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一一“长征”

满凤

时光改变了我们的青春，却留住了难忘的从前。如烟的往事，常常展献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也忘怀不了。

　　长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堵截，克服了千难万险，爬雪山，过草地，徒涉两万五千里，转战南北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创举。在这种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也进行了一次徒步几千里的“长征”。虽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难以忘却记忆。那是在1966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中国共产党内多年郁积的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一场史无前列的以防修反修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首先是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1966年5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并造校长的反。北京各院校紧跟着效仿，随后工作组派到了各院校，学校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逐渐形成了两大派。毛泽东主席从外地回来后明确支持《红卫兵》。于是《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接着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九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高度赞扬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红卫兵》顾名思义即捍卫红色政权、捍卫毛主席的兵。有志青年谁能不愿意争当这样的兵呢？当时我们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十八九岁，正是血气方刚。怀着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满腔革命激情投入到了这场初始目标是防修反修的斗争中来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却演变成了一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于国民经济建设没有任何好处的内乱。

　　1966年9月份我们随“山西省九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后，也投入了大串联的洪流中。当时思想比较单纯，想着就是捍卫红色政权，捍卫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谁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就打倒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继承革命先辈的意志，做好革命的接班人，就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在讨论中有人提出来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步行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

　　太原到延安有1000多里远，要步行平均每天走100里也得走十几天。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艰辛的，然而大家却积极响应。于是我们挑选了朱吉有、颜廷江、张墨庭、刘长友、杨荣清、李安树等十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大家亲自动手做了一面红旗，上面绣上“红军不怕远征难”七个大字。自己准备了行装，打好了背包，说走就走。在十月的一天我们的“长征”小分队从太原出发了。打着红旗，背着背包，排着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走在那不时有汽车越过而扬起灰尘的马路上。大约走了一天，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走到了一个叫“开栅”的地方，查看了一下地图，才知道走了不到七十里路，刚刚出了太原郊区，过了交城县，是交城和文水交界之处。当时在有的县城和乡镇已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晚上我们就住在了红卫兵接待站里，实际上就是住在一个中学校里。第二天过了汾阳，向西前进就是吕梁山脉。路越走路越窄，汽车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我们顺着小路向西行，越走越荒凉。晚上住在了一个老乡家里。老乡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又给做饭又给烧热水，大家的脚上都起了水泡。吃完饭后，就用热水烫脚。之后就像当年的老八路一样，给老乡付钱付粮票。然而老乡只要钱而不要粮票，因在农村里用不着卖粮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大约走了四五天后，经离石、柳林后就走到了黄河边上。也就是走到了山西省与陕西省的交界处。这里有个渡口，河东边的叫军渡，在山西省境内。河西边的叫吴堡，在陕西省境内。站在黄河边上，级目远迢，一望无边，汹涌澎湃，真是滔滔黄河之水天上来，由北向南咆哮而去。在我们心中响起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激昂旋律，“不到黄河非好汉”一种自豪感悠然而生。当时黄河上还没有架桥，要想过河就的坐摆渡。这里的船和南方的船不一样，不太长，却比较宽，是那种大肚子船。有十几米长，五六米宽，有一个人在后面掌舵，有三四个人在两边划桨。一次能坐二三十个人。这是比较大一点的船。也有用羊皮做的那种比较小的船。我们去的时候是顺流而下，从军渡斜着渡到吴堡，这样会省力些。如果是逆流而上那就费力了。坐在这样的船上，既觉得一阵阵晕旋，又心惊胆战。船在翻滚的波浪上不停地颠簸，大约半个多小时才摇到了对岸，我们悬着的心才放在了肚子里。二十七年后，2003年我们又去了一次延安，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吴堡＿＿军渡”这个渡口。这次是逆流而上，船仍是那种大肚子船，但已是装上了柴油机的机动船了。这样不仅省力而且船也比以前的大多了，一个船能装四五辆小骄车。坐上去也比较平稳些。实际上当时黄河上已架起了公路大桥。只因正在修路，才有机会又坐了一回摆渡。

　　当年我们就是坐着这样的船渡过了波涛荡漾的黄河。

　　2003年再次来到黄河边时，黄河上已架起了大桥。

　　从吴堡出发后，一路向西前进，约一天的路程就到了绥德。绥德是个县城，记得它是建在一个山坡上，沿着既陡又长的坡路上去后就是城门。城门洞像一个大遂道一样，上面是城楼，是那种飞檐画栋的古式建筑。从绥德向南走就是延安，然而这里的路都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陕北的山是光秃秃的，远远望去，就像和尚的脑袋一样，圆溜溜的一个挨着一个。上面不仅不长树，连草也不长，真是不毛之地。这一天我们住在了一个老乡家里。是土窑洞，每个家里都有土炕，炕上放着一张小方木桌。桌子上放着几个小碟子，一个是咸盐，一个是辣椒，这是必备的，其余就是咸菜什么的。吃的饭是土豆丝加上很粗的苞米面后蒸熟的一种食品，吃起来有点垫牙。这可能是他们平时吃的最好的了。 第二天在行军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我门学院其它小分队的人。他们说在北京“炮轰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上街了。大家顿时觉的一阵茫然，心中不由的在想一个问题——中央领导都打倒了，那不只剩下毛主席一个光干司令了吗？……然而，在那个年代里，嘴上大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直向南行，路渐渐地宽了，人也渐渐地多了，路上不时有马车、牛车出现，不时传来老乡赶牲口的吆喝声。从种种迹象表明离延安越来越近了。一天下午我们终于看见了延安的宝塔山了。在群山中虽说它不是最高的，但是它却显的那么雄伟，那么圣神。山上的宝塔，在夕阳的照耀下，是那样的金霞灿烂，那样的光彩夺目。很快我们踏上了延河大桥，延河的水虽说没有那样的汹涌澎湃，但是它却是那样的纯净圣洁，那样的晶莹剔透。啊！我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革命者向往的地方。有多少有志青年，抛家离舍而投奔这里。这里聚集了祖国的大批精英，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是新中国的希望。这里曾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中共中央在这里长达十年之久。在这里它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奋勇杀敌。建立了广大的敌后革命根据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在这里它领导和指挥了解放战争，为解放全中国拉开了序幕。延安，你为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凤凰山革命旧址在延安市凤凰山脚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又经瓦窑堡、保安，于1937年1月来到肤施县，后改为延安。就在这里领导着中国革命，指引着全国开展抗日战争。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作出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移等重大决策，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在延安，我们参观了凤凰山毛泽东旧居，扬家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谱写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参观了“抗大”、“鲁艺”、“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院校的旧址。看到了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共产党、人民政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精英，奔赴祖国的各个战场，使党中央的决策变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创举。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居住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旧居和朱德同志旧居中间有两个院子，一个是红军总参谋部旧址，另一个院子是中央机要部门旧址。院内的窑洞、平房依然如故。

　　2003年在中央大礼堂旧址门前留影。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央军委枣园作战室旧址。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

　　后来修的延安革命纪念馆。

　　杨家岭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这期间，中共中央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

　　2003年在毛主席曾住过的窑洞旧址留影。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北。隔延河与城相望。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毛主席，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也曾在这里居住。旧址分为南北两院，南院是政治部，北院是司令部。

　　1966年时的延安与四十年代的基本一样。延河两岸挺宽，宝塔山上除了宝塔外没有其他建筑。

　　2003年的延安与当时大不一样了，宝塔山的周围已盖满了房子，从山根一直盖到山顶，只留了一条小轿车可开上去的盘山路。延河两岸也大变了样，原来宽敞的河岸沙滩已没有了，两岸已修起了高高的河堤，河堤上面是宽阔的公路，看上去延河就像一条宽大的水渠一样。以前延安城里几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现在高层楼房随处可见。什么宾馆、饭店、商店、娱乐场所也挺多的。延安的面貌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延安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会永存的。

　　“延安”不是我们“长征”的终点。在我们步行长征的半个月中，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已不满足于步行串联，有的乘汽车、有的乘火车、有的乘轮船。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大学生、中学生，甚至于工人、干部、都卷入了“大串联”的洪流中里来了。于是我们继续向南前进。在延安坐上汽车（就是那种拉货的卡车加上帆布篷子），约走了两天多后到了铜川。在铜川又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停了两天，我们的小分队分为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南继续前进。我随后一路乘火车西行，到宝鸡后向南，翻过秦岭，经绵阳、过德阳一路向成都方向驶来。列车上人满为患，走廊通道上站满了人，座位下，行李架上都是人。洗嗽间里也是人，甚至连厕所里也是人。这样的列车经常晚点已是正常现象了。就这样，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大约两天后到达了四川的省会成都市。在那里看望了我的大姐。我的大姐夫是解放战争时参加解放军的，后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现在成都军区后勤司令部工作，住在西教场。停了两三天后，我们来到了这次“长征”的终点——重庆市

　　重庆是一座山城，城市的中心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点上有一个码头叫“朝天门码头”，是水上航运的交通枢纽。从江面到岸上有高高的台阶，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货物由工人扛着一阶一阶地往上运，非常的艰辛。重庆地处山区，许多建筑都建在山坡上，有的房子就象悬空寺那样一边靠山，一边用木棍撑着，房子就建在上面。由于城市两边是长江和嘉陵江，气候潮湿，经常是雾蒙蒙的，真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在抗日战争时重庆是我国的陪都，八路军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的办事处），这个地方叫曾家岩，也称“红岩村”。周恩来同志在这里领导了南方局的工作。既要与敌人进行面对面地斗争，又要联合其共同抗日，还要防止敌人的暗杀和破坏。周恩来和其所领导的全体同志们，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尤其是周恩来同志表现了超常的聪明才智和绝佳的领导艺术，披肝沥胆，忠贞不渝，周旋于敌我之间。后来我们又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公馆”，这是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地方，有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将领在这里惨遭国民党的杀害。“烈火中永生”中的许永锋、陈然、江竹筠等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扬虎诚将军一家也在这里惨遭杀害的。

　　重庆市解放碑。1966年我们看見的解放碑高大挺拨，現在已淹没在高楼大厦之林中了。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刚解放特殊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它是中国传统民族形式建筑与西方建筑的大跨度空间结构巧妙结合的杰作，既继承了中国建筑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建筑文化之长，在新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朝天门是重庆十七座古城门之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为历代官员接皇帝圣旨的地方，因古代称皇帝为天子，故此而得名。朝天门是重庆的标志性景点之一，朝天门自古以来就是重庆最大的水码头和水上门户，襟带两江，壁垒三面，气势雄壮。石壁上藤萝垂青，黄角树穿岩抱石，绿茵融融。崖边古亭，飞阁临江。两排石阶，比肩而降，直抵下水。然而现在已被高矗云霄的高楼大厦取代。

　　后修的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館。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常驻于此，领导国统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1961年3月4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麓，原本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后代，因此将别墅命名为“香山别墅”人们称“白公馆”。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其改为迫害革命者的秘密监狱，主要关押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1943年，白公馆曾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1945年又作为特别看守所使用。‌

　　渣滓洞则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距离白公馆约2.5公里，位置较为隐秘。渣滓洞原本是一个小煤窑，因煤炭质量差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抢占了这个煤窑，将其改为迫害革命者的集中营。渣滓洞分为内外两院，内院为男牢，外院为办公室和刑讯室。最多时关押了300多名革命者，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等。‌在历史意义和旅游价值方面，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是重要的缅怀英烈的革命遗址和红岩文化教育基地。两者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重庆还看望了我的大哥。我的大哥叫王骏仁，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加解放军，之后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隨后转战于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后转业在重庆市江北粮食局任党委书记。虽说是我的兄长，但从年龄和资历上，实际是革命的前一辈。到了他家后，看到他住的房子非常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设，可以看出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好干部。谈到目前的形势，他也感到非常茫然。说所作的工作都是按照上面的文件办的，怎么就又不对了呢？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从太原出发到重庆行程5000余里（其中徒步1000余多里）。这是我首次离家外出最远的一次。真是经受了风雨，见识了世面，得到了锻炼。这次远行在我的脑海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

2009年7月写于山西榆次，2024年11月加入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