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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河

我的李政委 

［作者］杨屏

作为我们洛阳1975年高中毕业的一代人来说，10月13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告别了学生时代，以知识青年的名分上山下乡到了农村。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转折点。

       可是，对于我来说，1977年的10月13日更为难忘。因为，这一天，我的命运又出现了转折。而这一次转折更加直接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6年的12月26日，我穿上军装，同洛阳市郊区的300多名战友一起奔赴海南岛，开始了服兵役的生活。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到部队不到9个月的时间，几乎一刻就没有安生，处在不断地调动之中：在新兵连训练、看管犯人、到广州参加大军区文艺调演、放牛、到团政治处创作组编演节目、调师部无线电通信连当报务员、炊事员、饲养员等等。

      1977年的10月12日傍晚，我喂完了猪，光着脊梁，手里掂着帽子，帽子里面塞着揉成一团的军装上衣，肩上搭了条皮带，脚上穿了双去池塘里捞水浮莲的高腰胶鞋，晃晃荡荡地从猪圈向连队的集合地走去——师部晚上放电影。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跟着警卫员的、看上去有将近50岁的军官，他远远地在盯着我看。那时侯，部队还没有佩带军衔，我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只觉得有可能他会责怪我军容不整。于是，我急忙穿军装。帽子还没有戴正，他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

      “小同志，这里是131师无线连吗”？

       我说是。

      “连部在什么地方”？他又问。我告诉了他。

      “谢谢你了。”

     说完，他就领着一行人去了连部。由于是邂逅相遇，又怕他责怪，我当时没有留意他的模样，只觉得他胖胖的，挺慈祥的。

      不大一会儿，连部通讯员跑来，说连长叫我马上去连部。

     “我不去，我要去看电影”！

     听了我的话，兵龄比我还长的通讯员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了，傻乎乎地站在我面前发愣。他知道，我是那个连队唯一的一个敢不听连长话的人。因为我觉得连长不公道，说我吊儿郎当，常给我穿上“小鞋”，打发我去炊事班，还让我当饲养员，我心里有怨气，不觉得他是严格要求我促我上进。自从我当了饲养员以后（当时我入伍才7个月），就一天也不想在部队干了，天天故意和连长过不去。连队其他人出早操都回来了，我还睡在床上。海南岛的部队一天3顿都是大米饭，病号才能吃面条，我为了惹连长生气，顿顿自己擀面条，还专门蹲到连长的面前吃。看到连长鼻子都气歪了的样子，我心里得意。平日里，我把猪一喂，就钻进了甘蔗林，啃甘蔗，吃椰子，看自己的书，别的任何想法都没有，就盼望早日退伍（哪怕是受个处分也在所不惜），好回到地方去考大学。

      通讯员无奈地走了。

     就在我跟随连队往师部走的时候，在家值班的一台长跑来了。说不是连长找我，是军区首长在连部等我。听一台长这么一说，我马上想到了刚才问我连部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军官。

      到了连部，我发现果然是他。

     这时候的我已经不再光脊梁，而是腰扎武装带，两脚打立正的军人姿态了。

      “小伙子挺精神的嘛！刚才你光着个膀子，白白胖胖的，不象个猪倌”！他很欣赏地说了我这么一句，然后就笑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笑容非常慈祥，特别富有感染力，就象一个厚道的老人在对自己儿女表露亲情。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可我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在他的脸上紧张地搜寻。

      “小伙子，跟我走吧”？

      “去哪儿”？我小声问。

      “军区教导大队”。

      “……”

      “现在是去打字、放电影，以后干什么，就看你自己的努力啦，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我大声说。

     “那就去打背包吧。”他吩咐随行的人去帮助我整理东西。

      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

     我的那位连长始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好象他并不存在一样。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77年的10月13日，在师长和政委的送行之下，我离开了无线连的猪圈。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带我走的军官是海南军区教导大队的政委，他的名字叫李希生。到了教导队我才知道，我的打字室和政委的办公室只有一墙只隔，是“邻居”。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教导队来，是因为我当新兵时所在团的政委，了解我喜欢看书、写点东西，于是向李政委推荐的。

      李政委是和蔼的，几乎没有人看到他发过脾气，可是，所有的人，特别是军官们都怕他。他对我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而且是很独特的。

虽然已经入伍10个多月，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在基层连队训练，所以晚上几乎没有站过岗，早上几乎没有出过操。军区教导队总共50多人，40多名教官除外，只有我们8个战士——炊事员、通讯员、司机和我这个打字员兼放映员。根本不可能出早操。所以，起床号吹响以后，我并没有起床。没有想到，这时候李政委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床前。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给了我一把镰刀，让我跟他走。

      到了一个至少有5亩水面那么大的鱼塘边，他往地下一蹲，开始割草，然后把草扔进塘里喂鱼。自然，我也跟着割起草来。

      “小杨，以后出早操的时间，你就来这里割草好不好”？李政委下达命令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气。

       我有什么可说的？执行就是了。

      时间长了，我了解到了李政委的一种思想——勤劳的人能够成就事业，偷懒的人容易出问题。为了使我这个当年20岁战士不出问题，李政委象慈父般地“教导”了我。

      为了退伍后能够考上大学，我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打字室看书，打扑克之类的事情我很少干。李政委很高兴，他从未当面表扬过我，却给了极大的支持。

      一天中午，他刚刚从军区开会回来，路过打字室，他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去了之后，我发现他在笑，笑着笑着，从包里掏出一摞子书来。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8本书。

       “这些书你看过吗”？他问我。

      在那个书荒的年代，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我如实地回答说没有看过。

       “想看吗”？

       “当然”。

        “拿去吧”。

       我有些颤抖地拿了一本，连连向李政委致谢。他又笑了，“都拿去吧，就是给你买的”。

      我不敢相信地打了愣怔。

      “我知道你喜欢看书，可是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津贴费，买不起”。李政委说到这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父母亲养儿子，盼望他有出息，要想有出息，就得有文化。现在你的父母不在身边，我和他们的年龄差不多，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能不能让我帮个忙呢”？

       他的话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我当时热泪盈眶。

      从那以后，李政委经常买书回来。古今中外的书他都买，一买书回来，他就叫我过去拿，那时侯，我天天都有新书看。半年后的一天，我正在打字，李政委大声地叫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有些古怪地看着我，然后问我会不会写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那时候的人都喜欢在领导面前表现的非常谦虚，甚至虚伪，以避露能之嫌兼而讨领导欢欣，我说不会。听我这么一说，李政委严肃了起来。“你往报社投过稿没有”？

       “投过”。我不能说假话。

       “什么内容”？

        “散文诗”。

        “什么题目”？

        “我和草”。

         “能背两句吗”？

         “……行军时，草在我的头顶上欢跳，憩息时，草在我的身下睡倒，阳光下，小草依偎在我的怀抱，风雨中，草丛里是我的隐蔽哨……”

       听我背到这里，李政委笑了，笑得开心。这时候，他把一张《海南日报》递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我前几天投出去的稿子发表了，我喜出望外！两年之后的1980年，退役回到地方的我成为洛阳日报社的一名记者，而且还获得过国家和省级的奖励……  

      这一切，只有我的心里最清楚，首先应该归功的就是我的李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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