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的窗

雨之忆

三分之一的窗

某税务局即将根据政府要求搬迁至新区的消息在局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般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内部的科室就开始了暗流涌动。组织人事股、财务管理股以及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等部门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亲自前往新址，从风水、面积等多个角度为领导们精心挑选办公室。随后，这些部门也为自己预留了宽敞的空间。紧接着，与局领导关系密切的科室负责人也纷纷内定了自己“好地盘”。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工会仅有的两个女人，居然各自分得了一间办公室。公开的理由是工会的两个女人关系不融洽，而私下里大家议论的真正原因是其中一位年长的女士是某乡镇一把手领导的配偶，她平日就显得嚣张跋扈，好几次在局长开会尚未结束而临近下班时，她都会毫不顾忌地对局长说：“局长，我丈夫某某在楼下等我，我先走了。”另一位则是以“毒舌”著称的女性，她擅长搜集他人的个人隐私，包括许多领导的私事，她都掌握了不少信息。最近，她又开始绘声绘色地串门聊天，谈论新办公室分配的事情，炫耀自己以及那些重要科室在争夺地盘时的“辉煌战绩”。

在单位搬迁的前半年，几乎所有科室都似乎已经提前踩点，对自己的新办公室了如指掌，只待搬迁之日的到来。然而，税收风险管理科却异常平静，没有任何动静。该科的负责人小刘在单位里并不显眼，甚至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科长”。他自重点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税务局工作，不久因某些关系迅速晋升为财务管理股副股长。但好景不长，在一次偷税漏税巡查中，他负责的项目数据出现遗漏，导致他被调整到现在这个相对轻松的岗位。尽管年纪轻轻，他在局里的资历已算老员工了。他见证了五任领导的更迭，但他对上级不擅长讨好，对同级不善于交际，对下属则总是摆出领导的架子，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某某（即使是对老同志也直呼其名），你过来，我有事情要交代，这事你得落实到位。”因此，平日里也没几个人真正把他当回事，他几乎成了一个可以被忽略的角色。尽管手下人多，但大多是从下设乡镇税务局借调上来的，其中不乏犯了小错的干部或是年纪稍大被迫退位的老科长。这样的团队组成不难想象，局长当初承诺让他们轻松度日，而小刘想要摆出架子“管住”这些人，并非易事。平日里，他们对局里的工作已无太多热情，建言献策大会，领导也基本不邀请他们参加，以免“集思广益”产生太多与领导意图不符的想法。

这次，当税收风险管理科的成员们看到其他科室都分到了理想的办公室，而自己科室的落脚点却迟迟未定，他们出乎意料地团结起来。周五午后，科室成员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并邀请了他们的负责人小刘。大家的意见是怂恿小刘去查看他们的新办公室。起初，小刘自信满满地表示：“我们科室人数是全局最多的，肯定会分配到很大的面积，领导都说了按需分配。”但在大家的鼓动下，他最终还是被一伙人推着一起去了新区的新办公室。从一楼参观到七楼，他们发现大多数科室空间宽敞，有的科室甚至还有专门的接待室，门上挂着自制的牌子，写着“**科室”，宣示着“此地已占”。他们转了一圈，直到七楼才看到两间尚未被认领挂牌的办公室。然而，当他们推开虚掩的小门，眼前的景象让小刘和其他成员都愣住了。有一间还算大，勉强能容纳10个科员，但隔壁的那间却小得可怜，不足6平米，如何容纳三个人和设备？旁边的副科长是个刚分配来的小姑娘，她跟着转了一圈，已经被新办公区的甲醛味熏得快要呕吐。她赶紧去小间开窗透气，却发现窗户拉不动。其他人过去一看，才发现了其中的“奇葩”之处：因为办公室被隔成两间，这个小间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窗户，另外三分之二则在另一间，也就是说两间的窗户都被卡死了。

随即小刘电话联系办公室的小李确认情况，小李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经挂牌认领了自己的办公室，现在只剩下这两间，就是你看到的七楼的这两间。原本两间是一样大的，后来领导的司机也要一间，就把其中一间隔开了。大家一听，气愤不已。这些被“边缘化”的人，虽然内心早已习惯了失去职权后的冷遇，但当这种不公如此赤裸裸地侵犯了一群人的利益和尊严时，他们很容易形成一股“同仇敌忾”的愤怒气势。他们表示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其他科室三个人的办公室都比他们10人的大，没有一间办公室像他们这样有畸形窗户。于是他们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对小刘科长也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要求他去找办公室理论。小刘从未如此被大家重视和拥戴过。“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他自然要代表大家扳回一些颜面。

第二周星期一一上班，小刘就带着办公室副科长敲开了李伟的办公室。李伟当时正与下属单位的一位女士闲聊，女士面前摆放着一大盘切好的水果，正用牙签娇滴滴地招呼邀请：“伟哥、平哥快来尝尝，这水果很甜。”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这让小刘科长感到有些不自在。说起李伟，他原本只是乡镇税务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后来不知通过何种关系，在前任局长的安排下被借调上来，负责办公室的一些文案工作。他看起来是个老实听话的人。然而，新局长上任后，李伟的好运来了。据说他是局长夫人的亲戚，因此新领导以女秘书不适合随行下乡检查工作为由，迅速将原来的办公室主任调离，李伟则一步登天，不仅将关系转到了局里，还接任了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他一时成为了焦点人物，局长下乡时总会带着他。他穿着白衬衫，将头顶稀疏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副老干部的派头。原本办公室的工作，他都推给了其他科室，每当遭到拒绝，他就会板着脸说：“这是局长的要求。”有几次，分管副局长与他发生了争执，但结果却是副局长被他向局长告黑状，局长在大会上开始敲打，意味深长地说：“李伟说的就代表我说的！我们局里很多干部缺乏担当，遇事总喜欢推诿，这是能力不足的表现……”从那以后，各科室更是敢怒不敢言。

小刘科长虽然在局里资历颇深，却似乎从未真正进入过历任领导的视线，因此从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就感到底气不足，眼神游离，连想表达的话都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李伟见状，并没有邀请他坐下，但大概也明白了他的来意，便极不耐烦地回应道：“这都是领导安排好的事情，找我有什么用呢？”李伟的话，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小刘心中最后的一丝幻想。小刘决定豁出去，大声回击道：“这局里还有公平可言吗？”李伟听到这话，眉头一挑，厉声回击：“公平？这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公平，你是越活越天真了吧！”小刘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似乎有怒火要喷涌而出，但又不敢或不能真的爆发。这些年来，他已经习惯了不被领导重视，万一再得罪了领导身边的红人，未来的日子恐怕会更加难过。他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脸色阴沉地回到办公室。此刻的他，懦弱得仿佛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回到办公室，副科长向大家传达了办公室的回复，众人听后义愤填膺，却又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回忆起这些年在科室里度过的枯燥无味的日子，从人事调动到资源分配，从权力的角逐到利益的交换，他们深刻体会到了一个现实：在这个世界上，人事的复杂和不公，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就这样，小刘科长和他的团队在狭窄的“过道式”办公室里工作了三年。期间，领导几次视察时来到这个办公室，大家也提出了办公室空间狭小的问题。局长总是认真地回应说：“确实小了些，但局里的条件有限，你们说说看，让谁给你们腾位置合适呢？”这个问题又被抛了回来，毕竟，一旦有人占据了位置，谁又愿意主动让出来呢？从此，大家便不再提起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局里迎来了一位新局长。新局长在听闻了前任局长任人唯亲、权色交易等绯闻事件后，深感自己应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因此，他迅速采取行动，将前任局长身边的“红人”李伟调至乡镇税务局，那些与权力和私利有关的人物也被调整到了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他们曾经为了争夺得不亦乐乎的地盘和风水宝地，如今也转交给了其他人。小刘科长和他的科员终于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办公室。那个因窗户问题而曾被闲置的办公室，现在已被改造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警示窗”，它成为了一个提醒，让所有人铭记过去的不公和教训。

税收风险管理科的同事们仿佛经历了一场“沉冤昭雪”，他们的心情也随之振奋，对新局长的明智决策赞不绝口，并且乐于向每个人宣扬新局长的英明和公正。而那些曾经的权力中心宠儿，现在似乎与税收风险管理科的同事们互换了角色，开始怨声载道。他们曾经享受着特权和便利，如今却感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冷落，体会到了权力更迭带来的无常和苦涩。这似乎应验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的得意与今朝的失意，正是世事无常、权力更迭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