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前的最后一张合影

李树华2932240

文字原创/李树华

文图编辑/李树华

音乐背景/《天边》

图片编者自拍

整理多年未翻的老相册，发现了一张七人合影，上面没有拍照日期，只写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呢？一时想不起来了。

晚上睡不着觉，还在想着这张照片，一些往事和照片上的人一点点清晰了起来，原来这是与家属宿舍大院里的几位“发小”拍的一张合影，也是下乡之前唯一的一张合影。

这张照片中的后排右一，是作者李树华，前排中间是先期下乡的高年级同学范末坚。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一个毛主席纪念章。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家从北京搬到了天津，就住在铁三院家属大院(当年称作是“二十八段”)，这个大院有十几栋新建的三层楼房，室内有厕所，院里有浴池，还有卫生所。每栋楼有三个单元，还有几栋是四个单元。那时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大院里总是有一群群的小孩子在玩耍，开心得很。

上小学时，我们那一批孩子都进了增产道小学，这张照片上我和张文彦、刘素芳是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又一同考入了离家最近的铁路二中，从家门口走过城防河那座小桥便是学校，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走到。照片里有两位高年级姐姐，她们是校友，也是大院里一起玩的发小。





记得我是一九六五年上的中学，学了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那时我们十四五岁，不太懂什么是政治。铁三院子弟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出身，算不上“红五类”，一开始我们都进不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学校楼上有一个挺大的图书室，那时我们经常去借书看。有一天上楼去换书，发现图书室被人砸了，楼道里满地都是书，我们就抱了一摞小说回教室看，看不完怕被别人拿走就带回家看，看完后我们大家又互相交换着看。

那时候老师不上课了，闲来无聊看了不少课外书。革命大串联时，我们班里的同学，先后去了北京、武汉和上海，这是我们第一次远离家门，算是开了眼界，胆子也大一些了。



后来学校实行“复课闹革命”，我们终于又可以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学习了。本以为可以这样一直学下去，毕业后升入高中，可事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此时，六六届，六七届毕业生还滞留在学校，他们并没有升入高中。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同学，陆续被分配到工厂或是商业部门直接参加工作了，紧接着就开始大范围的动员和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古插队。

当年经历过“文革”的高年级同学们，思想非常革命，他们积极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有一首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歌词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对口班的高年级同学还给我们表演过这个节目，想不到这么快他们就真的要去边疆了。当时觉得他们去那么远的地方，很神圣，很勇敢。

我们大院里的高年级姐姐范末坚，被批准去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范末坚姐姐比我们大一两岁，身体比较柔弱，还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她特别喜欢看书，我们深受她的影响。夏天在院里的大树下，我们经常围在一起听她讲故事，看到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姐姐要去内蒙古了，我们心中不免有一种难舍难离的伤感。

我们几个六八届的发小，相约一起欢送姐姐，来到附近的照相馆与姐姐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送走了一批批高年级同学，我们六八届毕业生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当离开学校进入高中校门了，可是没有一点升学迹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掀起了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天津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下乡。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们这些十七岁的初中毕业生，也跟高年级同学一样，开始了上山下乡。当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开始报名去哈尔滨郊区插队时，我们班同学积极报名，学校还没有进行正式动员就报完名了。经过体检和政审批准了五十七人去哈尔滨郊区。后来班里剩下的同学与其他班同学一起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和黑龙江农场，只有个别身体不好体检不合格的同学没有去下乡。

这张照片中的七名发小，姐姐去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插队，两人去了哈尔滨郊区插队，两人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只有另外两人因身体不好没有下乡。七个人中，五人成了知识青年，另外两人留在了市内。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就是几十年。望着这张学生时期的最后一张照片，感慨万千。

校园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可惜我们没有完成学业就下乡去了。在农村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如今我们都是古稀之人了，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感恩社会，祝福祖国，也祝愿我的发小老同学，知青老友们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