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恩赏

如逢花开

　　父亲走了，离我们而去，对于他来讲，可能已经早有充足的准备了。但是，那一刻无论何时到来，都是我的猝不及防。父子一场，终究要是以生离死别的方式结束至亲的陪伴与恩赏！

 一个男人，人生最难忘记的应该是两个时刻，一个是自己成为父亲时，一个是失去自己父亲时。一喜一悲，生有涯，愿无尽，人间父子情，写尽人间的悲欢沧桑。

亦爱亦恨庄稼人

父亲半辈子时间都是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自己虽然是一名教师，家里其他人都是农业户口。生产队“散社”前后，我七八岁，对于有些事儿还有印象。

那时候，家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力，生产队分东西，总是等人家都分走了，人少了，母亲才带着我去领，这样还会招惹生产队长和大队会计的白眼和风凉话。

按照村里人的说法，父亲是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我经常跟他去粮库籴米。粮库里傲慢的掌称人欺侮父亲老实，总是从米堆边上或库底铲几下，装了小半口袋，回到家里做饭，那满是沙子粒的陈年鸡米实在是难以下咽。

生产队散社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大事，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父亲说，田地分到自己手里，虽然劳力有限，但是自食其力，不用整天看别人脸子过日子了。

我们村守着青甸洼，人均田地比较多，但是很分散。最远地块儿在离家十八里外，还有在泃河对岸河北省镜境内的，以前下地干活儿都是赶大车或坐摆渡，带着干粮一去就是一天。

散社后，分给我家只有一架独轮的手推车。家里没有养牲口的经验，即使有，也没有人会赶大车、扶犁拉铧。父母商量，留下附近的三块田地自己家里种，把远一点田地全部交给两位堂哥，只是在两季收种粮食时，让他们哥俩出车拉，出牲口帮着种地。平时一些日常耕种，都是父母带我们姐弟去地里干活儿，那是一种纯粹的原始农耕生活，艰苦卓绝。

自己家里有了土地之后，父亲的革新思想便开始行动了。分给我家的叫做“四圈”那块地中间地段有一个很大的盐碱包，足有十多米宽。大家看了都无奈地摇头，说那块地，一直啥庄稼也长不了。农闲时节，父亲总是下班后就到地里干活，一辆手推车发挥了作用。巨大的盐碱沙包终于在父亲愚公移山精神的推动下，恢复了完整平坦的好耕地。村里的老庄稼人看了都赞不绝口，生产队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硬是让一个文弱书生给解决了。

后来，父亲买了旱稻种子，开始尝试种植。他查资料、学管理，很快地里长出绿油油的稻苗儿。苗儿虽然都长出来了，但是草也出奇的疯长，于是薅草成了那一年主要地里活儿。我和小妹洪培没事就到地里薅草。苍天厚土都不亏负勤劳的庄稼人，当年，我家旱稻喜获丰收。我们一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新稻米了，果然和粮库籴来的米有天壤之别的味道啊！

父亲说，在本地种稻子，古人就有过实践。《了凡四训》一书作者袁了凡先生宝坻做官时，就曾经在宝坻农村成功种植过水稻。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的祖父张堪做渔阳太守时，就指导当地百姓水稻种植技术，有“渔阳惠政”的美传。我没有依据说当代青甸洼种稻，始于我家，不过土地承包户陆续在青甸洼进行规模化种植水稻，如今，青甸洼大米已经是区内地标性特色农产品之一。

父亲还在自家田地里种植过优质高产大豆等，整的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庄稼人都一愣一愣的。尽管父亲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断的搞技术创新，但是从他骨子里，是不喜欢种地的。一直到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洪培“农转非”，父亲才如释重负。

一次麦收时，麦子割完了堆在地里，等着洪俊四哥大车来拉。忽然，东北天空来了“天头”，我们爷俩赶紧把麦捆子往一块垛，用事先准备的大塑料布苫好，还没鼓捣完，大雨倾盆而下，父亲赶紧把我拉进塑料布里来，在麦垛旁边，搭了一个临时帐篷。我们爷俩挤在一起，衣服已经湿透了，外面雨点声如鼓噪。

父亲喘着气，大声对我说：“快长出息吧，离开这累死人的庄稼地！”那声呐喊压过雨点打在塑料布上的声音，一直响在我耳畔，许多年过去了，依然清晰振耳。

父亲一辈子最犯怵的事就是求人，而且脾气急，说话又不会讲方式。一次也是麦收，我们爷俩在麦地等四哥大车来拉麦子，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四哥终于来了，父亲明显着急了，四哥却说，一整天人没休息，马没离车，并说今天肯定拉不完，剩下一车得明天再拉。

父亲更加急了，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今天不拉回，我还看一宿吗？今天你必须给我拉走”。

“六叔啊，您就是我爸也不行，干了一天活儿，人受的了，牲口也受不了”，老实厚道的四哥也急了。

说着，就卸车不干了，猛地抽了老马一鞭子。老马奋然跃起，突然把四哥拽倒，四哥反应迅速，倒地后就势一滚，身子离开车辙的一瞬，大车轱辘碾过。惊魂未定的四哥赶着马车，扬长而去，留下同样惊魂未定与无可奈何的父亲。

回到家里，父亲向邻居借来一辆双轮马车，带着我们姐弟，去麦地拉麦子。装满一车，一家人拉的拉、推的推，好不容易把一车麦子拉回家。等到再拉第二车时，大家都已经累的筋疲力尽。这时四哥赶着马车来了，大家都为之振奋，来了救星。父亲和四哥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装车，把麦子都拉回家时，已经星斗满天了。

很多年过去了，父亲和洪俊四哥关系格外亲近。父亲去世后，在老家停灵一晚，半夜要烧经明纸，晚上十点多，已经七十多岁、腿脚都不太好的四哥四嫂骑着电动三轮车，穿过一条街，早早的过来等候。

第二天父亲下葬，洪俊四哥一直跟到墓地，不时地捡拾新土里的树根和杂物，嘴里不停叨咕：“六叔这样的人物，说没也就没啦”！

老太爷

　　我们老家管曾祖父叫老太爷，父亲说，他的人生第一个恩人就是老太爷。

老太爷是我们老家远近闻名的木匠，一辈子忠厚传家，靠一手精湛的手艺活儿吃饭，创下了家业。

以前的农村生活，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木匠的巧手。有一句叫“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因此，木匠这一行业也相应地得到了极高的尊重和认可。老太爷为人豁达，经多见广，与人为善。到老年封箱不干木匠活儿了，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有老太爷留下来的传统木匠活全套工具。

我家祖宅是我曾祖父置办的，父亲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在村里中心位置，对着以前的大队部是一条南北大过道，据说这条过道就是我家一部分，东西两侧都是三进的院子。按照长幼有序住着几十口人。我爷爷这门住在西面的院子，整个院子门楼、影壁、正房、厢房、磨坊一应俱全。

母亲经常跟我们讲，那是她听来的故事。老太爷那辈儿老哥仨，他的父亲偏心另外哥俩，分家时分粮食多给他们，老太爷这股人多反倒分的少。“好儿不吃分家饭”，老太爷啥话不说，带着儿孙们辛勤耕种，分到的麦子舍不得吃，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口粮当做粮种，来年麦秋大丰收，全家人便吃喝不愁了。另外哥俩则因为粮食过多，连种到地里的麦种都发霉了，竟然颗粒无收。

老太爷有三个儿子，其中大爷爷家人口最多，四个儿子，十五个孙子。二爷爷家有五伯父和七叔两个儿子。我爷爷行三，父亲是独生子，在父辈中，排行老六。

老太爷仁德宽厚，看到底下儿孙满堂，乐的每天合不拢嘴：“我这帮人啊，没有一个缺胳膊少腿，没有一个瘫子傻子，知足啊”。

大爷爷的意外去世，是老太爷的最大遗憾。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会儿闹皖军，一会儿闹土匪老绅。有一个远房姑爷爷名叫刘邦彦，是八路军，就藏在大爷爷家里。一天，几个老绅突然闯进院子，看见正在喂猪的大爷爷。

老绅大喊：“你把刘邦彦藏到哪了，马上给老子交出来？”

“刘邦彦？他根本没上我家来——”大爷爷也故意高声回答，让里面藏着的刘邦彦有准备。

老绅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恼羞成怒，抬手就是一枪，大爷爷应声倒下。

老太爷老年丧子，从此善良的老人更加珍爱呵护每一个晚辈儿孙。孙辈当中，他最喜欢我的父亲。父亲从县城回家，老太爷都要从头摸到脚，喜欢的要命。老太爷老两口都活到八十多岁，都是母亲亲自伺候送终的。

老宅子惊梦

　　土改以后，祖宅的人都散了。爷爷这门就父亲独子，分到了村西一个富农的院子，正房里爷爷奶奶和一个老太太住对屋，我们叫她郭大奶奶。父母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挤在西厢房。

爷爷奶奶疏于理家，不擅经营，又不会心疼孩子。父亲虽然是独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疼爱，以致母亲也受了不少委屈。

大哥曾经劝过父亲写家史，父亲却摇摇头，说：“没法子写，子不言父过啊”。

那年月，父母的身体都不好，经常闹病。父亲认为，一家人不发旺，除了人健康和时运，还与房子有重要关系的。

1976年7月28日，前一天农历七月初一，恰逢我五周岁生日。但是，一个更大的事件让世界记住了那一天。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

父亲常说，大地震是一场大灾难，对于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家庭都是悲剧，但是对于我们家，却意味着另一种改变。

我们的老宅子以前是村里地主家的院子。在那间西厢房，对于我们全家却有着特殊的记忆。

父母结婚就在那个房间，以后有了我们姐弟，除了小妹，我们都是在那里出生的。按照父亲的说法，我们每个人，在那间房子里都出过极其危险的事。大姐出生后，本来还有一个哥哥，三岁就夭折了。那些年，父亲经常闹头疼，母亲身体状况也非常差。

提起那个房间，曾经是父母结婚的“新房”。母亲回忆说，他们结婚当晚，听见外间屋里的碗筷稀里哗啦，响作一团，情况不明，又不敢出来看，于是大被蒙头，终于熬到了天亮。出来一看，碗筷都在原位，毫发无损。对于有些事，大姐还记忆犹新，她说经常在晚上似梦似真的看到，一个披头散发舌头伸出很长的女人，从墙壁上的灯窑里探出来。

她又急又怕，赶紧喊：“妈，快点灯、快点灯啊”！

“又做梦了吧，快睡吧”，母亲则不以为然。

说来奇怪，父亲也说过，在他头疼厉害时，也梦到过一样的场景，和大姐描述的基本相同。

后来，有人说那个房间曾经打死过人的。以前住过的那家地主家里有一个刚成年的大姑娘，因为与人私定终身，身怀有孕，眼看家丑瞒不住。考虑家族颜面，老地主找到一个姓史的要饭的，给了一些钱，就在那个房间，活活地把人打死了。直到父母结婚前，那个房间一直用做堆放杂物。

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不太相信民间流传的那些所谓的神秘文化，但是做为个体，人在万物变幻中一定会有因果关系，然绝非常人之力所能改变的。

那场地震中，我家除了房倒屋塌，其余毫发未损。天摇地动中，身体衰弱的母亲拉着二姐、抱着熟睡的我，肚子里还怀着小妹，从屋里跑了出来。在厢房的房山处，我被放在一张小炕桌上面，继续睡觉。

在濛濛细雨中，等到天色渐渐放亮，猛地发现我们所处的位置，一面房山早已倾斜，眼看就会倒下来，一家人惊出一身冷汗。

大天亮时，父亲从单位回家，看到我们母子平安无事，才放心。看了看，倒塌的房子并没有给家里造成多大财产损失，一个暖壶盖被砸了进去，暖瓶竟安然无恙。

后来，住了几个月防震棚，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又盖了房子，就是老家前院的那个房子。

一名人民教师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工作，不管在哪个具体岗位，都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1956年4月，父亲分配到蓟县百货公司当会计，并于同年6月底转为正式脱产干部。后来安排到基层做主力会计，他根本不喜欢这份枯燥的数字工作，又加上一些家庭压力，患了神经衰弱症，经常头痛。他索性不顾领导的劝慰，固执己见地向提出退职申请，回乡参加劳动。

1958年，青甸渔场建立，父亲经人介绍到渔场工作。他常回忆，南京出差进鱼苗是一次难忘的幸福之旅。渔场派三十多人到南京捞鱼苗，父亲一个人留在浦口一家旅馆，负责保管工具和接场子来的电报，其他人都到芜湖捞鱼苗，准备分几次运回。这段时间，父亲整天无所事事，经常打一张往返船票到长江南岸的南京，逛逛中山明孝陵、繁华的新街口，或者在浦口逛逛公园看看电影，那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他常去江边看火车轮渡。

后来，回场时间不长，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把渔场冲毁，鱼苗也白捞了，渔场也就散了，父亲又失业回家了。

经北京的五伯父王文汗推荐，1959年腊月，父亲到北京朝阳区孙河乡苇沟小学代课，从此，开启了他教育工作生涯。 回想以来，那段日子正规的教育实践，对于父亲一生的教育工作是受益匪浅的。

1960年3月，那时蓟县与三河并县，父亲又参加了在三河骨干民师培养班学习。培养班共有两个班，短短三个月，父亲优秀成绩和表现得到了辅导老师的重视，在同学之间也有了很高的威望。培养班结束，父亲回到侯家营小学代课，同年8月转为一名正式的人民老师。

　　那时，侯家营小学在我们镇上的一座旧庙里，人们都称它为大寺。大寺始建年代不详，以前规模不小，据说有一座阎王殿，供奉着十殿阎王。一天，一个走投无路的乞丐想要在临死前去找阎王爷理论理论，谁料刚一进门，黑暗中碰到了殿脚一个小鬼前面的机关，铁链子当头落下，可怜的乞丐愣是给吓死了。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

父母都在大寺读过书，回到当年读书的地方，父亲很有感慨。此后八年的一线教学，父亲亲自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在老家，经常遇到一些人，以父亲的学生自居，觉得这是他们一生的骄傲。

从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归来，公社安排父亲去文教室抓小学业务，那时也没有正式职称，就叫业务干部，后来叫业务校长。他的工作很忙，全公社29所小学，村村有小学，29所育红班，外带着还要抓业教，大中专招生，正赶上推荐上大学。基本每星期都得去七十里外城里开会办事。那时没有公交车，就得骑自行车，路途补助两块钱。后来通了公交车了，每天只往返城乡一趟。

有一次，去县城上报考生报表，由于等报表没收齐，没赶上车，想着第二天开会再一起报吧。后来，这趟车到尤古庄起火了，二十二人在大火中遇难，事件震惊全国。老天保佑父亲，逃过一劫。

学英语，教英语

　　父亲曾经送给孙子一件“传家宝”，那是他当年自制的一台木匠收音机，青年时代的父亲就凭借家里这个奢侈的“家用电器”，跟电台自学英语。每天清晨，父亲总是准时起床，打开收音机，小炕桌上摆放笔和本子，坚持学习不辍。

父亲的笔记本上，扉页位置总是写了“海绵”两个大字。他说，鲁迅先生曾把时间比做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如果把零散的时间充分利用好，积累起来，并养成习惯，年深日久就会改变我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修养学识，会终身受益。

我小的时候，父亲没事也教我一些简单英语单词，村里的大一点的孩子都知道我会英语，几个人便把我围住，诚心诚意的向我请教怎么样用英语骂人，弄得人苦笑不得。

1977年，刚开始恢复高考，鼓励农村基层推荐工农兵读“社来社去”大学生，父亲当时在公社教育辅导站，负责推荐工作。经过他的提名推荐，有一些农村青年被推荐上了大学，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如西孔庄村的周玉中，之前在村里做赤脚医生，经推荐上了天津医科大学。这个人非常好学，他经常来我家里，我跟父亲一起学习英语，俩人嘀嘀咕咕，一学就是半天。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医院上班，也一直坚持继续学习。成为国内知名学科专家、教授，研究生导师，曾经是县医院治疗非典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经常到国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当年所谓的“推荐之恩”，每到过年过节，再忙都要来看望我父母。我们两家都保持着最好的情谊，做为父亲一辈子的好兄弟，我们都称他三叔。后来，三叔的四弟周玉龙再推荐时，村里负责政审时说他家丈人家成分不好，而且他们兄弟已经推荐走了一个，说啥也不给盖章了，所以四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一直在村里做村医，工作认真，邻里村对他评价都非常好。前些年，他经常来家里，和父亲一起拉二胡、聊天。

1978年 蓟县教育局在上仓举办英语培训班，准备在全县初中全面开设英语班，这个培训班就是培养师资。教育局教研室领导找到我父亲，开口就说：“县局准备开设英语培训班，准备让你去。”父亲说：“好啊，正好我喜欢英语，学学英语，然后教英语，这是我最希望，也是最喜欢的工作”。然而领导却说，“把你找来不是让你学英语的，而是让你教英语”。父亲连忙说：“不行，我有什么资格去教英语，这不是瞎闹吗。我自学英语倒是实际，这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那哪能当英语老师呢？纯粹是误人子弟”。领导坚持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局里也相信你，你必须去。

就这样，蓟县第一个英语培训班开班了。两个班，一班50人，一共四位老师，其他三位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唯独我父亲是初中毕业。教育局还委任父亲为两个班的临时校长。

四个月转眼就结束了，结业后师生依依不舍地奔赴全县各个中学，自此开创了蓟县中学英文教学普及的先河。这期间，学员们和父亲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到家后，有的还给他写信，称他为“Teacher Wang”。多年以后，父亲还保存着当年英语培训班的照片和学员成绩单等资料，甚至还清楚记得他们的班级和座位。

养猪养鸡

我家当院，没有养牛羊这类牲畜的，但是鸡和猪却是我们的朋友，与我们一家人吃喝关系密切，是生活所需。依我看，北方猪圈的最早设计者应该获得环保奖的。在宅院的西南角，是猪圈和厕所的位置，臭气避开了主人东南和西北风向。猪圈采用跃层logo公寓理念设计，半屋半露，台上睡觉，阳光充足，台下活动，拉屎拉尿，开门就餐，专属席位。家人的厕所与猪圈是相通的，猪们如果正餐没有吃好，还可以偶尔改善一下口味！

喂猪的活儿经常由我来做，一大木桶的猪食主要食材是一家人的洗碗刷锅水加热，放进去一些麦皮玉米骨粉麸子、豆饼等，煮熟后加入青草叶或者白菜帮见开，就是猪的美食。一舀子一舀子加进猪食槽，猪吃的大快朵颐，发出十分夸张的声响，这时用大铁刷子给它刷刷后脊背，猪就吃的更香了。尽管如此，有时因为食物太稀，猪吃的没有尽兴，而且很快就饿了，没等到下顿开饭，就忍不住了。索性把猪圈门拱到一边，四处找吃的去了。那时，我们放学经常先放下书包去追猪。

猪的叛逆行为让父亲很是恼火，干脆一狠心，在猪圈门上向内钉了一排大长铁钉子。但猪才不管这些呢，即使让钉子把嘴扎破，也要挡不住它们追求自由和食物的勇气。

父亲喜欢安静，不太喜欢动物的吵闹。养鸡算是相对安静点，还能每天收获几枚鸡蛋。但是明确限定养鸡的范围就是这一排尼龙线织成的高大网子内，胆敢有鸡越界跑出来，就是罪不可恕。

一次，有一只胆子大的母鸡跑出来，把父亲新种的半畦花苗吃的狼藉一片。父亲怒不可遏，追上那只鸡，一把抓住，竟给摔死在地上。那是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把母亲心疼的直掉眼泪。

摔死母鸡是无奈之举，父亲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有一年正月初几，家里来客，母亲让父亲杀一只公鸡做为大菜。父亲捉住了公鸡，拿起菜刀酝酿半天感情。最后把心一横，手起刀落，血溅五步。把鸡和刀往地上一扔，完事大吉。谁想下手太轻了，公鸡脖子没断，竟然歪着脖子飞到了西院邻居家，弄的满地鸡血。

花样老爸

别看父亲讨厌在家里养动物，但是对花草树木却是情有独钟。相比较庄稼地里的活儿，父亲也更上心经营他的园子。

我家养花的历史应该有很多年了。父亲喜欢养花，在我小时候，房前屋后，窗前篱畔，总是父亲精心栽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妆点着我们五彩斑斓的童年生活。

记得上中学时，学校离集市不远，每逢大集，母亲总是早早起来，把开得最好的花，满满装上一车，我和父亲帮母亲把花送到集上，然后再去上班上学。

独轮手推车是生产队“散社儿”分给我家的。车两边各绑一个柳条大筐，放一些重一点的盆花。上面再平放一个大方盘，是父亲用木板拼钉的。农村街道泥泞不堪，推这样的车，无论是重量还是平衡，都是技术活儿。

后来，我待业在家，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追集。骑自行车只能绑一个柳条框，因为还要坐上不会骑车的母亲。东西南北，方圆十里二十里，大小集镇都去。

早晨把母亲送到集上，我就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看书，树林里、小河边、麦田里，或坐或躺，真是天然的大书房，好不惬意。

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人间冷暖情。在那些年月，家里穷，人口多，养花卖花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无疑是一笔刚性的补贴。

父亲是一个创新家，我家的院子无处不在都有他的别出心裁。前院门口处有一架自制的古法太阳能，水泥做的一个大圆盘，外形就像一个大锅型雷电天线，表面用沥青贴着许多水银玻璃片，圆盘可以随意转动，外部立一个架子上，挂上一壶水，调整好聚光点，顷刻，壶水便烧了滚开。

前后园子里，虽没有奇珍异草，但是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父亲是本地草莓的最早引进者，我们小时候，采摘现熟的草莓、洋姑娘是童年难忘的乐趣，那种美味感觉是以后多少年都没有的。一棵红果树，从青果子开始渐红，到霜降，总能在树下捡到几粒，酸酸的。大柿子在树上高高的挂到冬天，舍不得摘了吃。家里还种植过桃树、杏树、核桃、李子、葡萄等，父亲种的蛇豆角有一米多长，一家人一顿吃不了一根，这都是大家看着稀奇的东西。

我们姐弟先后离开老家，母亲不再卖花了，父亲院子里的花便没有那么多种类了，因为芍药不用太多管理，所以院子里大部分空间都栽了芍药，每年五月，满院的芍药便会竞相绽放。几树白丁香恰是满天繁星，不惧孤独寂寞，在初夏的晚风中摇曳花枝。

花落知多少？这些花儿啊，不知是否记得当年主人？

父亲安眠的地方，在我们村子北面，早年这里是一片肥沃的良田，水渠围绕，盛产花生、棉花、玉米、红薯等各种农作物，那是父亲曾经挥洒汗水的土地。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安静的树林，一排排白杨肃然挺立，阵阵鸟鸣与不远处鸡鸣犬吠此起披落，构成一幅和谐祥和的田园画卷。

“五七”祭日，兄弟姐妹在秋雨濛濛中齐聚父亲墓前。我们惊奇地发现，花篮中几束菊花竟然在几块简陋的花泥中扎下了根，长出新叶，在秋风中，顽强地绽放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

父亲和我

父亲属虎，平时文静儒雅，待人谦卑和善。但也嫉恶如仇，眼里不进沙子，他不认可的事，老天爷也不行，那脾气上了，谁也拦不住。

我们几个孩子小时候，大概都挨过父亲的责打。尤其是我，更是经常化、重点化。后来，可能考虑一些外在形式和庄重效果，父亲找了一个一尺半长的竹板，修理的光滑顺手，平时放在厢房的放梁上，只要看到父亲瞪眼睛，机灵的小妹便飞奔到厢房，蹬着板凳，去帮父亲请出“家法”，这个“小叛徒”啊。

上初二那年，县里的师范学校举办美术培训班，通知发到学校，我和一起玩画画的同学王泽海商量要报名，父母却不同意，一来是会影响学习，二来学费需要四十五元钱，家里花这钱没多大意义。家里不支持，我自己想办法。

那时候，我正住在一个同学家和他做伴儿，他说，我们村谁谁晚上“照青蛙”，一天能挣十多块钱呢。我一听来了兴趣，便跟他借了五块钱，置办了一个强光手电筒。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我们俩去了村子南面的一片蛙声此起彼伏的水溏。好在水并不深，等多齐腰而已，看到青蛙伏在一堆水草旁，手电光射过去，青蛙就不动了，上去一把抓住，放进带来的蛇皮袋子里。青蛙在里面撞来撞去，我的心也随着上下翻腾不舒服。费了半宿功夫，我俩只抓的十几个青蛙。晚上睡觉，把袋子放在外间屋的灶台口。谁料，第二天早上起来，青蛙先生们全部不辞而别了。

父母知道这件事，让我不要再去了。收缴了我的手电筒，拿并帮我还了五元钱债务。经协商，最终达成意见，批准经费让我参加师范学校的暑期美术培训班学习。理由一，即使不让我去也不会对学习有什么好的影响，理由二，是，指望孩子照青蛙不会赚到学费，都不是干这事儿的材料儿。

实事求是地讲，那次培训对于我人生的艺术方面的追求，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父亲对于我画画这件事儿的观点也有了转变。

后来，父亲经常带我去县城。四层的县图书馆座落在鼓楼东文昌街上，是当时县城的最高建筑，也是我心中的艺术殿堂。图书馆四楼有一个不小的展厅，馆长谷少之先生的房间就在旁边。这里经常举办一些艺术展览，除了本县业余爱好者参加的以外，也展出过一些名家的作品。孙其峰、溥佐、王学仲、冯骥才等曾到场参加一些艺术交流活动。还有一些层次较高的展览，比如幽燕十一县联展，荟聚了京津冀三地名家作品，极大的开拓了我的艺术视野。

父亲还把他的借阅证借给我用，我便借来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主要是《芥子园花谱》《马岱画宝》《中国画技法》《荣宝斋画谱》等书籍，当时没有手机拍照，我就使用抄书笔记的笨方法，边抄边画。很多的书，都是借回来我和父亲一起看的。

小时候，父亲就鼓励我学习书法，他写完后，舍不得涮毛笔，就续上一点水，让我再写一阵。家里有两本老字帖，一本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一本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我也不太注重系统性学习，有时《多宝塔》，有时《玄秘塔》，拿过来就练，时颜时柳，颜不颜，柳不柳，完全乱了章法，以致我楷书基本功不够扎实。

那时候，由于喜欢书画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县里成立一个老年书画协会，谷伯父是父亲的好朋友，我就被荣幸地吸收这个组织里，做一名最年轻的会员。

1993年，经乡镇政府推荐，父亲当选县第八届政协委员。为做好提案，他积极开展调研工作，走村串户，查阅大量报刊资料。还把提案内容念给母亲听，征求意见。母亲说他是管闲事、淡操心。

1991年11月，那时我正在乡政府做打字员的临时工作。一次由于感冒用药有误，致使我患上过敏性紫癜，浑身上下，五脏六腑，都有出血，开始一个红色小点点，后来连成片，等到我从城里医院检查回家，脚已经不能触地，站里不住。瘦瘦的父亲把我从车上背进屋，棉裤都粘在腿上，脱不下来了。

父亲悄悄地给北京的大哥发去电报：“洪学病重，速归”。

在镇里的卫生院，我躺着冰冷的病床上，疼痛另我不停的左右翻滚。我绝望地想：难倒哥们儿就这样交代了吗？

三叔却心里有数，一面劝导父亲，一面大胆用药。在县里医院遥控指挥，展开治疗方案，我的病势一天天好转了。

大难不死，转过年，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县里劳动局最后一批面向非农业待业青年招工，我以挂名榜尾的成绩考上了农村信用社，父母都为我的侥幸感到非常高兴。虽然同样不喜欢枯燥数字，无论喜欢与否那一堆一堆的钞票都与我毫无关系，但是我却没有勇气，也没有资格提出我的任何想法，更别说效仿父亲当年毅然辞职的做法了，我只有默默地接受与感恩父亲的赐予。

父亲的书斋自题为虎图斋，一为自己生肖属相，另“虎图”取自“虎图”之谐音。清人郑板桥说糊涂难得，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人生的风景，最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由此想到郑板桥的有一句名句——“吃亏是福”。

今年八十八岁的老母亲，总能睿智豁达地看待人生，她说我：“和你爸一样，吃亏的事没过脖梗子，都不会喊一声屈的”。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他经常写的书法作品是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还告诉我，人真正做到这点，便是大境界。我经常想，吃亏是福不是消极与懦弱，而是一种人生大格局，我从父亲的身上，找到了最好的诠释。“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如此坚持，便是铭心刻骨，终生无法改变的了，感谢父亲给予我人格上的塑造与恩赏。

卖春联

过年写春联、卖春联是我家的又一项“副业”。

刚入冬闲，父母就开始买大红纸，买墨汁、金粉。一有时间，父亲就自己裁纸，写春联。春联有五言、七言还有九言，满足不同门口张贴，还有大、中、小不同的福字和门方。此外，还有贴在室外墙壁、器物上贴各种福条、春条，如贴在室内帽镜边上有“抬头见喜”，贴在室外的牛栏猪圈贴“六畜兴旺”，在井台上贴“青龙大吉”，在大车上贴“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以前农村很多人不识字，有个笑话说，大家去一家拜年，见牲口槽上贴着春条“抬头见喜”，觉得好笑，待一进屋，迎面贴的却是“六畜兴旺”，一下惹的众人哄堂大笑。

母亲把平时写好的春联分类整理，放进纸箱。寒假时间不到一个月，是我们一家人最忙碌的日子。全家总动员，老少齐上阵，兵分几路卖春联。

以我们老家侯家营为中心，周边四十里地以内的乡镇大集，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前往的。母亲是主力，也是大家的主心骨，同时负责行动指挥，老太君亲自挂帅。各队之间也搞劳动竞赛，比业绩。一般母亲在哪队，哪队的业绩总是最好，虽然母亲不会骑车，需要有专车护驾，但是大家都愿意跟她一组 。

冬天的早晨天亮的比较晚，路面经常带着冰雪。我们在寒风刺骨中，整理好东西，在此起彼伏的节日鞭炮声中，骑上车悄悄地出发。天刚蒙蒙亮，就到达了目的地。

父亲的任务不光是卖春联，还和姥姥负责后勤事务，安排好大家吃饭。晚上回到家，还要根据销量及时补充书写各种春联和福字。主要大福字，需求量大，墨迹干得慢，在生着炉子的屋子里，有时候一夜都干不了。写完不能叠起来，必须一张一张的平铺了。所以屋里能放东西的地方，全放满了福字。经常睡了一觉，准备翻身，发现被子上都盖满了大红福字。父亲还在灯下，不知疲倦的忙碌着。他的瘦长的背影里，是一家人幸福安宁的梦乡。

姐姐、姐夫的加入，是我们卖春联队伍的重要“外援”力量。感觉那时候的冬天格外冷，我们的手都冻裂的一道道口子。要是光干冷还算好，卖春联就怕有风的天气，那样展示的春联就会被风刮破了。大家过年都图吉利，破了一点小口的春联就没人愿意要了。

父亲写一手漂亮书法，不光用行书和隶书写春联，还用小篆写，很吃功夫，优雅隽永的春联在农村大集上鹤立鸡群。农村妇女很多不认识字，但是能看出字好。每次只要刚一摆摊，便围上一帮人，大家都争着抢着买。连宝坻县城里，都有这样的老顾客，年年贴父亲写的春联和大福字。

卖春联虽然辛苦，还是弄了个“年过儿”，那时候供大哥上大学，有了这些额外收入，家里生活也显得不那么拮据了。

听歌唱戏一乐叟

父亲多才多艺，喜欢摆弄乐器，口琴、电子琴、二胡、葫芦丝等，他都能熟练演奏。

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着一把秦琴。父亲怕我们小孩子玩坏他的琴，一次恰巧捉到一只大耗子，便把耗子塞到琴里，当着我们的面把耗子拎出来，说：“你看，耗子就住在这里面吧”。我们就都管那把秦琴叫“大耗子”。

退休之后，父亲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寻求开心、寻求快乐，他自称为乐叟。他善交朋友，喜欢和朋友一起聊天。住在老家时，每天来我家串门的人不断，有本村的、有外村的，老朋友在一起聊天、喝茶、唱歌，其乐无穷。

在村里，父亲组织了一拨文娱队。晚上，大家活动跳秧歌，父亲用口琴伴奏。文娱队最多时三十多人，跳一会，唱一会，唱歌唱评戏选段。后来，邻村的孔庄子、铺庄子也来参加跳秧歌。

一到冬天，父母就搬进城。在小区，父亲又组织一拨秧歌队，最多也达到三十多人，每天下午活动，地点就在小区大门口对过小广场，一进天一绿海大门第一眼就看到，也给小区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父母都对唱歌唱评戏很感兴趣，无论歌曲还是评戏，只要爱听，就非把它排会不可，后经过录音矫正，随着伴奏一点没问题。闹疫情期间，不能出去活动，早上，在被窝里的随着伴奏，也唱上十来段评戏。

父亲把那些熟悉能唱的歌曲、评戏、京东大鼓用大点的字抄下来，和母亲一起唱。母亲识字不多，但是只要看到“歌片子”，就能记住唱段歌词的内容，一字不差。

我认为，中国唢呐的曲调是最贴近生活、直指人心的音乐，亦俗亦雅，能悲能喜。父亲出殡那天，唢呐声低沉时哀声绵绵、悲思纠缠，如呜似咽、如泣似诉，高昂时嚎天哭地、撕心裂肺，刀絞肝肠、催人泪下。

一路送别，父亲入土为安，无限悲怆的唢呐声是否是联系着两个世界的唯一声音。听歌唱戏一乐叟，走向他的天国世界。

书香温暖家庭

从小时候起，感觉与别人家不同的就是家里有非常多书。

父亲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尽管我们家庭条件艰苦，生活很拮据，但父亲买书这件事儿，母亲还是不太干预的。由于家里没有像样的书架，大多数书籍都是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放在纸箱子里，充梁盈栋，占据了家里的大量空间。有时候，赶上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父亲就让我们和他一起晒书。

“晒书”是我小时候非常愿意干的事。一册一册的书，搬出来，找个地方晾晒一下，散散潮气。藏书怕范潮，更怕老鼠嗑了，有时候发现纸箱的出现碎纸屑，拿开几本书，竟然在一团碎纸中发现老鼠做的窝。几只还没长毛的粉嫩嫩的鼠崽滚了出来，瑟瑟发抖。

箱子里的书就像万花筒，另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我也充满无限诱惑。有时候经常趁着父亲不注意，悄悄藏了两本。或者记了箱子的编号位置，等父亲上班了，自己翻。经常正看着入神着迷时，被下班回家的父亲发现，像捉小耗子给拎出来。

除了大量藏书，父亲还喜欢剪报收集。把报纸上喜欢的文章剪下来，粘贴在没用的旧杂志上，封面和书脊上标明分类和编号。这样的剪报，我家就有好多箱子。后来，我也效仿做了一批剪报，只是后来很少学习翻阅了。

我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因为学习的事让父母伤透了脑筋。我上学时，父亲回到我们乡里当业务校长。所以教我的老师都是本乡的硬手名师，对我更是格外关照。都是怨我不成才，让老师们无能为力，也让父亲在名师们面前抬不起头。

无奈之下，我就劝父亲，“咱家是书香文化之家，我虽然上学不行，就是做一只小老鼠，有这么多书做吃的，自然也不会饿死吧”？

对我来说，读书跟上学完全是两码事儿，我极其排斥当时我所处的教育环境，难以接受这样的教育方式，所幸读书救赎了我。记得三毛有篇文章《逃学为了读书》，我略有同感。经常被老师上课时抓了现行，老师拿着抓获的“战利品”，满脸狐疑：“这书，你看得懂吗？”

那年，大哥从新疆回来，寄回几大箱书籍，还贴了封条，写着“勿动”，我发现箱子只封了上口，纸箱上下口是一样打开的，只是换个方向而已嘛。我便从箱子底下一本一本抽着看的，封条纹丝不动，书却被我看了个遍。后来，事情败露了，大哥笑着批评我：“你呀，属耗子就对了”！

辍学待业的时间，我如饥似渴地偷读了这几百本书，这是大哥的藏书精华，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个人修养等多个方面。后来，我跟父母说，我用待业时间，自修了一个免费的大学。

我相信一句话：《围炉夜话》中说：“何谓享福之人，能读书者便是；何谓创家之人，能教子者便是。”

1999年，我的家获得天津市“书香之家”荣誉，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感到十分欣慰，说：“这是对咱家最好的奖赏和评价”。

读书，是一个家庭良好的习惯，也是父母能给孩子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一切都是我的父亲给我的最优厚的恩赏。

伉俪情深七十年

今年是父母结婚七十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照顾好母亲。

母亲属牛，民国二十六年出生。据母亲回忆，父母刚结婚时，母亲刚十九岁，父亲小一岁，而且小生日。都没有到法定婚龄，父亲的一个姓白的同学被称为“白官儿”的，正在公社负责民政工作，最终他违反原则帮了忙。结婚后，母亲勤俭持家，孝敬公婆，还做了一手好活计。起初，爷爷奶奶非常满意，逢人就夸，一家人幸福和谐。可是好景不长，父亲很快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铁饭碗”工作，到供销社上班。而且刚参加培训后就被留在县里的百货公司。

父母的地位发生变化，爷爷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儿子离婚，另找一个“铁饭碗”媳妇。

父亲坚决不听话，说“结婚时找人走后面给办的，离婚的事儿，白官儿不管了。再者说，媳妇没啥过错，咱们没理由给休了啊”！

就这样，父亲每次回家，爷爷奶奶都是轮番上阵，劝说离婚。平时对母亲也不像从前，横挑鼻子竖挑脸，还恶语相加，让母亲受尽委屈。以至于后来父亲毅然辞职，扔掉的当时人人羡慕的“公粮饭”。

母亲娘家沈府，祖上来自关外沈阳。母亲的曾祖父之常公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京东沈老先生，曾负责监修过京城白庙大桥。母亲十二岁那年，姥爷被人迫害致死。据母亲讲，姥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从小聪明好学，虽读书不多，特别有悟性。早年和他父亲一起经营菜园子，早春时，从西大河里挖孜泥，做成一个一个泥窝窝，白天晒足太阳，晚上一畦一畦地扣在早生的菜苗上。于是，各种蔬菜便比别人家的都提前上市，长的又好，便好卖上价，沈家菜园子一时名声远扬。

后来，姥爷四处奔波闯荡天下，并在侯家营街面开了一家名叫广兴成的字号，人们都称呼他为沈大先生。

姥爷是被人以成分之名活活打死的，遇难不久，竟有几个人来家里，说要任命姥爷去武清县当县长。后来，有人猜想，姥爷其实是地下党的干部。

姥爷去世，童年的母亲心里蒙上了阴影，生活也发生根本改变。

祸不单行，四十天后，母亲的同胞姐姐，已经出嫁了的大姨病逝，姥姥一家人雪上加霜。

后来，更加致命的打击是，两个壮年舅舅的先后去世，让姥姥和母亲彻底失去了支撑。舅舅有病期间，父亲跑前跑后，一趟一趟去北京、去县城给他们治病。

老舅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记事了。他留给我的礼物是一架手工打造的小马车，车轮都是木头的，非常精致，我整天拉着它，玩拉土，装车卸车，一堆土从院子东面拉到西面，再从西面拉到东面，乐此不疲的拉。

妈经常念叨，具有和姥爷一样智慧和精神的老舅，如果活着，是可以改变家族的人，就连咱们家都会不一样的。老舅去世那天，村里人说在村口看到过五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赶车的人谁也不认识，后来都说那架马车是来接老舅的。

剩下了孤零零的姥姥，父母商量，把无依无靠的姥姥接来家里，一住就是十五年。这样，家里九口人，只有父亲挣微薄的工资。我出生那年，父亲工资从二十九块五涨到三十八块。

1992年5月16日，和我一样有着文学梦的二姐洪伟突然去世，留下四岁的外甥宋歌和仅四个月的小外甥女，向一道流星，无疑又是在父母的心里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的人生中有三大恩人：第一个是他的爷爷，我的老太爷，从小最疼他。第二个是五伯父，父亲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在北京给安排代课工作，后来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三个就是母亲，这么多年，理解他、帮助他，同样身体不好，精心诚意伺候了几代长辈，粗茶淡饭把我们姐弟几个拉扯成人，吃了好多苦，受不无数委屈，他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母亲。

多少年，父母相濡以沫，相互鼓励，支撑着走过至深至暗的日子。母亲早些年身体不好，父亲四处找偏方，买药，给她治病。母亲识字不多，但记忆力特别好，喜欢看戏、听评书，父亲就订阅《中国电视报》，提前找好母亲喜欢看的戏曲和电视剧节目。父亲经常给母亲念书念报，念报刊上发表的我的文章。父母是最善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敬重忠诚孝子，安于读书耕田，无欲无求，只愿一家人平安幸福。

生命啊，也许无处不是涅槃重生。我完全有理由相信，父亲此时应该走在一个与我平行的世界里。我们看不见他，他却无时无刻的都能看见我们，听见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能够洞察我们的内心所想。

如果是那样的话，看到母亲现在如饱经风霜的不老松，更加健康和坚强的状态，父亲会真的安心，含笑九泉了。

乐叟的病

2013年5月20日，父亲在老家说他肚子胀痛，我把他接来县医院检查。初步怀疑是因肠梗阻，又灌肠又是做食道镜，怎么折腾也下不来，眼见肚子越来越涨。

到次日，医院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周玉中三叔神情激动地告诉我：“癌，直肠癌，需要马上手术”。他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来不及接受，不容商量。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21日夜十一点手术完成，父亲的直肠被切掉手指长的一节，小肚子上一侧留了造口，放了一个透明袋子用来排大便。

父亲浑身插着各种管子，躺着并床上昏睡不醒，我们姐弟守着病床，商量等他醒了怎么样跟他解释病情。最终，还是不能告诉他实情。就是说肠梗阻时间太长，发生坏死，只能切除。至于造口排便，是权宜办法，以后还能够接回来。

因为要随时给他接大小便，还要关注小屏幕上的监护数据，我躺着父亲身边的床上，无法入睡。想到人生无常，一天的时间，父亲竟然变成这样了。天快亮了，恍恍惚惚做了一个梦。父亲赤身被高高的绑在十字架上，要行刑处斩。我们姐弟几个挥舞刀枪拼尽全力，殊死搏斗，——劫法场救出父亲。

父亲醒了过来，平静的接受了我们编好的理由，住院三十二天。

经历一次重大的手术，父亲更加热爱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写书法、玩乐器，唱歌、唱戏、访友、聊天后来，父亲还学会了手机微信，自名昵称“乐叟”。偶尔也会因为造口处理不当，弄的被子和衣服上都是粪便，烦恼不已：“这种生活，真没质量”。

其实，父亲刚退休不久，就检查发现患有心脏房颤，是多年心率不齐引发的。北京阜外医院的专家告诉他，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物预防脑血栓。父亲一听烦了：“生死有命，就不信这套邪”。还经常对人说，“这些年没吃药，心脏也没咋的啊。”

从去年年底开始，父亲几次在家栽倒，做医生爱人怀疑是心衰造成的，做了二十四小时心电图，检查发现心衰比较严重了，最长达到两秒钟心脏骤停，问了专家，建议装一个心脏起搏器。这时候，还有一件事困扰着他。他的肛门出现便血，带他去检查，却报告父亲身体发生多处并发癌变和癌伴病变，隐藏十年的病毒卷土重来。后来，肛门分泌物越来越频繁，不受时间控制，经常拉到裤子里，连浓带血，每次都弄的他十分恼火。

今年5月7日，虚弱的父亲再一次栽倒，致使脊椎一段骨裂。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是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走出家门，看着父亲床前的一盏灯，形容消瘦的父亲躺在床上，我想到了“风烛残年”这四个字。

病中，他除了偶尔烦躁，很多时间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听评书、唱戏、唱歌、刷视频，我经常陪他一起回忆过去的人和事。

“——听我把，从前事，细说端详！”

躺在床上，父亲气息饱满，字正腔圆，马派评剧老生味道，带着无限的沧桑和悲怆，听得我热泪盈眶。

父亲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他把夏凉被的一角系了一条红线，以区别头尾，嘱咐保姆不能给盖反了。即使行动不便，每天清晨五点左右，他自己清洗好造口和肛门，由于行动困难，换纸尿裤最麻烦了，需要我或母亲帮忙来做，尽量不让保姆参与。

“你呀，就是因为太“啧应”，才得了这整天“打屎仗”的病”，母亲经常这样说。

父亲是一个非常细致入微的人。除了读书笔记剪报收集大量资料，生活琐事都载有日志。去年，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伏案整理了他的自传文字，主要记录了他多年教育工作的情况。笔记本上，清清楚楚，时间条理清晰，光光娟秀的字迹就让孙辈孩子们惊叹不已。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小妹洪培提议，给父亲做一本纪念画册。她负责排版印刷，大哥负责文字整理，我负责图片、照片遴选，书名《虎图斋记事》。编纂小组马不停蹄，跟生命赛跑。

父亲如愿的看到了画册样本，对此，他非常欣慰。他说：没想自己活到这个岁数，唯一舍不得的，就是这帮亲人。

阳台上，一个简单书案上摆放着笔墨。他告诉我：“如果能活到过年，我再给你们写春联”。

父亲临终前一周，已经不能进食。8月11日上午，保姆田大姐打来电话，说老爷子要跟我喝点酒。等我下班赶回家，父亲说：“等你半天不来，我已经吃了，酒也喝了”。床头放着一盅酒，碗里有三个饺子，显然没动。

17日，父亲在家中安详辞世。走的当天，父亲还能与家人进行简单清晰的对话。下午四点，姐夫让外甥女把他接过来，搀扶着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弥留之际，父亲目光平静的看着围在身边的人。

我爱人问：“爸，您有事吗？”

“我，没，事……”他平静地回答。

傍晚，主动提出喝一小杯酸奶，左手还不在的摸下腹的造口位置。

深夜，父亲走了，干干净净、了无牵挂地走了。

父亲的一生，早年神经衰弱，经常头疼，伴随他多年，后来又患心率不齐。在他留下来多年的日志中，经常写下“某月某日，头疼，一天都疼”“某月某日，心慌不已”这样的简短记载。父亲还有严重颈椎病，有一段时间，他在老家西屋自制了牵引设施，用绳子高高吊在房梁上，酷似当年日本人对付八路军的刑具。

一次，父亲在城里骑自行车，一辆大货车行驶到他身边，发生了爆胎，巨大的声波冲击到耳骨，以后好几年，父亲的耳朵总是疼。

父亲是一个坚强而有毅力的人，他从读书报摘中，自己找了好多养生和消除他病痛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了一些窍门。所以晚年的父亲，虽然有疾病缠身，却是他活的最从容的时光。

我提前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父亲走了，离我们而去，但愿少了儿子的陪伴，天堂里没有愁苦、没有病痛……

从星星石胡同到梅花楼

梅花楼是父亲的终老之地。

梅花楼在蓟州古城中心区域，鼓楼商业广场西侧。这片楼是城区比较早的商业住宅楼，设计外形独特，就像就像星星点点散落，又似几朵绽放的梅花。红砖墙体在一片古建筑群里，别有另一种时代痕迹。

蓟州古城以鼓楼为中心，东有文昌，西为武定。武定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修建起来的古建筑群，又名渔阳古街。

院里虽然车不少，但是不像别的小区那样上下班拥堵。如今的梅花楼，居住很多老人和一些陪读家庭，生活节奏慢下来，邻里间便多了一些人情味。

父亲说，他刚参加工作在商业系统，住的地方就在梅花楼这一带。那时，这里有一个星星石胡同，据说名称来自一块陨石。后来，小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星星石胡同没有了，陨石也不知道去向。父亲凭证青春的勇气和任性毅然离开了商业系统，开启他一生漫长的教育生涯。星星石胡同留下的，不知道是父亲怎样的青春记忆啊！

这些年，我家换了几次房子，害的父母跟我颠沛流离。

我是1999年6月工作调动来到县城的，正好赶上单位集资房，买了一个六楼的单元房，后来娶妻生子。每年冬天，都要把父母接来同住，他们叫“委冬”，一开春就回到老家，在大院子里过他们清静自由的田园生活。他们这样像候鸟一样的过冬方式一直持续到2020年。这期间，我几次换房搬家，父母也跟着辗转流离。每次给父母搬家，爱人都早早准备，我和姐夫商量安排好车辆，迎接父母进城。

妻子的说法，无论房子大小，要有长幼尊卑，主卧室一定要让“老家儿”住的。所以，尽管他们仅住冬天三四个月，主卧都是留给父母的。就连我们的平房，因为冬天太冷，买了以后父母几乎都没住过几天。很多年时间，正房东屋一直空着，儿子小时候常说是“爷爷的屋”。

回到他青春奋斗过的地方，父亲感到万分的欣慰和感慨。父母对于这个他们晚年的定居地非常满意，他说喜欢这里，喜欢这里闹中取静，也喜欢在宁静中主动接受外面的热闹，还喜欢梅花楼的名字，清雅中带着吉祥，他说这个房子没住够。

送别父亲的诗

2024年8月17日，那个夜晚，知道我们兄弟正守在父亲的病床前，诗人王家琛写下这首诗《理当感激的恩赏》，也许是诗人先知的感觉，此时此刻，正是父亲最后的弥留之际。

让一个儿子在临终父亲的床前，

看弥留之际的钟摆脚步均匀。

这是恩赏还是苦役？

那终将到来的即将到来。

上帝还在犹豫，他还不忍心

把确定的节点单独取出，

让属于一个人的时间截然分开，

折叠成生前和身后。

他让儿子深入父亲的宁静，

深入一生的劳累，疼痛与欢乐的互补，

让连绵雨声渗进翻耕不久的田垄。

他让四周的空气屏住呼吸，

谛听并感谢徘徊在门外的死神，

摘下恐怖的面具，变成耐心的孩子,

他迟疑的手一次次滑下门环。

他忠实地秉承上帝的旨意，

用接迎的轻柔和终曲的慈悲，

补偿他对命途坎坷无以更改的歉疚。

由此，一个儿子不必忧惧生命消逝的急促，

不必焦虑临终之痛的漫长。

只需和亲人们围坐四周，

祝颂在梦中都不迷路的父亲，

最后的沉着源于骨子里的从容。

这是理当感激的恩赏。

遗憾的是，父亲去世那一刻，大哥和我都不在他床前。最后送走父亲的，是小妹洪培和儿子陶语。10点56分，在宁静安详中，父亲悄悄地闭上眼睛，右臂一直握在孙子的手里，脉搏缓缓地停止了跳动。没有惊扰任何人，不辞而别，享年八十七岁。

我们为父亲做了最后的清洗，穿上母亲为他亲手缝制的寿衣。在微风细雨中，我们给他送了三遍路纸，刚回到屋里，窗外竟大雨滂沱。

一百天，父亲音容宛在，每一天都在思念父亲；

一百天，素衣简出，凭回忆追寻父亲留给我的点点滴滴；

几回回肝肠寸断，一次次泪洒屏笺。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是父亲的又一次远足，我无法追寻他的匆匆脚步，我不会意外他再梦里归来！

今生今世，父子情未了，期待下辈子吧！

安息吧，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