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江南造物馆（四楼）</p><p class="ql-block">山明水秀的江南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光辉典范。长期以来，人们在这片美丽的水土上生活并进行着丰富多样的物质与精神创造活动，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如果说江南文化是中国古典美和诗意生活的最高代表，那么其中的江南工艺造物，便是托起这美与生活的坚实基础。丰富的工艺品类和庞大的产品数量，真切地反映着江南丰沛的社会生产力和发达的生产体系；层出不穷的巨匠名工，代表着江南人民旺盛的创造力；卷帙浩繁的造物典籍，标志着江南手工业文明的学术成就。这些精美的江南造物，无疑是中国工艺造物领域里风韵独绝的存在，也是最集中体现江南人民劳动智慧与审美精神交相辉映的物质文明成果。本次展览将展现江南地区的工艺品和艺术品，特别是江南艺术家和工艺名家的制作，引领大家一起领略江南造物的美丽与繁华。</p> <p class="ql-block">潘西凤留青菊石图笔筒</p><p class="ql-block">清雍正四年（1726）</p><p class="ql-block">高10.2厘米，口径6.3厘米</p><p class="ql-block">这件是清代竹刻家潘西凤雕刻的留青菊石图笔筒。所谓留青，即利用竹皮与竹肌色泽的差别进行装饰雕刻。该筒身雕饰有洞石一块、菊花三朵、青竹二枝并杂草数茎。青筠去留得当，薄厚恰到好处，风格清妍精雅，透露着江南深厚博大的工艺技术基础。笔筒刻有“雍正四年”阴刻款，即1726年。</p> <p class="ql-block">鲍天成制仙人浮槎犀角杯</p><p class="ql-block">清</p><p class="ql-block">带座长23.2厘米，宽7.5厘米</p><p class="ql-block">这件犀角槎杯依角形雕成树干形浮槎，槎上一高士持书卷、麈尾端坐其间，槎底刻翻卷的波浪。这是晋代张华《博物志》中的仙人乘槎的故事。鲍天成，是明中期吴县人，即今江苏苏州人。他精于犀角雕刻，时人称为吴中绝技之一。此杯系目前存世犀角杯中唯一由他制成的，十分珍贵。</p> <p class="ql-block">考古馆（四楼）</p><p class="ql-block">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现代都市，更是有着六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考古发现，上海地区经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西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等时期，历史文化轨迹清晰、一脉相承。</p><p class="ql-block">崧泽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先民在上海活动的最早遗址之一，将上海的历史推至6000年以前，距今55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是第一个以上海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p><p class="ql-block">福泉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和祭祀遗迹，集中反映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的发展和史前文明的高峰。</p><p class="ql-block">广富林遗址命名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广富林文化，填补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空白；而在此发现的大量周代遗存显示上海地区已走上城镇发展之路，出士的吴越风格青铜礼器表明区域中心的存在。</p><p class="ql-block">青龙镇遗址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证明上海地区是距今1000多年前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和对外文化开放的中心之一。</p><p class="ql-block">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和各地元明清墓葬、历史建筑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出土瓷器、玉器、漆器、金银器、纺织品等大量精彩文物，生动展现了距今700年以来元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市镇兴盛、人口汇聚、经济繁荣、产业发达、文教昌明的历史场景。</p><p class="ql-block">发现于长兴岛外水域的长江口二号古船，诠释了距今180年以来近代上海地区联通中外、近代都市崛起、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上海考古讲述了“以物论史、以史增信”“让文物活起来”的上海故事，从六千年前的文明之光到今天的万家灯火，上海正是在时代演进中不断吸收多元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孕育出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自强不息的重要例证。</p> <p class="ql-block">带镦石斧</p><p class="ql-block">石斧 高13.4厘米，骨镦 长4.8厘米</p><p class="ql-block">青浦区崧泽遗址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这件是崧泽文化的带镦石斧，1995年出土于青浦区崧泽遗址136号墓。整器由石斧、柄部以及底端的骨质的镦三部分组成，柄部原物已朽烂不存，现木柄和绑绳为推测复原形式。石斧表面略经打磨，较为光滑，斧身上部有一个对钻的大圆孔。骨镦质地坚硬，呈椭圆柱形，中空，銎部两侧各有插销孔，出土时插销完整保留其中，外壁上刻有三道凹弦纹。这件带镦石斧的发现为了解史前石斧的装柄和使用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证据。</p> <p class="ql-block">侧装三角形足陶鼎</p><p class="ql-block">高23厘米，口径15.8厘米</p><p class="ql-block">松江区广富林遗址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这件是上海广富林遗址出土的代表性陶鼎，侧装三角足。这种鼎足在广富林遗址中很常见，以夹砂灰陶为主，器型瘦长，剖面为椭圆形，足尖多按捺成勾状，足跟内侧常见拼接时形成的椭圆形按窝。2006年，这类以侧装三角形足陶鼎和一系列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器物组合为代表的遗存被命名为“广富林文化”，在年代上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它的发现填补了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为研究良渚文化衰落后的文化变迁以及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线索。</p> <p class="ql-block">瑁镦组合玉钺</p><p class="ql-block">良渚文化</p><p class="ql-block">钺：高15.9厘米，刃宽10厘米</p><p class="ql-block">瑁：高4厘米，长9.3厘米</p><p class="ql-block">镦：高2.6厘米，长7.5厘米</p><p class="ql-block">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的是1984年青浦区福泉山遗址65号墓出土的良渚文化瑁镦组合玉钺，由钺、瑁、镦三部分组合成一体，总长度为60-70厘米。钺身呈扁平梯形，无使用痕迹，上部中间用管钻工具对钻出一圆孔。顶部的瑁，器身如舰形，下部有一凹槽，可以将柄嵌入。底部的镦，器身如船形，上部有一凹槽形成銎部，两侧中间各有一个插榫孔，可以插上柄后再进行固定。这种三者组合成一体的玉钺只发现于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中，多位于墓主手部，推测可能是墓主生前手持之物。</p> <p class="ql-block">神人兽面纹玉琮</p><p class="ql-block">高5.6厘米，宽8.1-8.4厘米，孔径6.9厘米</p><p class="ql-block">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这件神人兽面纹玉琮于2008年出土于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的一座良渚文化晚期权贵墓葬204号墓中。玉琮呈现米黄色，间杂青褐色斑。整体为薄壁，近方柱形，中间有孔。表面琢刻抽象的神人兽面纹，兽面两侧还各有一个飞鸟纹饰。神人兽面纹玉琮只在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出现，反映社会上层权贵对神权的控制和垄断，这是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p> <p class="ql-block">长沙窑椰枣雄狮纹执壶</p><p class="ql-block">高 22.5厘米</p><p class="ql-block">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这件是上海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出土的唐代长沙窑椰枣雄狮纹执壶，胎质灰白，青黄色釉。壶身以长沙窑的特色装饰技法一一模印贴花饰雄狮及椰枣纹。这两种纹样都是异域元素，是长沙窑为东南亚、阿拉伯及东非地区等海外市场所做来样定烧的产品，这种执壶曾在印尼海域的“黑石号”沉船中被大量发现，可见长沙窑主要畅销海外。这件执壶的发现表明早在唐代，以青龙镇为代表的上海地区就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p> <p class="ql-block">仪仗俑群</p><p class="ql-block">木俑高20-21厘米，木暖轿高31厘米</p><p class="ql-block">黄浦区肇嘉浜路潘允徵家族墓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这组明代木仪仗俑群出土于潘氏家族墓中潘允徵夫妇墓的棺椁之间。这套木仪仗俑共45个，分别为乐俑14个；仪仗俑4个；隶役俑14个；侍吏俑2个；侍僮俑3个；轿夫俑8个。这批木仪仗俑以墓主生前出巡的规模排列，形象地展示出明代仪仗前呼后拥气势壮观的偌大排场，反映了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对葬仪的深刻影响，是认识和研究古代墓葬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p> <p class="ql-block">铜鎏金释迦牟尼涅槃像</p><p class="ql-block">高9.5厘米，长43厘米</p><p class="ql-block">松江区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p><p class="ql-block">您面前这件是宋代的铜鎏金释迦牟尼涅槃像，</p><p class="ql-block">1974年对上海松江区兴圣教寺塔地宫进行考古清理时出土。这尊佛像为释迦牟尼，呈侧卧姿势，双目微闭，似睡非睡。形体修长，体躯厚实，身着祖右袈裟，衣褶圆弧流畅，有唐代遗风。展现出释迦牟尼涅槃时超脱一切的意境。佛塔本是供奉佛陀舍利的纪念性墓葬建筑，而在地宫中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也是一种宗教仪轨完善的表现。</p> <p class="ql-block">货币馆（三楼）</p><p class="ql-block">货币的产生以商品交换为前提，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变革进程中，经历了从金属铸币向纸币演进，从传统工艺铸币向机器制币的发展轨迹。中国货币历经悠悠岁月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铜质铸币作为中国货币发展的主干延续了两千多年。先秦时期盛行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等多种铸币形式，秦统一后为方孔圆钱所取代，期间历经了“铢两制”至“宝文制”的转变，一直延续至清。流通币的币文呈现不同时代的书写风貌是重要特色。造币技术的更迭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中国货币演进过程中，白银和纸钞的加入与特定的历史和经济条件紧密相联，逐渐取代铜铸币，并先后成为主要流通币。汉唐以降，外来货币的流入推进了中国币制发展，中国货币文化也对周边国家或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p> <p class="ql-block">临安府钱牌（伍佰文）</p><p class="ql-block">南宋</p><p class="ql-block">长7.9厘米，宽2.7厘米</p><p class="ql-block">这块临安府行用钱牌是南宋淳祐年间为应对通货膨胀而铸行的一种替代币，与当时的纸币会子并行。钱牌为铜质，呈狭窄长方形，上端有一圆孔，正面铸“临安府行用”五字，代表它仅流通于临安府境内，即现今杭州，背面为面值“準伍伯文省”。临安府行用钱牌流通时间极短，传世甚少，它开创了以金属钱币代表纸币的先例，极为珍贵。</p> <p class="ql-block">旅行时间：2024年10月23日</p><p class="ql-block">旅游地点：中国上海</p><p class="ql-block">摄影摄像：杨大明</p><p class="ql-block">编辑制作：杨大明</p><p class="ql-block">制作时间：2024年11月25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