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妈妈的遗物 2024-11-22

尚祖玉

今天小雪，江南无雪仍如秋，只是心里有雪慢慢飘落。
今天是妈妈去世40周年的日子，我要记下一些往事。离家乡远了，难得有邻居老乡在一起说说往事。下午在微信中和荒友提起这事，我忽然想到，妈妈是10月22日病故的，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我怎么想着想着就忘了。好在不需要大会发言投稿交差什么的，趁脑子不大糊涂，抓紧补上就好。
妈妈去世的那天，催我回去的电报还摆在单位的北门收发室的窗户里侧，好几天了，没有人告诉我，或者直接交给我。那个收发室不是收发信件的，谁会天天路过都去看一眼呢？此中遗憾，是我4年后离开大学辞职“下海”的原因之一。
10月19日才看到电报：母病较重望归。我马上请假批了，安排教学工作，保管好秋菜，加固仓房门斗防止大雪压塌，借款到22日下午才拿到。当天晚上坐一夜火车硬座，在哈尔滨换车23日晚上6点半才到齐市大哥家。推门进屋，妹妹等家里人都哭了，我马上意识到妈妈走了，我没有来得及看妈妈最后一眼。 在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室一排排架子上，找到妈妈的骨灰盒。大哥说你看妈妈的骨灰都是黑的，尽是药。我轻轻的摸了一下骨灰，好像妈妈的体温还在。小小的骨灰盒镶嵌着小小的照片，妈妈慈祥的看着我。
我算是性格温顺、喜欢干活、听妈妈的话的好孩子。从8岁起，我就逐步学会做各种家务活。1968年我应该争取不下乡，照顾体弱多病的妈妈，减轻她的负担。可是我坚决要下乡，虽然后来都要下乡了。可是后来在农场，家里有办法给我办曲线返城，我却坚持在农场不走，那时候我挺革命的，家里人说我是二傻子。17岁该成人了，什么活都能干了，可是我没有继续帮助妈妈照顾妈妈，扶持起这个家，我对不起妈妈。 我和弟弟在省农机厂临近的嫩江岸边，焚烧了一些妈妈的遗物。江风习习，烟灰缭绕，能感受到妈妈多年来承受的病痛和生活的困苦重负，还有家庭的种种磨难带来心中的创伤，妈妈的人生从此消失了，只有妈妈留给我们的默默的期望。
　　 我到省农机厂的职工医院再看看，妈妈在这里住院，度过了与疾病抗争的最后的日子。两个月前探亲，我还在这里给妈妈画过吸氧时的速写，妈妈病情严重，身体浮肿。是嫂子和弟弟妹妹们日夜照顾陪伴着妈妈度过了最难熬的痛苦的日子。 在整理妈妈的遗物和家里的物品时，我收藏了一些。
一个拇指大点儿的益心药瓶，类似于救心丸，里面是空的了。 一件驼色的毛线围巾，那是妈妈戴了多年的围巾，曾经在风雪中给妈妈抵御严寒。 一张绣花纹样，妈妈以前经常抽空在枕头套上或者是白布帘上绣花鸟等传统纹样，这是我们从小受到的艺术熏陶，我理解到平民的艺术也是美好的。

妈妈的针线活做的针脚细密整齐，做的布鞋又好看又结实。妈妈什么活都会干，在我们小的时候，连砌炉灶、抹墙这些泥水活妈妈都会干，家里总是利利索索的。这些好习惯都被我们继承下来了。

一副妈妈戴过的老花镜，过了这么多年，镜腿是赛璐璐什么材料的，眼镜腿端头和鼻梁部分已经风化破碎了。现在拍照时，我用透明胶带给粘贴一起，让妈妈的老花镜看着窗外日夜不息的京沪高速。 一个40×25cm的白布枕套，补了一大一小两块补丁，还补了一个小洞，该是我们幼儿时睡过的枕头套，已经泛黄了，还留着汗迹，洗不净的童年的汗迹。 一团紫色的丝线插着两根针，那时候家里要经常做缝缝补补的活儿，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忙完家务活，还要点灯熬油的缝缝补补，这不是形容词，因为经常停电的。家里孩子五六个，天天要洗衣服，还要按季节拆洗被褥，缝制棉衣棉裤，做布鞋，家家户户的连一些男孩儿也得学会做。我们下乡以后也很快的都自己学会缝缝补补的，不好意思老麻烦一起下乡的女同学或邻居。

我现在还留着妈妈给我的“袜踢板”，补袜子的工具。从齐市带到龙门农场、鸡西、大连、杭州、海南、哈尔滨、苏州。大约在下海到海南以后就很少补袜子了。现在却要习惯断舍离、破了洞就得被迫扔了。 一套高尔基的三部曲连环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是上海知青朋友董沛霖送给我的，是他著名的画家爸爸董洪元的优秀作品，能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再版也是意外的幸运。我带回家给妈妈边看边读，妈妈没念过书，识不了几个字。我发现几次半夜醒来看妈妈没有睡，她因为常常咳嗽睡不好觉，看她捧着连环画看，眼里有泪花儿。家里边保存的各种书挺多，陆陆续续的都被弟弟妹妹们看烂了，借走了，扔了。我把这套连环画儿收回来，用牛皮纸包上皮儿，用白线绳儿钉在一起，有些卷曲的边边角角，还留着原来的样子。 一本妈妈去世那年年初用的齐市铁锋区医院门诊手册。 这是1984年1月21日，张迎春医生开的处方签，上边是拉丁文也看不懂，写的病况记录还清楚一些。 今年我回齐市又忍不住拉着弟弟祖洪在故居一带走走，从二剧场、桥洞子、机务段到车辆厂大约2千米都走个遍。午间找饭店，才发现这个医院还在！在高楼成行连排成片的原通东路一带，老房子几乎看不见了，连路名也早就改为中华东路了。结果发现它还在，原来是宽大的红砖老平房基础好，后来在上面加盖到四层楼。门口还挂着铁锋区区医院的牌子。这是铁东区铁路局和车辆厂国营大厂职工以外的老百姓能进去的大医院了，是临街的一栋平房。

我和弟弟进去看看，布局没有变，进门左侧就是挂号开票取药的窗口，再向走廊左转第一个屋，是妈妈常进的内科诊室。可是当年只有止痛药、镇痛片、安乃近、麻黄素什么的，青霉素很珍贵。后来我处过的两个对象还先后给弄过几次青霉素寄回去，欠了很大的人情。

这是妈妈在院子里喂鸡，左侧立着的是推车，家里的土房要年年拉土抹房盖，拉煤拉木柈子，去郊区种地，拉秋菜，去糖厂拉糖渣子，去酒厂拉酒糟，去嫩江打草拉回来，经常要用的。那时候冬天妈妈一犯病了，我们就给妈妈穿上棉大衣，用家里的两轮大推车铺上大棉被，一路小跑儿送到铁东区医院。

文革前齐市就在过年时在龙沙公园和龙华路上做冰灯，说是比哈尔滨还早，我们还用这个推车推着妈妈和弟弟妹妹去看热闹呢。

还有十几块布片，都是什么布呢？我一片片展开，勾起了四十年的许多往事。 有3块是剪掉的裤腿或者上衣，其中2块是厚实的劳动布，应该是工作服剪下来的，只留下相对完好的部分，好做补丁。 一块蓝印花布，依稀记得是五十年代我们用过的被面褥面。不知道被我尿过多少次了，经常要在大晴天挂在院子里晒晒，这是我经常在家里遭受挖苦讽刺的证据。 两片花布，现在看还挺鲜艳，我印象中妈妈没有穿过鲜艳的花衣服，生活的劳累繁忙，她哪有心思打扮自己？

只是在我们童年的照片上看到三十多岁的妈妈穿着花裙子，还有我穿的小花裤子。

一块拆掉了补丁的补丁。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带补丁。过年的时候添新衣服能新鲜几天，然后呢天天在外摸爬滚打的玩，还要干各种家务活，衣服很快就破了、漏洞百出，就要修修补补的，更别说下乡以后满身都是补丁。看看反映文革的画，红卫兵都穿着黄军装、绿军装。其实那时候城里的老百姓哪有多余的钱和布票去换上军装穿？连弄一顶当时时兴的军帽都不容易。有不少小流氓在街上抢军帽戴，还是一个能炫耀的能耐呢。现在有时候回看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八次接受毛泽东的等中央领导检阅的红卫兵的纪录片，红卫兵的服装几乎都是黑蓝灰颜色，那个时代的颜色就那样。 两小块绿色的灯芯绒布，在我四五年级的时候，妈妈给做了一套崭新的深绿色灯芯绒衣服。在铁峰小学拥挤的办公室里给学校的黑板报画插图，每周一期，临摹《中国少年报》中连载的小虎子漫画，辅导员肖老师高高的白白的微胖，她轻轻摸着我的头说你这身绿衣服挺好看。我心里想着这就像绿军装，感觉挺神气的。有的同学也说我好鲜艳啥的，我就不好意思了，感觉太扎眼，回家说给妈妈，我妈说那就染成蓝色的吧。我就去日杂商店买来几袋纸包装的靛蓝色染料，回家用脸盆泡开水煮衣服，一通操作，再挂到院子里的铁丝儿上晾干。还好，染成蓝绿色比较均匀比较沉着，不扎眼了。因为灯芯绒面料抗造，我穿小了，弟弟接着穿，穿烂了为止。直到后来只留下这两块补丁。 还有两块黑色的布，是祭奠爸爸妈妈的时候带在胳膊上的，这些黑色的记忆，沉重的庄重的记忆，从此深深的压在心底。 院子里小仓房的两个大木箱装的都是旧布料，是留着要打“革布”做鞋用的。从民国起日积月累的积攒自己家人的旧衣物被褥，拆洗剪裁挑选留下的。到1984年，最久的快四十年了。一片片的一块块的，一层层的一卷卷的，干干净净的没有霉味，满满的两大箱子，也是我曾经几次帮着妈妈整理过的。妈妈已经有些年不能给我们做鞋了，妈妈走了，慢慢的也没有谁自己做鞋穿了。后来又放到大衣柜里，分成四大包。我只能留了十几片，这些零星的仅仅是千分之几的历史碎片。其它的都卖给走街串巷的收破烂的了。 大哥家早就在省农机厂那边，我们家在1958年公私合营后搬来居住的这个土房和院子越加显得拥挤狭窄，弟弟妹妹们都二、三十岁了，许多老旧的家具工具材料资料等等都陆续被清理被翻新或者扔掉，我在鸡西工作，也无力保存几件我还珍惜的大的物件。只有上面说到的这些遗物，被我带走，现在保留在一个精致的纸盒里，一直陪伴着我。
多少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各家每每聚会，酒足饭饱之际，常常提起这些陈年往事。可惜爸爸妈妈都过早的病故了，没有住上楼房享受到空调地暖，用上各种家电，吃到各种粮食肉蛋奶水果鱼虾，没有坐过动车高铁，没有赶上医疗条件改善，到处游山玩水去散心，没有机遇能琴棋书画优雅自在，也没用上手机电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二次解放后的生活。虽然也没有赶上今天的难题烦恼，但这毕竟是社会巨变后的新时代了。酸甜苦辣咸的回忆都是过去时，谁愿意回到过去的日子呢？！
今年是妈妈去世四十周年，大哥去世两周年，忌日都在十月。我说要去墓地扫墓，几个弟弟妹妹说清明节都去过了，还有几个有关习俗的理由都不让去。我尊重他们的想法，由此整理写下这些文字，加上一些有关的图片，作为纪念，也留给亲人们。
愿爸爸妈妈安息，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祝福。
　　尚祖玉 2024-11-22于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