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的美篇

董健

作者姐夫马允直，西安人，1941年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3年大学毕业，系高级工程师，又能做饭又能作画，母自1998年由香港回西安后由姐夫和姐姐照顾，在母亲2007年住院的5个月来，姐夫最辛苦，2007年1月25号作者与姐夫在医院守护在母亲身旁。

420病房地板被烧焦“事件”

我妈住院的这5个月里，我和我姐、姐夫天天到医院，头一个月是我姐和姐夫照顾，1月25号给我妈做了“肾罩漏手术”后，由于我姐和我要开省政协会，便在医院的护理部请了护理人员，这样我姐夫就能稍微得以休息。

咱内地住院护理要靠家属，家属劳不下来，可自请护工，香港的医院可不是这样，一旦病人住院，你家属想护理你的亲人都不行，除探视时间外，家属不能留在医院。院病人的治疗、护理、餐饮全由医生护士和医院的护工负责，政府医院的费用开支全由政府包揽，病人在出院时每天只交100元港币就行了。

但你如果不是香港居民，急诊除外，得了病后想在香港住院，那就要每天交纳3800元港币，全由你个人掏腰包，政府就不给你出了。

但比较之下，咱内地医生和护±的工资和香港医生护士的工资就差的太远了，省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工资和奖金加起来平均每人每月一千多元，但香港政府医院的医生每月工资要几万港币，护士的工资平均每月也有两万多港币。

香港为什么很少出现医患矛盾呢？是因为医院的开支是政府出，政府等于是一家托两家，病人住院看病的钱和医生护士护工的钱都由政府出，医院不存在资金包不住而被逼搞创收的事，所以也就不存在内地这样常发生的医患矛盾问题。

但从长远来说，香港政府在医疗开支方面十分庞大，每年有几百个亿港币的支出，而政府的税收是否能应付这样的开支，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香港的医疗制度是当年英国人主政香港时制定的，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各种法规包括医疗制度都沿袭了下来，但由于香港的工业因竞争成本问题，所以大都迁到内地。香港这些年的税收就受到影响，但香港政府打脸都得充胖子，前几年政府拟聘请外国专家研究用个人买医疗保险的方法，结果市民、立法委员反对，政府只得搁置了这个方案，但从长远来说，香港的医疗制度也存在隐患问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内地是病人有意见，医院也有难处，也难为了政府，针无两头尖，实在让三方都头痛。社会在逐步进入老年社会，人老易病，这个矛盾只能先设法缓解，要根本解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光是管理问题，根本问题是财力问题。

我妈是碑林区医院的退休职工，退休后移居香港，在香港住院政府掏钱，在内地住院已进入医保，按规定住院治疗自己掏三分之一，政府掏三分之二。

在我妈住院期间我给省医院送了三面锦旗，一面是给泌尿外科送的，上写：“华佗再世，妙手回春，九十高龄，肾术成功。”另一面是给住院的干二病房送的，该病房属营养科，上写：“医术精湛，护理周全，九十高龄，再获延绵。”第三面锦旗是给护理部，该部是推荐护工的，上写：“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管理有方，护工负责。”

我买了几箱柑桔放在病房，只要是护士或实习护士来给我妈量血压或量体温，临走时我都给她们口袋放两个桔子，她们不要，我坚持要放进去。我说：“医院空气不好，你们成天与病人打交道，增加点维生素C也是应该的，为了病人，增加你们的抵抗力也是应该的。”这一说，护士也笑了。

征得护士长同意，我姐从家里带来了200W的电热杯给我妈热牛奶用。护工冬兰嫌医院的面条不好吃，时间长了她想做扯面，谁知买来的电炉质量不好，炉底没有隔热层，先把电炉放在地上，面刚开，锅里冒气地上冒烟，赶紧关火，可一看糟了，把病房的塑料地板烧了个窟窿，面还未熟，赶紧把电炉放在凳子上。谁知凳子上的油漆又冒了烟，这下麻烦了，面未吃成先损坏了医院的公物。

我赶紧去买了喷漆，先把凳面铲平打光，然后喷了三遍漆总算遮住丑了。地板修补就麻烦了，我跑了几个地方，最后在大雁塔建材市场找到了合适的材料，买了胶水和切刀，我赶到医院，将那块烧焦的塑胶地板起下，重新补上，这才心安了。

护士长见我修补的还可以，便没怪罪。她说另一个病房地上的胶地板也坏了，我二话不说，提了工具赶紧去补，将功赔罪。因为我妈住在这里，我天天来医院，与医生和护士抬头不见低头见，让人家讨厌就不好了。

正是：我妈住院我陪伴，天天要到医院来；烧坏地板我有责，修复过后心瑞安。

姐夫马允直退休后上老年大学，自学国画，由于本身有文化修养，所以学来挥笔自若，他作的画连专业画家都称赞不已，这是他的山水画，挂在香港家里，特照下与大家共赏。

董健微信公众号:dongjian491021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