通八达的公交网络，高速铁路以及空中航线的增多，也开始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天津机场也开始扩大使用面积。在如今在天津机场的南端，曾经有个天主教徒聚集的向阳村，就因机场的扩充，而被迫征地外迁。

如今向阳村已经人去村空，仅余下一座空荡荡的老教堂，还孤零零地守护在那里。而村民中的天主教徒，鉴于飞机场安全的原因，已无法再进入这座教堂从事宗教活动。

不但是向阳村，包括整个天津市郊的幺六桥回族乡，都处在飞机场扩充的范围内，原来世世代代居住繁衍的家园，已经是一大片空地，原址的几个行政村，如今基本都已腾空外迁。

各个村落的原址上，现在一眼望去，只听见那接连不断马达轰鸣，而天上却连一只麻雀都不见踪影了。原来的向阳村，如今紧靠着空客的总装车间，每天只有来去匆匆接送职工的班车驶过，除此之外，却没有一个来往的路人。

村民们离开曾经居住过几代人的老宅，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安家落户，那座守护了一生的老天主教堂，虽然也已列为拆除的范围之内，但根据当地教会与政府的协议，还是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守望着已经没有一个教徒的空房子。

向阳村名称的历史由来

“向阳”村，不用说，这是一个充满年代感的名称，那还是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时期。火红的年代，诞生了火红的名字，似乎是在暗示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曾经给人们带来的教训。

其实向阳村最早的时候叫"仁慈庄"，再之前，也就是刚刚有人居住的时候，还曾叫过"下场、四十间房"等等最简单的代称。

而“仁慈”，却是个有宗教色彩的字眼儿，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大多都是天主教的教徒的后裔，而他们的后代，除了以此作为对前辈的尊重，还有就是寄希望把仁爱的精神，一辈辈传承下去。

说起向阳村的历史，据传说，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望海楼教堂的神父雷鸣远，在天津东部购置荒地10顷，建土房40多间，又从蓟县、宝坻、交河及山东无棣等地，招募来了贫困的乡民，到此落户，形成村落。

而后又以这里为据点，向附近的居民传教，据说当年如果村民信奉宗教，每人就可以得到两块大洋，同时还可以分配到一块耕种的土地，得以养家糊口。此事的真假并不重要，也许是当地的村民，为了传教的目的，而口口相传至今。

史料记载，仁慈庄的村民秉承了仁慈的传统，始终保留着仁慈的一片善心

这是一座由天主教会创建的教徒聚居村，由雷鸣远神父为其取名“仁慈庄”。1966年8月25日，仁慈庄登报改名向阳村。这在那个年月是一股潮流，不过大多数的村民，在文革后，联名请求改回原来的名字，却未得到了当地的主管部门批准，因改名称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麻烦，因此，向阳村的村名仍然保留了下来，但当地村民还是习惯把自己称之为仁慈庄的人。

进入新世纪，向阳村拆迁，全体村民向北搬了十公里，住到了金桥街“九园”中的“慈园”，并新建了一座天主教堂，仍名“向阳天主堂”。但作为天主教村落中，在原址上仍然保留着一座孤零零的天主教堂，大概是希望留给老村民心中的一个纪念吧。

如今，向阳村老天主堂矗立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大门紧锁，已经废弃。教堂坐西面东，东西长27.5米，南北跨度15米。青砖结构，哥特式风格，两座钟楼四层通高14.5米，后门设置小阁楼一座。

老向阳村的村民们曾向有关部门建议，把这座教堂作为历史文物，长久地保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在历史上，村民秉承了天主教的传统，传播着仁爱与善良

向阳村天主教堂，在历史上由雷鸣远神父，募资建造于1906年，最初设计容纳200人。后来在1934年重修时，扩建为容纳700人的规模。

抗战时期，教堂曾出资购买国外的武器装备，武装村民护村自救。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曾经收容过逃荒到天津的流浪灾民。

1958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宗教被视为邪教，致使向阳村天主教堂被关闭。一直到1983年以后，才又重新恢复教堂活动。

1987年，市、区、乡三级政府拨款，加上教民捐款，共集资11万元，拆除了1934年重修后的老教堂，建起了眼前矗立在机场荒地上，这座“新”教堂。

转眼又过去了近四十年多年，而眼前的这座老教堂，也已经孤零零地荒弃了近二十年之久！

1909年在原河东区十一经路俄国公园内，建造的第一座东正教堂，（明信片）

说到天津河西区琼州道上的东正教堂，很遗憾，那只能是停留在人们记忆里，半个世纪以前的模糊影像，在原址上如今早已经是河西区医院，而医院所在地，琼州道和福建路交口，曾经有一座著名的东正教堂——圣母帡幪堂。遗憾的是，命运多舛的东正教堂，终于还是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只能从明信片上看到它最初的样子了。

这座“洋葱头”式的建筑，样子非常漂亮，在老的照片中，还能领略它往日的风采。它是天津境内第一座东正教堂，也曾是东正教天津教区的主堂。

东正教是20世纪初年传入的天津，但天津当时并没有东正教堂。到了1909年，将俄租界露西亚公园（俄国公园）内的北清事变纪念塔，改建成了教堂，命名为“救世主堂”。这座教堂非常小，仅能容纳20人左右。

进入20世纪20年代，大批白俄难民进入哈尔滨、上海和天津，其中陆续到达天津的约有5000多人。1922年，北京东正教会，派维克托尔到天津任本堂司祭，他将救世主堂加以扩建，能容纳数百人，同时更名为圣母帡幪堂。

在1942年，在河西区琼州道上重建的圣母帡幪堂老照片

当时的圣母帡幪堂最初是位于原俄租界的俄国公园里，也就是现在的河东区十一经路一带。如今，留给人们的记忆，只是大光明桥河东一侧的俄国领事馆旧址，院内还存在着迄今已经120年之久的小楼，仿佛还给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到了1939年，那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日俄战争，俄国失败以后，日本政府的嚣张气焰高涨，甚至可以说是目空一切。

日军为了在天津建立华北战争的供应基地，俄国公园也一并征用，并强行拆除俄租界内的圣母帡幪堂，改建为军用仓库。

俄国政府出面交涉，日军便将六区，也就是美租界的西大道，现在的河西区琼州道上，一片华人的地产作为抵偿，并拨款17万日元，作为建筑费用用以重建。不过建筑费用之低，只能在建筑上偷工减料，在日后的地震中，就足以证明建筑质量之差，震损也是正常的结果。

1942年，琼州道上的新教堂按原貌重建，仍称为圣母帡幪堂。现在仍然能见到当时新教堂复建施工的老照片。可惜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这座教堂破损严重，1980年被彻底拆除。

河西医院的圆形会堂建筑

目前，我们仅能看到这里有一座河西医院，而很少有人记起50年前的那座“洋葱头”了。在圣母帡幪堂的旧址位置，是医院里的一座会堂，会堂建筑是圆形的，也是在原来教堂基础之上建造起来的。

如果从空中俯瞰，建筑的屋顶已经是破损严重。其实这也是因为当年医院在建筑时，利用了老建筑的基础，而一栋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建筑，本来当初建筑的质量问题颇多。

如今为了降低成本，减少了新建筑的基础施工，利用了本来就问题多多的老建筑，如果要再次进行维修的话，显然已经是得不偿失了，只待有一天彻底的推倒重建，那才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

维斯理堂是市区最大的基督教堂，位于租界时期的福熙将军路（今天滨江道201号）

当年的原法租界福熙将军路（今滨江道）与德大夫路（今河北路）交口处曾有一座大教堂，名为维斯理堂。维斯理堂是市区最大的基督教堂，它由美以美会（后称卫理公会） 创建，坐落于福熙将军路上（今滨江道201号），1913年5月建成。

当年的维斯理基督教堂的主要建筑是砖木结构的礼拜堂，礼拜堂内圆外方，堂高15米，分为一楼、二楼和地下室共三层，堂内有八根圆柱，是拱形圆顶，构成八角形。钟楼高约18米，内置美国造西洋钟，顶端装有1米多高的包铜大十字架。教堂内设有800多个铁腿木折椅。牧师楼为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是牧师的宿舍。

1872年，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达吉瑞和刘海澜从北京到天津，先借住在紫竹林圣道堂，不久在海大道(今大沽路）买地建造教堂。因纪念卫理公会创始人英国人约翰维斯理而得名维斯理堂。

1903年，卫理公会将海大道旧有的维斯理堂出售，在法租界福煦将军路（俗名梨栈大街，今滨江道）购地3亩多。1913年建成建筑面积达2249平方米新堂，由美国牧师达吉瑞主持。

1935年，在大礼堂东侧扩建二层混合结构外堂楼房一座，楼下有小礼堂对外布道，楼上有客厅和办公室，并有过桥与大堂相通。1919年8月，美国美以美会布道使狄克逊发起成立了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开展联合布道活动。1942年1月，在当时日伪政权的强制下，基督教联合会宣告解散。同年10月，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团天津市分会和津海道区会。

1991年滨江商厦施工，卫斯理教堂严重受损，1996年被拆除，留给人们以莫大的遗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华北基督教团宣告解体，美国传教士重回天津，于同年12月恢复了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天津基督教著名人士雍涛于1945年9月发起成立天津基督教联合协助会，自任董事长。

据1950年统计，天津基督教堂计有42处，其中较有名的有卫理公会的维斯理堂，公理会的岗纬路堂，中华基督教会的仓门口堂，合一教会的合众会堂和圣公会的诸圣堂。

当时全市有教牧人员60余人，信徒约7000余人。维斯理堂不仅是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教务活动中心，同时也见证了天津近代的历史风云和日益增长的信徒群体。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就在教堂的地下室进行革命活动，主持进步社团“觉悟社”的成员会议。

1919年9月，李大钊曾在维斯理堂为天津青年作《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讲演，呼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必须坚持到底”。

并具体提出"三要的主张：“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反帝"，也是李大钊在津演讲的重点。演讲后李大钊还同觉悟社社员举行了座谈。

1996年山西路维斯理堂新址开放后礼拜堂内部的照片

1958年，天津基督教会与全国各地教会一样，推进合一工作，将原有的各教会堂所合并为四处：滨江道堂（原卫理公会维斯理堂）、仓门口堂（原中华基督教自立教会）、浙江路堂（原圣公会诸圣堂）、岗纬路堂（原公理会岗纬路堂）。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影响，教会被迫停止一切宗教活动。1979年9月，原滨江道堂首先恢复了教会的日常活动。1981年，天津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成立。

1991年，滨江商厦在一期施工中，因地面发生沉降，对维斯理堂的基础造成损害。1995年，滨江商厦二期工程施工，经与天津市基督教两会协商，决定将原维斯理堂拆除，在哈密道与山西路口择址新建山西路教堂。

1996年4月，新堂落成。新教堂建筑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为大礼拜堂、小礼拜堂和办公楼。礼拜堂内宽敞明亮，面积比以前扩大了一倍，环境亦明显改善。

已经在海河岸边存在了120年的租界时期俄国领事馆

【结束语】…………

在老天津卫，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天津成为被迫开埠城市之一，致使传教的、经商的、幻想发财的，还有其它的大量境外人员涌入。

天津作为九河下稍，本来就是外来人口聚集之地，青红帮、三不管儿、杂扒地等等，数不胜数，老城区到处是拉帮结派、鱼龙混杂，记得当年老城东北角有一个早市，本来是个很正常的集贸市场，结果被社会上的一些烂人给整成了"鬼市"！各色人等独霸一方，搅得市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开埠之后，又来了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到处建教堂传经送道，天津卫真可谓是全活儿了。也不知是延续了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佛教、道教显得太空洞，看起来没着儿没落儿！倒是西方宗教除了建教堂以外，另外还建医院、建学校、建育婴堂等等基础设施，老百姓看得见、摸的着，反而来的更实惠些。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教，加入了西方宗教队伍的行列。因崇尚洋教的越来越多，致使各色教堂也像雨后春笋一般，越盖越大，越盖越多。这样的结果，这样的历史，让天津的百姓，崇尚西方的建筑与文化，倒成了一个主流与时尚。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租界时代的产物，五大道、意式风情区，反而成为了天津的一个名片与标志！怀旧本是老一代人的天性，可到了如今，整个社会却都在崇尚西化，不知这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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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群生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