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影生涯—（4）》入学报到

曾湘敏

↑（1）这是1968年高中部分同学到班主任蒋先生家里拜访后，在他家附近的襄阳公园我与金垭、蒋先生、徐玉仁的合影。

那年高考后，学校组织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学习。所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要求毕业生，要有一颗报效祖国的红心。如果考上大学，就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走上工作岗位。如果考不上大学，要有支援边疆的思想准备，那几年最热门的就是去新疆建设兵团。班主任蒋先生安排我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他说，就是要让我组织大家学习，锻炼锻炼我的表达能力。
没想到，高考后也就十几天（大约7月22日），艺术类院校就发榜了。我和报考上戏表演系的金垭，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蒋老师撤了我的小组长，还说，你都考上了，学习发言再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说服力就不强了。
↑（2）图为2006年2月在上海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中，蒋先生和当年的学生在聊天(上图),饭后大家的合影(下图)。

录取通知书是直接寄到家里的。那年我姐姐正巧到上海生孩子，家里收到通知书后，姐姐打算瞒着蒙蒙我。可比我小10岁的小弟得知后，特意到泰兴路口等着我。见到我后就高兴地说：大阿哥，考上了。我满心喜欢地回到家里，姐姐告诉我，没考上。小弟弟马上就说，我已经告诉大阿哥了。那天全家都为我高兴，邻居家的大人小孩也都前来贺喜。
↑（3）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直接送到新闸路900号（图中两层临街房最东那户便是）。此楼已于2000年拆除。 ↑（4）这就是当年我小弟弟等我回家的新闸路泰兴路口。今日路口已经作了改造，成了 “新福康里”小区的住房。 ↑（5）原先新闸路900号，改建后成这样了。从街边的几株大树分析，图片右侧大树后的弄堂口，应该是原900号的位置。 ↑（6）由于改建后的“新福康里”用了原888弄“安宜坊”的号码，这样新闸路900号的门牌号还在，只是原“复天祥酒店”成了“雷西大药房”。900号对我来说，不仅是因为这是我的家，更是改变我人生，收获入学通知单的地方。 ↑（7）再用一次我和姐姐和妹妹的合影。我们三个都是“40后”。我和姐姐同在新闸路福康路的三育小学。妹妹是在马路对面的华明学校，中学毕业后她考入红星轴承厂职校，毕业就算满师，开始拿工资为家出力。她很出色，很快入了党，成了工厂党总支委员。 ↑（8）这是我姐姐。她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安徽六安卫生学校。年轻轻的就开始独立自主地生活，太不易。 ↑（9）卫校毕业后，姐姐在安徽成家立业。图为姐姐夫妻俩。 ↑（10）这是2013年姐姐70岁生日时，我们兄弟姐妹到安徽肥东祝贺。图为和姐姐家人们的合影。 ↑（11）小弟弟差我十岁。我考大学的那年，他正巧上小学。 ↑（12）这是我1980年出差上海，我们三兄弟在父亲60大寿时的合影。我的大弟插队落户去了安徽固镇，他很努力，一年后被抽调到县城工作。 ↑（13）小弟弟留在上海工作，他们夫妻俩是同事，是在工作中建立起恋情的。我的小弟弟后来成了单位的领导，还是区人大代表呢。

几天后，学校又来通知，说9月12日早上6点到达的新生，学校有车到车站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做准备。我把家里的一个木箱，包上钢板纸，用小钉子钉上。托运行李的时候，车站收件师傅以为是铁皮箱，托运单上写的是铁皮箱一个。妈妈和妹妹为我打毛衣，家里还为我准备了全新的被褥。
↑（14）我在家自己动手修复木箱。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的，从上海到北京，坐慢车要48个小时的路程。我记得是在豫园附近的人民路上一个火车票预售点，买一张10日早上6点发车到北京的学生票，想着这样就保险能在12日早上6点到达北京了。
火车在上海北站虬江路站台上车，父母亲自到车站相送。坐的是慢车，确实没错，这车不论大小车站，几乎站站都停。车过无锡，同车坐在我对面的一位中年乘客，得知我是到北京去，便告诉我，这车不到北京，终点站是南京。当时我就傻了。那位中年乘客让我别着急，并告诉我，下了车可以到下关码头乘船到浦口，签票转乘继续北上。还帮我查了晚上10点多有一班车。
这班车走了10个小时，下午4点左右才到达南京。热心的中年乘客，还带我到了南京的新街口，为了表示感谢，我请他吃了馄饨、锅贴。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吃锅贴的地方，就是现在金陵饭店的位置。饭后我不放心，自己就来到下关码头，搭乘渡轮过长江（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再浦口车站我仔细查对了各班车次，当晚北上的慢车，只有10多的那趟浦口到烟台的车，这样我还得在济南下车换乘到北京的车。
↑（15）南京新街口位于市中心，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拥有百年历史，曾被誉为“中华第一商圈”。画面中的金陵饭店，当年就是在这个位子有一家馄饨锅贴店。我和那位中年乘客，就是在此用的餐。 ↑（16）这是美友马春生介绍浦口老车站的图片，在此我借用了。轮渡到浦口，上了岸不远就是这条走廊，直接可到车站。 ↑（17）这栋楼就是当年的浦口车站，后来成了南京北站。

车在第二天黄昏才抵达济南，我已经在火车车厢里贴着的列车时刻表上查清楚了，到济南必须换乘由上海到北京的22次快车，才能在12日早上6点到达北京。出了车站我就来到签票窗口，根本没有加快的票，售票员让我去找值班主任。
↑（18）济南老火车站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图为1992年被拆除前的济南老火车站，如今成了济南几代人难忘的回忆。

真是太巧了！在值班主任那里，我碰上也要签加快票的电影学院工程系的新生储渭康。在我们俩再三的恳求下，说明我们是新生，第一次上北京，晚了就赶不上学校接我们的车了。最后我们还是如愿地上了车，按点到达北京。
↑（19）工程系64班的储渭康。 ↑（20）图为北京站，当年京城的十大建筑之一，六十年过去了，外貌几乎没变。当年接我们的校车是一辆解放牌卡车，就停在车站出口处不远。那个年代哪有大轿车的校车啊。

想想也真是的。那时候，一张上海到北京的快车票23.70元，大约27个小时路程。而慢车票价是19.80元。学生半票优惠，只优惠慢车的票价9.90元，加快部分的3.90元是要全价支付的。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坐快车，票价是13.80元。坐慢车在火车上要多吃三顿饭。那时候，车上的盒饭每份0.30元，就这样坐慢车能省出3.00元。那个年代，一个人一天的的伙食费也就0.50元，3.00元那是六天的伙食费，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校学习期间我曾多次回上海探亲度假，来回都是乘慢车。1965年暑假那次回上海，足足乘了51个小时。

到学校报到后，因为我们的火车路径天津，而天津因大水传染2号病，因而被安排临时安排在校园最西端的公共课教室隔离三天。
↑（21）在隔离时我又认得了工程系64班的沈连忠。他比我早到一天，我到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我上了天安门。由于那段经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分配工作以后，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好。他分配在北影厂，侯成了洗印车间主任。我现在的宿舍，还是他夫人的装修队装修的。

注：茶叙会上的第四代电影人 （下）还在编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