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前 邮政后

卢洪献

“法院”与“邮政”如果不牵涉到法律关系，八杆子打不到一块来。但是我就读的小学，却机缘巧合地把两者连接在一块。都属于南昌市的知名学校，我读书时名叫法院前小学，几年后改名为邮政路学校。命名为“法院前”，注定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旧法院有关。旧法院或者叫伪法院早就名存实亡，“文革”中这学校名称与“封资修”残留一块也就除了，才有了以街道命名的南昌市邮政路学校。邮政路学校后来名声大噪，但是我们觉得与它的距离反而愈来愈远，五十年后的聚会建群，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法小”这词，或许与它相伴了一些岁月，戓许与“发小”谐音吧。提起法小，眼前会浮现许许多多的故事，说起来幼稚可笑。有一次举手评“三好学生”，万玉珍举手反对，下课了我怀恨在心，打了她一拳，经双方家长斡旋，我被饿了一顿。我们在崔跃民家办学习小组，他当局长的爸爸不时会给我们吃点零食。怎么都是吃啊？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吃是第一要务。当然也不全是蝇头小事，说点小时的大事。

一、学校的一次搬迁

清末的历史，古老建筑，却容不下日益增长的学龄孩子需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市政府决定将学校与正对面的市公安局某机关置换，面积大的盘给了学校，并且在极其困难的政府经费中，为学校建起了三层的教学大楼。政府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尊学重教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我们十一二岁就参加了新校舍的劳动。全班同学排成一行，像传送带一样，把砖块一块一块地传递到目的地，为教学大楼添砖加瓦。在建设工地，还记得吴述晋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红岩》的故事，江姐、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激动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脉动，鼓动得大家劳动特别有劲。学校终于有了礼堂，还有容得下全体学生开运动会的大操场。每天，同学们列队到操场，升国旗，唱少先队歌，做广播体操。下午课外活动则有兴趣小组活动，蓝球、足球，射击，田径等，还有唱歌，跳舞，腰鼓、旗语，文娱活动相当活跃。

新校舍

二、老师的一次误伤

法院前小学射击队在南昌市颇有名气，参加市区的比赛经常拿奖。作为校射击队队员，却犯下一件不容饶恕的事件。由于年少害怕，我扣扳机时总会不自觉地闭上双眼。在一次小礼堂实弹训练时，我闭着双眼那一刹那，周老师跑到我射程之内去指导别的同学，我从来没有这么准确地击中目标，竟然将教练周老师的小腿击中。当我随着母亲战战兢兢到医院看望时，得知周老师的骨头受伤还开刀取出弹头，看到气枪铅弹都打瘪了，我顿时吓得哭了起来。周老师却从床头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怪你，是老师违反规定实弹训练时跑到射程内去了”。家里带来的一篮子鸡蛋坚决不受，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多好的老师啊，想到这我现在双眼都湿润了。虽然我在射击中犯下大错，但我的射击成绩还是可以的，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步枪比赛中，荣获了全校第一名，弥补了我学习成绩的一般。

复旦大学射击第一名

三、秘密的一桩往事

刚进入五年级时，社会动荡起来，正常的学习中断，一些校长和老师一夜之间成了批斗对象，根本上不成课，学校就要学生们回家，说是停课闹革命。法院前小学有位女老师，那时没成家，与我们几个学生来往较多。文革期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监管不准回家。老母亲一人在家她很不放心，偶然碰见我，就偷偷告诉我要我帮她带家信给她母亲，因为我们学生不受进出校门的约束。她事先约好将纸条放在路中间一块石头下面。像地下工作者那样，我不慌不忙地取出信件并及时送到她家。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国民党军队的将门之后，我一点都没估量这事情败露的严重后果，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是家长不管，是家长也被文革运动牵扯，根本无暇于我们。

涂华萍老师

四、牵涉的一个政治事件

一天中午刚要吃饭，忽然来了两个人，神色诡秘地到我家，对父亲耳语了几句，接着就将饥肠辘辘的我带走。来到法院前小学教师办公室，这两人叫我坐下写字。我莫名其妙地写了好几张纸，又被莫名其妙地放回家。后来才知道，前一天下午我们在学校教室的黑板上乱涂乱画，一个同学写了“打倒胖子”，另一个同学书写了“毛主席万岁！”，实际上黑板上留有许多我们乱涂乱画的痕迹，但这两句话鬼使神差地联在了一起，却被鬼迷心窍的人告发为反动标语，被临时专政机关破获。当时砸烂了公检法机关，由工人武装指挥部接手办案，算是侦破了重大反动标语案件。就在他们弹冠相庆时，涉案的两个孩子却被关进“牛棚”，“享受”与大人的同等待遇即监督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