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

子夏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被传承，是因为它的灵魂是：真、善、美，

——题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

文/子夏

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长期讨论的三个命题之中，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关系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孔子多言“人事”，而少言“天命”，然而孔子并非不讲“天命”。我们知道，他不仅说过“唯天为大”，而且还认为“天命”与“圣人之言”是一致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最早提出完整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是孟子，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又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表明他把“天”和“人”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把“人道”看成僵化的东西，而且认为“天道”也是很活泼生动的，生生不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类社会之所以应发展，人们的道德之所以应提高，是因为其应适“天道”的发展，此可谓同步的发展观念。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虽是客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天地之心，它要为天地立心，天地如无“天”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此可谓之为道德的人本观念。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真实内涵---真。

“知行”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为认识论问题如果不与道德修养问题相结合，就很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流传下来，因此，认识论问题往往与伦理道德是同一问题，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应“知”（认识），而且应“行”（实践，身体力行）。古代贤哲把“知”和“行”能否统一看作是关系到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从孔子起就把“言行一致”视为道德上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荀子强调“行”为“知”的目的，同时也承认“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因此他说：“······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圣人也。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大学》讲三纲领八条目，也是说的行知的统一过程。朱熹特别强调“知行常相须”、“知与行功夫，须着并进”，其理由是：“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之所以重行，是因为他把“行”与“知”的问题从根本上视为道德修养问题，所以：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

“情景合一”是一个美学问题，王国维认为一切诗词等文艺创作以“情景合一”为上品。但这一“情景合一”的美学观点，并非创始于王国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真正独立成为学问，成为较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在钟嵘的《诗品序》中反映得较为清楚，他在批评四言、五言之后强调：“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种“穷情 写物”的思想即“情景合一”。到明朝，前后子多言“情景合一”，明清之际的大戏曲家李渔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王夫子《姜斋诗话》中说得更为明白：“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生情，情中生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情景一合，自得妙语”。也许这“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正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基本命题，因此，对“美”的看法也应当由此命题上去寻求，去寻求“尽善尽美”的艺术，让“尽善尽美”的艺术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上看，可以说“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从“天人合一”派生出来的。“知行合一”是要求人们即要知“天道”、“人道”，又要行“天道”、“人道”，而“人道”本于“天道”，所以知且行“天道”即可。“情景合一”是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再现天地造化之工，所以也是“天人合一”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真、善、美的问题上追求三个“合一”，实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实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真、善、美的境界，达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的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2024年11月25日（甲辰年小雪后的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