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为什么十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人在旅途

1980年3月，新华社召集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宁夏分社记者傅上伦，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以及总社记者冯东书，向他们布置去陕、甘、宁农村进行采访的任务。这四位记者在从北京出发前，新华社社长穆青一再交待他们，一定要说真话，写实情。一定要让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四位记者在1980年3月至9月半年时间内，走访了西北三省区的39个县的上百个公社，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写出了数十篇内参。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作为新华社内参直接送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供他们决策参考，对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直接作用。

任务完成后，他们觉着这些资料未能公开面世，有点遗憾，于是，把上报过的和没有上报过的资料，重新整理修订，形成一部完整书稿。这部书稿，早在1980年就已经形成，可是却被尘封了十八年，最终在1998年，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才得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这部书稿，要放置十八年之久？说起其中的缘由，现在的人一定很难理解。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路线横行，对于现实中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不允许揭露，作为新闻记者也不能报道，否则，会被扣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帽子，遭到无情打击。有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那时，担任新华社广东分社主任的杜导正，因为如实报道了广东在大跃进后出现的粮荒、浮肿和逃荒等现象，向北京写了报告，因此遭到七斗八斗的折磨，最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调离新华社。

当新华社四位记者采访黄土高原时，时间已经到了1980年，这时，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社会上，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许多人的思想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仍旧被“极左”思潮牢固地钳制着，许多真话还是不允许说出来。

当时，四位记者把书稿印了二十多份，除送给有关部门外，他们每个人保存了一份。他们把书稿也送给十家出版社看过，不过，没有一家出版社有胆量出版，都认为，内容太敏感，出版了怕影响不好。于是，这部书稿就被尘封了起来。

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放到今天，书稿中有些内容，估计很多人还是难以接受，不过这些内容在那个年代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在，笔者把这些内容发布出来，绝不是要诋毁新社会，更不是要有意给党抹黑，只是为了：第一，反驳某些人无视历史事实，极力粉饰六七十年代的言论；第二，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过去，记住那段苦难的历史；第三，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永远不要走回头路。

以下是这部书中部分典型案例摘录。

第一例，黄土高原五个地区农村生活的总体情况。

1980年3月到9月，四位记者采访的主要是陕甘宁三个省区的五个地区，它们是陕西省的延安、榆林，宁夏自治区的固原，甘肃省的平凉和定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标准，每个农民年收入在75美元以下的为贫困，50美元以下的为赤贫。在我国，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核算，一个农民要活下去，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他的年收入应该至少不低于50元人民币。

记者统计出的这五个地区的农村1979年人均年收入数据如下：

延安地区是57.2元，榆林地区是52元，平凉地区是47元，固原和定西地区都是36.8元。除陕北二个地区刚刚过了赤贫线外，其它三个地区都在赤贫线以下，人的生存都难以维持。

以上说的是平均数，还有许多人收入在平均数以下，低于平均数的延安有三分之一，榆林有四分之一，平凉有一半，固原和定西都是五分之四。

建国三十年来，国家给这五个地区拨放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扶贫专款、贷款和各项救济金，总数不下二十亿元。可是，这些地区贫困面貌依旧，相当多的生产队，比合作化之前，甚至比解放前陕甘宁边区时还要贫困。

第二例，一位土改农村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遭遇。

记者来到通渭县的陇阳公社，公社王书记是土地改革时期从积极分子中提拔的干部，他一直忠于党的事业，凡是党的号召，他都不遗余力，坚决执行。

他告诉记者，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村里一个妇女把自己的女儿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给她打掩护，瞒了过去。村里吃人肉的不少。人饿极了，看到路边饿死的人，如果还有可吃的肉，就割下来回家煮了吃。你看公社门外蹲着晒太阳的那些人，有的就吃过人肉。

说起他自己家的遭遇，他伤感得很。

他说，那年他带领民工在二百里外引洮水利工程工地上干活，工地上有粮食吃，可是听说村里缺粮，生活困难。为了不影响士气，工地领导规定不准与村里通信联系。他本人严格遵守规定，没有和家里联系。

后来听村里来人说粮食紧张，许多人饿得不行了，快回家看看吧。他认为，共产党不会让饿死人的。食堂管理员对他说，你背一袋面粉回家吧。他回答说，我不能拿公家的东西。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家里人不行了。他这才着慌。他买了三十斤莜面，急忙赶回家。

进了家门，只见母亲和一个弟弟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他煮了莜面糊糊，喂给母亲和弟弟，他们活了过来。他这时才知道，他的老婆、妹妹和孩子都已经饿死了。他家一共饿死了五口人。

第三例，媳妇跟人跑了，大多数男人变成光棍。

记者来到甘肃省通渭县，临时寄宿在一户农民家里。据当地干部介绍说，这户人家生活水平属于中上等。

这家一共有两床棉被，主人一家四口盖一床，记者三个人合盖一床。一直到半夜，他们都难以入睡。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只见一个年轻农民进门来跪到地上，记者们急忙把他拉起，让他有话慢慢说。

原来，他的媳妇被陕西关中一个农民，用几个馍给拐走了。他拼尽力气终于找到了媳妇的下落，可是媳妇已经做了别人的老婆。他要带媳妇回去，却被当地人打了一顿。他找政府，政府也不管。听说记者来了，他想请记者帮忙找回媳妇。

记者们一听，这不是拐卖人口吗？问题严重。第二天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县委书记。书记听了，叹了口气，说，事情是很严重，不过这种事在本县发生的多了，已经有三千多起了，我们实在管不过来呀！

记者来到静宁县一个村子，正是地里活儿忙的时间，可是整个村子看不到一个人。后来才在一个场院上看到三十多个男人，他们或站或坐，围在一堵土墙边聊天。记者问，怎么不去干活儿呢？他们回答，没有活儿可干。

一个自称村干部的人说，活儿倒是有，就是没有心思干。全村三十多个男人，现在基本到齐了，多数人以前有老婆，可是现在老婆都跑了。还剩下两个没跑，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瘸子，跑不远。“这里太穷了，留不住婆娘，剩下我们这些人没人要，只能靠国家救济，过一天算一天吧！”

第四例，李有源的老家盛行盗墓。

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东方红》，是由陕北民歌歌手李有源创作出来的。李有源的家在陕北佳县张庄，张庄离县城大约十余里。

记者们从县城徒步走到张庄。据说，李有源是1955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前，群众生活还可以，他去世后就不行了。

这个大队在1972年前，情况非常糟。有一段时间，靠集体种地实在活不下去了，有人开始盗墓。张庄离县城近，知道县上哪家死了人。人家白天埋葬，到了晚上他们就把坟墓挖开，把棺木取出来。他们用棺木做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里去卖，能得一点小钱，买点粮食。

干这种事得有胆量，开始只有男人们结伙干，后来女人也干，再后来是一家人单独干。

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引起墓主人抗议和告状。可这些人是因为穷，没法子才干的，又不是盗窃什么金银财宝，再说法不责众，县里也拿他们没办法。

在1980年记者去张庄时，村里情况已有好转。县里觉得这么一个唱出《东方红》的地方，弄得不像样子，确实不好看，下了一些功夫，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出外讨饭和盗墓的现象没有了。不过，还是没有恢复到1955年合作化以前的情况。

第五例，胡耀邦亲临宁夏解决问题。

1980年8月初，新华社记者胡国华、戴国强和傅上伦在宁夏固原采访时，正好遇到县上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会，会议议程已经结束，可是却散不了会。那些公社书记们要求县领导对是否允许包产到户表态，不表态他们不走。

这个时间，正是小麦黄了急待收割的关键时刻，可是，农民们拒绝下地收割，他们提出要包产到户，不答应要求就不收割。有的农民声称，干了也是白干，不如干脆不干。

县委领导内心早已同意，口头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因为地区和自治区领导的坚决反对，事情就这么相持不下。

记者了解到，8月9号，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割。

以前，山区的农民是最老实的，上级说什么话都听。现在，六盘山区的农民为争取包产到户“罢工”了，可见，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有社员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

记者看出这是一个十分急迫的问题，于是打电话向总社报告。总社接电话的是国内部主任杜导正。他说，这事情太重要了，你们也别写稿子了，那样太慢，现在就口头把情况说清楚。我叫杨克现记录下来，向上边反映。

三个记者一起凑句子，用了短短五百多个字，把事情说清楚了。杨克现说，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我马上编清样发稿子，详细情况你们随后写好再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到这份内参，第二天就乘坐直升飞机专程来到固原县张易公社。他一下飞机，手里举着记者们写的那篇内参稿说：“是几位新华社记者把我调来的，我到你们这个贫困的尖端地区来看看！”

胡耀邦同志在固原深入基层调查，同领导、农民座谈，深入浅出地向领导阐述家庭联产承包必要性的道理，当场就明确表态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作法。因为他的坚定支持，“包产到户”在宁夏迅速推广开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