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于深海的红色特工们

陈厚全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十三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先后聚集于上海法租界“渔阳里”、“树德里”的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一游船上，召开党的“一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武装起义、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经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这其中，还有一条隐蔽战线的斗争，一大批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员，默默地在其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甘当无名英雄。

本文简要披露其中一些历史内容。

1931年9月底一个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带领张文秋（后为毛泽东儿女亲家)来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家饭店，会见一位金发碧眼、高大白肤的外国人。周恩来对张文秋说：这位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佐尔格及统辖的情报系统和人员，对内虽挂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牌，其实真正属于苏联红军总参四局，即苏军情报总局——“格鲁乌”（GRU）。佐尔格，由苏军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选中，派遣来华。

佐尔格的情报系统，是远东情报局在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在张文秋见到佐尔格之前，中共地下党员方文已经在佐尔格领导下，开始组建自己的情报小组。方文小组是佐尔格系统中诸多情报小组之一，能量已相当可观。

在国民党的武汉行营、中央组织部、国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军司令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身边，都有方文小组的情报人员。在武汉行营发展的内线、上校专员刘思慕，为我提供了大量绝密军事情报，建立了奇功。

佐尔格挑选方文小组数名成员到莫斯科培训，派往东北开展对日情报活动。其中，有方文的南开同学张永兴、西北军将领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他们在苏联受训后，回国来到白山黑水，上演了一出真实的“悬崖之上”。

方文小组四个核心成员：方文、肖炳实、柳忆遥、陆海防。

肖炳实和方文一同到苏联受训，再被派回新疆开辟新的战场。

柳忆遥在营救牛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陆海防发展了胞弟陆独步加入情报小组，哥俩后来双双叛变，成为引发“怪西人案件”的导火索。

佐尔格情报网撒得很广，很深。

著名美国女记者、左翼作家史沫特莱（我判断其应是共产国际秘密骨干、至少是美共党员)，为佐尔格情报系统引荐了许多重要干部。方文是史沫特莱引荐的，著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也是史沫特莱引荐给佐格尔的。

尾崎秀实长期担任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

另外两名日本学生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虽没加入佐尔格系统，但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吴先清和刘鼎，是中央特科有名的夫妻档，吴先清由组织派遣加入佐尔格系统，并发展了沙文汉、沙文威兄弟和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解放战争期间，沙文汉担任了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陈修良担任了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佐尔格借其德国国籍和德国报社驻华记者的身份，与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混得很熟，又通过顾问团结识了何应钦，还被引见给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正廷。

佐尔格同时十分注重与杂牌部队打交道。1932年2月，佐尔格要陈翰笙陪他去见西安，与杨虎城密谈良久。

“格鲁乌”（GRU）为佐尔格配了数位外籍助手，主要从事电台等内勤工作。年轻貌美的鲁特·维尔纳是德共党员，加入佐尔格小组后，她利用自己住宅掩护佐尔格召开会议，接待客人。她还负责对外交往，结识了宋庆龄、鲁迅、丁玲等许多著名人物。

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到的“汉堡嘉夫人”就是维尔纳，汉堡嘉是维尔纳的丈夫。鲁迅刊印珂勒惠支的版画，许多资料就是维尔纳从德国搜集的。

中共中央特科的蔡叔厚，由组织推荐加入佐尔格情报系统。蔡叔厚为人侠义，朋友多，情报来源既深且广。国民党军政部每月编纂一份《兵工月报》送呈蒋介石，这是统计国民党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蔡叔厚通过在国民党兵工署的两位朋友，每月都把新出的月报全文拍照，交给组织，从1932年开始到1935年，三年多从未间断。佐尔格的继任者华尔敦赞叹:“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俄罗斯后来的解密档案表明，佐尔格在上海不到三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335份直接通报给中共。1932年，佐尔格获得蒋介石集团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详细计划，通过陈翰笙-宋庆龄转交中共，为红四方面军的突围西征，提供了决策依据。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牛兰案发生及其营救工作，佐尔格最终暴露，不得不紧急撤离。

波兰籍的联共（布)党员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站负责人，长住上海。本来，牛兰与苏军情报总局指挥下的佐尔格，是互不交叉的两条线。

因新加坡一地下交通站被破，线索直指牛兰，牛兰在英租界被捕，很快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政府。

牛兰太重要，掌握的太多，远东各国共产党要人的名单，都在他脑子里。共产国际下血本要营救他。

牛兰公开身份是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产业同盟是个产业工人的左翼进步组织。营救口号是现成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左翼进步人士的迫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都站出来呼吁，为牛兰求情。

营救主战场在中国，宋庆龄、史沫特莱发起成立了营救委员会。

营救首先要弄明白一个关键问题：牛兰现在是死是活？死了，死在谁手里？活着，人在谁手里？人是英国巡捕抓的，但是，后来英国租界没了动静，据说引渡给了国民党政府。但是，只是据说，没有证据。

拿证据的任务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交给了方文，方文交给了柳忆遥，柳忆遥找到了浙江同乡郑空性。郑空性是浙江乐清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总干事张冲也是乐清人，郑、张哥俩还是温州十中的同桌。

佐尔格交给郑空性的任务是，拿到牛兰手写的字条，证明他活着。

张冲很痛快，人在我手里，字条可以给，条件很简单，拿钱来。

多少钱？

三寸字条，三万美元！

张冲是个情报高手。牛兰被捕后，关键问题上基本零口供。张冲也要拿证据。出得起三万美元，也愿意出三万美元的，只有苏联。拿到钱，就拿到了证据。

苏军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派了两个特工到中国送款。两个送款员把钱送到，一个立马打道回府，另一个叫布劳恩的则滞留上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与之相见恨晚，随后把布劳恩请到中央苏区，起了个中文名字——李德，封了个职务——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意外大劫难。

牛兰案对佐尔格的直接影响，就是他必须撤离中国！三万美元一路明晃晃地走来，通过佐格尔手交出，其中每个环节，张冲盯得死死的。

奇怪的是，中统没有动手抓人。是张冲想要放长线，还是压根就瞒着徐恩曾？天知道。

佐尔格的上司别尔津洞若观火，他很清楚，三万美元一出手，佐尔格就得跑路。

佐尔格走后，华尔敦接手。佐尔格没有料到，他一手打造的庞大情报网，毁在了华尔敦手里。

立陶宛籍的华尔敦是苏联红军上校，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他却不如佐尔格老道。

陆海防没有参与牛兰营救活动，所以没有撤离，留下来继续在华尔敦领导下工作。华尔敦不仅指挥陆海防，还越过陆海防与其弟弟陆独步联系，甚至越过陆独步，与潜伏在武汉行营的刘思慕直接联系。

这样没章法的情报工作，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结果，真出事了，出大事了。

1935年4月，华尔敦派陆独步到武汉，到刘思慕处取情报密件。因叛徒出卖，陆独步一到武汉，即被戴笠的军统特务抓获。

陆独步很快叛变。刘思慕到接头处发觉不对劲，迅即毁掉情报，开始千里大逃亡，从武汉经上海、苏州、太原、泰山、烟台，再回到老家广州，然后去了日本。

同样恐惧的居然还有军统头子郑介民。他与刘思慕是广东老乡兼留德同学，哥俩常去茶楼酒榭吹牛打屁，天知道泄露了多少机密！若刘落到戴笠或中统徐恩曾手里，郑不死也得脱层皮。

在苏州， 刘思慕慌乱中找到地下党员程其英。程其英两度赴德国留学，才貌俱佳，学贯中西，回国后成为众多名流追求的偶像，与国民党高层杨虎、张群等亦交往甚密。她毫不犹豫掩护刘思慕安全逃走，自己却被军统逮捕。负责抓人的沈醉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对程其英这样身份的人竟然是共产党，感到十分意外。

陆独步叛变，不仅刘思慕被暴露，其兄陆海防亦受牵连被捕，陆海防也迅即叛变，交代了知道的所有人，接着华尔敦被捕，其情报系统全军覆没。潜伏在国民党第3军的上校作战参谋陈绍韩，为我党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绝密军事情报，结果此次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华尔敦是条硬汉。被捕之后，无论如何刑讯逼供，除对陆海防骂了声“叛徒”，再没有开口说一个字，连姓甚名谁都不说。特务和记者只能叫他“怪西人”。

华尔敦“怪西人”和国军上校刘思慕千里大逃亡，经报章披载，轰动一时。

华尔敦被缴获的一个笔记本，写有一中国人的名字——袁殊，有住址和电话，袁殊于是被捕。受他牵连，他的好友、秘密共产党员、女电影明星王莹，随后也被逮捕。

华尔敦被判了十五年刑，狱中蹲了两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释放他回苏联，“格鲁乌”（GRU）接棒审查，又蹲了数年苏联班房。

因牛兰事件，方文、肖炳实均随曝光的佐尔格撤离，在苏联受训后又被派回新疆。

上世纪三十年代，“新疆王”盛世才奉行联苏联共政策。在盛世才衙门里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边务处。盛世才兼任处长，苏联派来的马兰切克少将担任总教官，掌握实权。方文化名陈培生，担任边务处第二副处长，肖炳实也进入边务处工作。

时正值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惨败于彪悍凶残的回族军阀马步芳。中共中央通过苏联斡旋，盛世才同意接纳西路军入疆。

劫后余生的西路军残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艰难穿越八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大漠前行，目标是河西走廊西端的星星峡。

方文收到接应红军西路军残部的命令，一边通过电台呼叫，一边派得力人员前往酒泉搜寻，同时发电给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终于接应到李先念、程世才等430多名幸存的西路军将士，让“衣衫褴褛、双颊塌陷”的西路军将士“得到了二十多天很好的休整”，而后送到迪化（乌鲁木齐)一个纺织厂，对外称“新兵营”。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从“新兵营”前后两次选拔了三十余人前往苏联培训，再返回中国，大部分进入新疆边务处以及各办事处，少部分人分配到重庆、西安、兰州，还有一人被派到缅甸，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共产国际的严格保密纪律，至今在我党史军史的记载中，也很少能看到这些同志的工作事迹。

当时在新疆，共产国际另外还有两个情报组织：“联共情报组”和“八人情报组”，直接归苏联驻迪化和兰州领事馆领导，其中联共情报组由化名俞鸣九的肖炳实负责。

后来，盛世才翻脸迫害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新疆领导人被捕被杀，这两个情报组及其边务处的大多数中共党员，都没逃过被捕甚至被杀害的厄运。

在西北，因盛世才突然翻脸，投蒋反共，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陷入低谷。但是，在东北，共产国际和我党的隐蔽战线仍然韧劲十足。

美女特工鲁特·维尔纳撤回苏联不久又派驻中国东北，前往吉林磐石地区的密林深处，给抗联送电台密码本。

鲁特·维尔纳受命从奉天出发，艰难跋涉千里，到达吉林濛江密林，面见抗联总司令杨靖宇，妥善交付密码本，并帮助抗联修好了电台。

杨靖宇这位解放后按元帅规格重新安葬的抗联英雄，给维尔纳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事后回忆:“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朗宁，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维尔纳不久撤回苏联。苏军情报总局最后将她派到英国，担任原子弹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联络员，就此走上个人情报生涯的巅峰。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东北有四个情报小组。一是杨佐青的“中国支队”，又称 “满洲第二情报组”，先后转战哈尔滨、天津和上海。杨佐青从1932年受训回国，至1942年被捕的十年间，向莫斯科、延安以及东北抗联发出情报4000余份，功勋累累。

二是原方文组的张永兴、张树棣，随佐尔格撤退苏联，旋也潜入东北，创建“中国支队”齐齐哈尔情报组。两年时间里，搜集上报了500多份有价值的情报，包括日本修建的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详实情报。后不幸被日本宪兵队侦破，张永兴、张树棣和小组多数成员都被捕，壮烈牺牲。

三是大连情报组。组长秋世显是秋瑾的侄孙。这位革命义士的后代，智勇双全，他领导的大连情报组是文斗加武斗。情报组行动队负责武斗，长项是放火和爆炸，日常活动是焚烧日军仓库货场，炸毁机场铁轨。日军在大连的一个石油储备仓库被他们点着后，大火了三天三夜，秋世显由此得名“火神爷”，让鬼子闻之胆寒。行动队后来不幸暴露，队员大多壮烈捐躯。

四是达斡尔情报组。居然是在诺门罕战役苏军失利的关头应运而生。

诺门罕战役开战的前半场，苏蒙联军敌情不明，被打得晕头转向。苏军统帅朱可夫致电斯大林，要求立即派遣最优秀特工建立情报网。

苏军情报总局反复筛选，脱颖而出的是中国达斡尔族犯人——额尔登·毕力格，汉名郭东宝。

东宝兄弟三人本就是苏军情报总局特工，肃反扩大化全被捕，兄及弟被杀，他也是待处决的死刑犯。

事实证明，苏军情报总局冒险捞人捞对了。东宝很快拉起了一支精干的情报队伍，14岁的亲闺女玛如喜跑到关东军后勤部长家里当了丫环，伪满兴安骑兵师团长郭文通直接发展为情报内线，绝密准确的日本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入朱可夫手中。

朱可夫终于掌握了战场主动，最后一举击溃日军，取得了诺门罕战役的胜利。

英雄终将谢幕。

共产国际1943年正式解散，其下属机构及人员，大都划归苏联，少量在华的中国籍人员，则回归我党。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和紧接而来的卫国战争，这些红色特工结局，并非都是美好。

老资格的苏军情报总局“格鲁乌”（GRU）局长别尔津将军，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丢了牲命。

“红色谍王”佐尔格，后奉命到日本潜伏八年，不幸被捕。之后，日本方面三次传信，想用佐尔格换回诺门罕战役的日本俘虏，但苏方时为肃反极左者掌权，疑其属原局长别尔津铁杆亲信，遂不理不睬，终眼睁睁看着这一红色谍战英雄，走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绞刑架。

与中国隐蔽战线有着密切关系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1929年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来中国，1937年作为英国《曼彻斯特报》记者访问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结下深厚友谊。她1941年返回美国，1949年遭麦卡锡主义迫害流亡英国，1950年病亡前遗言: 其所有个人财产（仅版权费一项当时即有三十多万美元)赠送中国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款转我东德大使馆后，朱德嘱全买极需的科技书籍仪器赠相关部门学校。

多说一句。史沫特莱访问延安时所携陪的助手、留学美国的美女翻译吴光伟（吴莉莉），极为景仰毛泽东主席，从而引发贺子珍误会。若贺能稍冷静些，还真没后来江青什么事了。

在苏联工作、学习的许多中国革命者，如中共中央特科的武胡景、欧阳新、贺昌之、肖寿煌，还有加入佐尔格系统的吴先清，都在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惨遭杀害。

张文秋是与蔡畅、邓颖超等资历相当的老革命，先后两任丈夫刘谦初、陈振亚，均为建国前牺牲的著名革命烈士。她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女亲家，大女儿刘思齐嫁给毛岸英，小女儿邵华嫁给毛岸青。2002年百岁仙逝。

方文在新疆时已被盛世才诬为托派，调到苏联接受审查，反而得以保全生命。解放后方文改名刘进中，先后担任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和国家安全部顾问等职。应是善终。

肖炳实对盛世才的翻脸警觉较早，提前安排情报组人员撤离，自己也安全出逃。解放后，肖炳实担任过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命运亦好。

在军统魔爪中逃逸的刘思慕，1949年10月1日以印尼华侨代表身份参加开国大典。解放后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十年“文革”中遭迫害关押，平反后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所长。也算善终。

因“怪西人”华尔敦案受牵连的，还有袁殊、王莹、程其英，他们其后的命运，实在令人感慨唏嘘。

袁殊有着“中国佐尔格”之誉，是中国“红色谍王”、开国上将李克农最器重的助手，他身披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四重伪装，屡建情报奇功。1955年因“潘汉年案”判刑二十年，服刑满后被继续劳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方平反昭雪。

著名影星王莹1928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因“怪西人”案被捕，后国共合作抗日出狱，抗战时期是一代戏剧女神。十年文革动乱以所谓“美国特务”罪入狱，1974年狱中冤死。拨乱反正后平反昭雪。

留德才女、地下党员程其英协助刘思慕逃亡被捕，由于各方插手营救，虽逃过军统魔掌，亦在“文革”中被关押审查，惨遭毒打，1966年即被迫害至死。拨乱反正后平反昭雪。

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和献身的红色特工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