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周末与好友同游了坐落于锦江江畔的四川大学博物馆。</p><p class="ql-block">四川大学博物馆是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是戴谦和教授；美国人，于1914年开始筹建华西协合大学（川大博物馆前身）古物博物馆，并担任首任馆长。</p><p class="ql-block">第二任馆长葛维汉（1882—1964）还是美国人。</p><p class="ql-block">葛维汉，1882年生于美国阿肯色州。1911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1913年抵川，1932年接任戴谦和直到1948年返国。其间除短期回国述职和进修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四川度过。</p><p class="ql-block">川大博物馆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国内甚至世界同行占有一席之地与这二个美国人，尤其是葛维汉有着极深的渊源。</p> <p class="ql-block">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鉴于博物馆之重要，派葛维汉博士到成都接任馆长。</p><p class="ql-block">葛维汉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博物学家。这个美国人最大的贡献是1934年，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身份主持了三星堆发掘，由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的序幕，使沉睡数千年的古蜀三星堆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p><p class="ql-block">1936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他将这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命名为“广汉文化”，引起了中外考古学人的广泛关注；郭沫若曾与他多次通信，索要资料照片，二人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三星堆发掘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葛维汉也被称为三星堆考古发掘第一人。</p><p class="ql-block">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在葛维汉和中外学者、传教士们的共同努力下，华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达到了15885件，当时舆论盛赞，“收藏珍贵历史遗物之多，永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据统计，1935年登记在册的参观者4000余人，包括宋美龄、张学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以及欧美外交官、文化人。1936年1月至10月，便有将近1万人参观了华大博物馆</p><p class="ql-block">1948年，葛维汉从华西协合大学退休，回到美国，定居在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p><p class="ql-block">他晚年著有《葛维汉在华西》，是一部自传性作品。由本人根据所写日记、文章等于去世前二年创作完成。</p><p class="ql-block">在回国时，葛维汉随身携带了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旅行时的手稿、笔记、图片等资料，晚年对这些资料进一步研究、整理、归类并多有著述。</p><p class="ql-block">如果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一些资料流失域外可能是损失；换一个角度，另一种文化背景的学者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非遗文化的研究，对古蜀人类生活、经济、科技的研究是推进、是拓展、是贡献。</p><p class="ql-block">除世俗的宗教意义外，传教士多是知识界的精英，是某一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的付出可能在一个时期被误解、湮没，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必定如珍珠般熠熠生辉。</p><p class="ql-block">2019年3月，葛维汉先生的外孙Christopher Hoogendyk先生回访四川大学博物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四川大学博物馆，共同召开“葛维汉在华西”学术研讨会，追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奠基者之一葛维汉博士。</p><p class="ql-block">在此，不由得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川大博物馆最具建树的馆长之一葛维汉先生正是这样的人。</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i>葛维汉先生</i></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i>洋教授野外考察</i></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i>馆藏珍品</i></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i>西南地区野生动物</i></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i>民族服饰蟒袍</i></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