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2上海博物馆东馆

曹东

上海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陈列面积共计12000平方米，一楼为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和展览大厅，二楼为中国古代陶瓷馆、暂得楼陶瓷馆和展览厅，三楼为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玺印馆，四楼为中国古代玉器馆、中国历代钱币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和展览厅，是综合性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镇馆之一。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又称克鼎、膳夫克鼎西周中期青铜器，于清朝光绪中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西周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中又饰小兽面纹，并有觚棱凸棱，整个造型庄严厚重。腹内铸铭文290字，铭文行间皆有线相隔，笔势圆润。铭文内容则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资料。

西周晋侯苏钟。旧称晋侯稣钟，1992年出土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后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西周晋侯苏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周厉王亲征东国、南国。西周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子仲姜盘。是春秋早期的一件青铜器，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重量为12.4千克。这件盘因其独特的设计和精美的工艺而闻名，盘内装饰有浮雕和立雕的水生生物，包括鱼、龟、蛙和水鸟等，每个圆雕动物都能在原地作平面360度的旋转。这种设计和制作技术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展现了春秋早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进步。盘的内壁铸有铭文六行三十二字，铭文大意是六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夫人子仲姜制作盥洗用盘，盘大且好，用以祈求长寿，后世子孙要永用为宝。这些铭文不仅反映了器物的制作背景，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

商鞅方升。是战国时代秦国的一件铜制量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它全长18.7厘米，宽12.35厘米，口径纵6.8厘米，深2.32厘米，实测容量约为201.15毫升。商鞅方升是商鞅为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其中左壁刻有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的记载，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有“重泉”二字，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右壁刻有“临”字，显示了其从秦孝公到秦始皇时期的历史传承。商鞅方升不仅是研究秦国量制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华文明经济秩序基石之途上的“强国重器”。2013年8月19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春秋牺尊。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1923年2月28日，浑源县下辖李峪村的农民高凤章等人偶然发现了几十件青铜器。这批器物器类丰富，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一时轰动海内，被称为“浑源彝器” ，牺尊就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件作品。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创作的一件草书作品，唐代摹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幅作品纵26.1厘米，横26.9厘米，绢本草书，共有两行15字，是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内容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鸭头丸帖。运笔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主要特点包括笔锋灵活多变，起笔处顺着笔锋直接入笔如“鸭”、“当”两字；而“故”字起笔则是侧锋如“明、君”等字则是以顿笔和藏锋起笔。字与字之间气脉贯通，连中有断，如第一行“明当必”，第二行的“集当与”笔画连绵，而“佳、明”，“与，君”等字之间重新起笔，调整笔锋，但暗中还是有呼应，断连结合使整幅字有疏有密，空白灵活。帖中的10多个字曲直结合：横竖较直，有刚劲之美；又有圆转外拓的曲笔，有遒婉之美，用墨巧妙自然，墨色有枯有润，变化丰富。章法上行距很宽，显得萧散疏朗。

师㝨簋。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年一前782年）曾经为叶志铣、潘祖荫旧藏，后捐赠上海博物馆，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在商代早期出现以后逐步成为青铜礼器序列中一种主要的器物。至西周中期，簋的使用逐渐制度化，按照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严格规定使用的数量，一般是以偶数组合与列鼎配合使用。此器主体为横条沟纹，造型庄严而浑厚。器内底铸铭文十行一百十七字，盖内铸铭为一百十三字，记录了周宣王命令师寰征伐淮夷和得胜记功之辞。

嵌兽面纹牌饰，其年代为夏晚期（公元前18世纪一前16世纪）。这件文物是青铜器的一种，上面镶嵌有兽面纹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夏晚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青铜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件镶嵌兽面纹牌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还体现了古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兽面纹壁。商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一前13世纪）兽面纹壁可能源自商周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上常常见到兽面纹饰，这些纹饰不仅是装饰，也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兽面纹通常以动物的头部正面形象为主，具有对称性，给人一种庄重、整齐、宁静的美感。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各个部分，如鼻梁、角、兽目、嘴、獠牙、躯体、腿、爪，都经过精心设计，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齐侯匜。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器高24.7厘米，流至鋬长48.1厘米，重达6.42公斤。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匜为盥洗器。此器平盖，龙首鋬，四兽形足。通体饰较密的横条沟脊纹。腹内底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记齐侯为虢孟姬良女作匜。孟姬女是虢君之女，为齐侯夫人。在青铜匜中，以此形制为最大、最重。

甲壶。商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一前13世纪)属于盛酒器。此壶具有长颈，球体状的腹部，肩部设有两个横置的钮。壶盖和肩部装饰有龙纹，而腹部则饰有兽面纹。纹饰通过阴刻的细线勾勒，兽目圆凸，展现了典型的商代早、中期装饰风格。在圈足内侧铸有铭文“甲”，这是已知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之一。

牛首兽面纹尊。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尊是一种盛酒器其名称来源于宋代的金石学者。这件牛首兽面纹尊具有敞口、束颈、鼓腹、圜底和高圈足的特点。尊的肩部装饰有三只高浮雕的牛首，腹部则饰有兽面纹，圈足上有圆形镂孔。

兽面纹罍。属于商代晚期的大型盛酒器。兽面纹罍高43.5厘米，口径18.6厘米，重9.7千克。其特征为敞口外撇，方唇，高颈，圆肩深腹，圈足外撇。两侧肩饰兽首耳，另两侧腹下部饰牛首鋬。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此罍圆润端庄，缛丽精致，大气而不失秀美。阴线刻抽象变形的兽纹与极其写实的牛首相对应，虚实结合，装饰风格在商代晚期的青铜罍中极具特色，是相当罕见的珍品。

亚夫方罍。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尺寸：高53厘米重29.68千克。铭文：亚夫方罍的铭文位于颈部内壁，共两行。右侧文字尚未得到解读，左侧文字由“亚”和“夫”两个字组成，表明这是亚夫氏铸造的方罍，用于祭祀天神。亚夫氏是商朝的贵族家族，其祖先亚夫是商王武丁的得力干将。亚夫方罍可能是亚夫氏的祭祀器，反映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的发展水平和宗教信仰。

商父乙觥。属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的文物。高29.5厘米，全长31厘米，底部纵长12厘米，横长16.7厘米，重4.8公斤。商父乙觥的造型非常特别，前端是一头兽首，双耳竖起，双目圆睁，表情轻松自如，兽首上还有一对角，显得尤为显眼。关于这对角的原型曾有专家认为是长颈鹿角，但后来因缺乏历史和化石证据而被放弃。此外，商父乙觥的命名也存在争议，有的资料上将其称为“共父乙觥”，这是因为在器物的内侧存在“父乙”二字，而所谓的“共”字，第一横是从中间断开的，因此并非真正的“共”字。目前，这个字的准确解读仍在研究和探讨之中。

四羊首瓶。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高38.8厘米，重1.4千克。这件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而闻名，肩部铸有四个高浮雕羊头，羊角弯曲，双目夸张，突出而醒目。羊首是用两次铸造法铸造的，先铸成瓿的主体，在肩上相应地留出孔道，然后在孔道上再搭陶范铸成羊首。四羊首瓶的装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肩上四个高浮雕羊头，羊角的部分比较写实，但整体造型抽象且漂亮，像是四只美羊羊。羊首两边各饰一独角单足张口尾上卷的龙纹，是龙的侧面形象，中间以起棱的凤鸟为间隔。器身常装饰有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

小臣卤。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小臣卤不仅因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器型而受到艺术上的高度评价，而且其铭文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盖内和器底各铸铭文十五字，记王赏赐小臣系，于是小臣系铸此方卣以祭祀他的先祖乙。这些铭文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也体现了青铜器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功能和象征意义。

德鼎西周成王（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陈翔九 汪敬之先生捐赠

甲盒。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宋景文女士 唐祖话先生捐赠

妊簋。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特征，妊簋的圈足下设有四条象蹄形足，提高了器物的高度，是为了取食方便而进行的特殊设计，但与一般圆形器用三足的习惯有所不同，比较罕见。器身两侧设置象头形的双耳，长鼻翻卷如垂耳，极其生动。簋的腹部饰有百乳雷纹，是商代晚期盛行的纹饰，沿用至周初。[

父乙孟。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尺寸：高29.5厘米，全长31厘米，底部纵长12厘米，横长16.7厘米，重4.8公斤。特征：父乙孟以其精美的艺术设计和实用性高度统一而著称。它由盖、身、鋬和圈足等几部分组成，器身和盖上装饰有大面积的浮雕兽鸟纹，造型端庄华丽。器身和器盖内侧有铭文“父乙”二字，表明是“共氏”为父乙做的器物。

象首兽纹钺。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象首兽纹钺的整体造型呈现出象鼻兽的特点，与商周时期常见的兽纹有所不同，给人一种肃穆庄重的感觉。有学者推测，这种造型可能与刑神的形象有关，显示了其在古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象征意义。此外，青铜钺在古代不仅是实用的兵器，也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在商周时期，钺主要由掌管杀伐之权的王者所执，既是显示权贵者威仪的仪仗器，也是法律的象征和重要刑杀工具。因此，象首兽纹钺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古代王权和文化信仰的体现。

龙耳尊。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一前7世纪上半叶）该尊的体型较大腹两侧饰龙形把手，龙首回顾，尾上卷，有四爪与腹相接，相接的部位有明显的结疤焊痕，这是先铸成器再覆铸龙耳的铸焊痕迹。肩饰斜角雷纹，主体满饰瓦棱纹，圈足施雷纹，这些纹饰构图都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显示了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礼器：在商周时期，龙耳尊主要作为礼器使用，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尊是古代中国青铜器中的一种重要类型，通常用来盛放酒或其他液体，以供祭祀时使用。

透雕蟠龙纹鼓座。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其用途是作为建鼓的底座。这件鼓座的设计非常独特，它呈半球体，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来插放鼓柱。鼓座上攀爬着12条相互缠绕的圆雕蟠龙，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展现了高超的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整器运用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等多种手法，并使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等复杂的工艺技术。这些工艺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音乐和礼乐文化的重视。

仲义父醽。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771年)。仲义父醽是一种少见的大型盛酒器，器型像罍但不设鼻，从罍形器延续发展而来。醽的造型相对罍形器较为简化，醽出现在西周中期，一直发展到春秋时期，器型逐渐由高变低。

虎簋。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一前771年)虎簋是一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用于盛放煮熟的谷物，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和丧葬等重要场合中使用的祭器。根据西周礼制，天子享用九鼎八簋，显示了簋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龙纹钟。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一前771年）龙纹钟的外观形式为钟，属于铜器类别中的乐器，采用范铸法制作而成。它的尺寸为高103厘米，舞纵29.8厘米，舞横38.2厘米，于纵33厘米，于横44厘米，展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

莲瓣盖龙纹壶。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一前6世纪上半叶）莲瓣盖龙纹壶，作为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其主要作用是盛酒。在古代社会中，青铜器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礼仪活动中的重要器物。莲瓣盖龙纹壶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贵族阶层用于祭祀、宴饮等场合的贵重物品。

鸟兽龙纹壶。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1923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出土。鸟兽龙纹壶主要用途是作为容酒器。这种壶通常用于盛放酒类液体，是古代贵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具。鸟兽龙纹壶的特点是其周身布满纹饰，包括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的图案，以及虎、牛、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这些纹饰不仅美观，而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信仰和精神世界。

蟠龙纹缚。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一前6世纪上半叶）蟠龙纹缚的用途主要是作为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等礼仪场合时的盛酒器。

伯遊父醽。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一前6世纪上半叶)这件器物的用途是盛酒。在古代，青铜器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礼仪价值。伯游父醽的铭文中提到了“丁亥”一词，这在春秋中期逐渐由记录时间的实际用历转变为吉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吉祥寓意的追求。

几何纹盥缶。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一前4世纪中叶)几何纹盥缶是一种古代的盛水或盛酒器，流行于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这种器皿的特点为短颈、鼓腹、平底，并且通常配有盖子，腹部有耳，整体造型短而圆。盥缶的名称根据其用途不同而有所区别，盛酒器被称为尊缶，而盛水器则称为盥缶。上海博物馆的这件几何纹盥缶高36.5厘米，口径21.9厘米，重11650克，属于战国早期文物。它的器身和盖部都装饰有几何云纹，腹上部还有八个圆饼形饰，同样饰有几何云纹。这件盥缶保存完好，通体保留着青铜器的本色，展现了当时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和华丽原貌。

交龙垂鳞纹鼎。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这件鼎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礼器，在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根据这一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交龙垂鳞纹鼎作为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其工艺精美，纹饰繁复，展现了当时的“御用”之物的奢华与精致。

变形兽面纹铙。春秋(公元前770年一前476年）变形兽面纹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青铜乐器。铙在军中用作乐歌，称为铙歌，属于汉乐府中的鼓吹曲。将士在马上鸣铙，用以激励士气。此外，铙还用于指示停止击鼓，具有一定的指挥功能。

兽面纹龙流盉。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一前6世纪上半叶）其主要用途是作为调酒器。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盉是一种用于调和酒与水的器具，通常有流（出水口）、鋬（把手）、盖、足等部分组成，盖与鋬之间通常有链条相连。

吴王夫差盉。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这件盉的用途是作为酒器，同时也是礼器。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不仅是实用的容器，更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尤其是在祭祀和重要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王夫差盉因其精美的工艺和重要的历史价值，成为了研究古代吴国文化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吴王夫差鉴。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传。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鉴的具体用途主要有以下三。盛水器：鉴在古代是一种大型的水器，可以用来盛水。在冬天，人们会将冰储存其中，到了夏天则可以将冰放入鉴中，起到冰镇食物的作用，类似于古代的“冰箱”。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的时期，古人常利用鉴盛水后反光的功能来照容。因此，鉴也起到了镜子的作用，这与成语“以史为鉴”中的“鉴”字意义相呼应。沐浴：鉴还可以用于沐浴，即作为洗澡用的容器。吴王夫差鉴的内壁有两行13字铭文，内容为“攻吴王夫差择厥吉金自作御鉴”，表明这是吴王夫差用吉金（青铜）打造的御用鉴。此外，吴王夫差鉴的两侧装饰有立体的卷尾双角龙，器壁和鉴口均有龙纹装饰，这些龙纹在春秋战国之际非常盛行。

龙纹壶。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一前771年）1994年陕西宝鸡县西秦村出土

伯孟。西周中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10世纪末)

鱼形壶。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信成侯鎏金方壶。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朱昌言先生 徐文楚女士捐赠

上林鼎。西汉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

菱纹盒。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鎏金鹿形镇。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卷云纹熏炉。唐（618 907年）

中宫雁足灯。西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

八牛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其主要用途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储蓄容器，用于储存贝币。根据搜索结果，贮贝器是古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形制，主要用于储存财富，其器盖上通常装饰有立体的事物形象，内容题材十分多样，人物生活、祭祀场景等都会出现在贮贝器上。八牛贮贝器因其器盖上铸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而得名，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形态各异，极富动感。器物内束的“腰部”两侧分别铸有一虎形耳，周身有细致的阴线刻划纹饰，形态威猛，怒目利齿，似正在沿器壁向上攀爬，意欲将器盖上的牛取而食之，构成一幅惊险而又生动的“猛虎狩猎、群牛防守”图，趣味十足。

铜鼓。铜鼓是乐器,主要用于集会娱乐、军阵指挥、赏赐馈赠、贮藏财货、婚丧条祀等。行用于云南、贵州及广东、广西等地，使用族属复杂。铜鼓造型设计合理，有多种类型。上面的船纹、羽人舞蹈纹、太阳纹、云雷纹以及立体的蛙类装饰简朴粗矿、富有特色。

五牛枕。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五牛枕属于汉代青铜器，枕高36厘米，长68厘米，纵长17.1厘米，重4.7千克。设计与工艺：五牛枕呈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有一头牛，枕身还铸有三头浮雕牛，展现了汉代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历史价值：作为一件罕见的青铜枕，五牛枕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还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动物形象的细腻观察和艺术表现力。

昆山县庙学盨。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盨是一种古代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

象尊。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象尊是商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器，1903年在杜鲁欧拍卖所被法国收藏家伊扎克·德·卡蒙多伯爵购得，后于1911年转赠给法国政府，并在1945年转入吉美博物馆。2004年，作为中法文化年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象尊被借至上海博物馆展出，使得这件流离海外多年的文物得以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

鎏金龙纹蕤宾钟。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白石供养普萨像。唐（公元618-907年）

青铜蟠龙鼓座。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这是一件建鼓的鼓座，中间是用于插入鼓柱的中空圆筒。鼓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浮雕蟠龙组成。圆雕的龙首昂起，嘴衔圆筒口沿。建鼓由两端蒙皮的横筒形鼓腔、木质鼓柱和青铜鼓座组成，可用作宴乐中的乐鼓，也可用作战场上的战鼓。

王龙生等石造像碑。北魏（公元386-534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石佛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聂氏邑义六十余人造四面石像。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石像四面上部各开一套，供奉三佛一菩萨，下方长方形小龛刻佛像四身，四面共计十六身，根据题刻“王子像主”可知，表现的是《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所说的十六王子出家成佛故事。下方锲刻造像发愿文，记录此像是聂氏邑义六十余人发愿建造的。邑义是古代民间自发组织的佛教信仰团体，多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相近的人组成。

石一佛二菩萨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白石佛头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千佛造像碑。北周(公元557-581年)

道常造石太子像。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

石观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佛头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此菩萨立像右手上举至肩，持柳枝，左手残缺，披帛绕身两道，沿双臂垂下，戴项饰，環珞交又胸腹间以兽面装饰。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跳足立于仰莲座上。菩萨身形健美，比例协调，具有初唐高宗时代洛阳造像特征。

漆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菩萨的躯体和四肢由多块木料拼接而成，表面经过后代妆銮。据工艺和造型判断，这尊观音像可能源自山西地区。其舒相坐姿源自印度笈多至帕拉时期的造像姿态，但表现方式特别是五官刻画已经中国化。

北宋 苏轼 楷书祭黄幾道文卷。

北宋 苏轼 楷书祭黄幾道文卷。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北宋文学家、工书画，书法位居“宋四家”之一。此卷楷书是苏轼与其弟苏辙联名哀悼好友黄好谦的祭文，书于元祐二年(1087)，作者时年五十一岁。

明王宠草书古诗十九首卷。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苏州人。工书法，擅行、草，尤长于小楷。书录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用笔逍逸，结体雍容凝练，气度闲雅。书于嘉靖六年(1527)，时年三十四岁。袁安圃捐赠。

多罗定郡王印。清。银鎏金

线刻纪芳图印。清。寿山田黄石

浮雕八仙上寿图印。清。寿山田黄石

神人兽面纹玉琼。良者文化(距今5400-4300年）2008年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出土

神人纹玉琼。良渚文化(距今5400-4300年)1988年金山区亭林遗址出土

四团镇出土宋代瓷器。宋960-1279年)1977年奉贤区四团乡四明大队第五生产队出土。

长沙窑青黄柚褐彩椰枣雄狮纹执壶唐（618-907)1988年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出土。

长沙窑青釉褐彩执壶。唐（618-907）2012年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出土

青铜棘刺纹尊。春秋（前770-前476）2012年松江区广富林遗址出土

木仪仗俑群。明(1368-1644)1960年黄浦区潘允徵墓出土

十字苦像。清(1644-1911)1997年徐汇区天钥桥路清墓出土

嵌福禄寿喜盒铜宝珠内胆。清（1644-1911）1993年松江区圆应塔塔刹宝珠内发现。

铜鎏金阿育王塔。宋明(960-1644)1995年松江区李塔地宫发现。

金镶玉头箍饰件。明(1368-1644)1969年浦东新区陆深家族墓地出土

黑陶刻纹盖罐。新石器时代菘泽文化(距今约6000-5400年）上海市青浦区崧泽遗址59号墓出土

彩陶几何网格纹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距今约4700-4400年）

绿釉陶望楼。东汉(公元25-220年)倪汉克捐赠

绿釉陶人形烛台。东汉（公元25-220年）倪汉克捐赠

青釉莲花尊。湘阴窑。南朝(公元420-589年）

绿釉贴塑人面纹陶壶。北朝（公元439-581年）

青釉堆龙盖器。越窑唐(公元618-907年)

青釉鹦鹉杯。岳州窑。隋(公元581-618年)青釉鹦鹉杯，其用途主要是作为酒器。这种杯子起源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当时有一定的生产数量。早期作品写实性很强，可以看到鹦鹉的身形及装饰等特征，有青釉、白釉等不同釉色的作品。由于使用者大多为权贵或者雅士，因此留存下来的基本都是属于精品。上海博物馆的这件青釉鹦鹉杯属于隋代的作品，瓷质，青釉，高8.4厘米，长径12.7厘米，短径10.5厘米。杯上塑有鹦鹉的身躯，侧坐，翅膀羽翼化裁为杯身，装饰有羽毛。内部半凹，塑器肚子及双爪。青釉色泽青绿，颇为淡雅。(胡惠春、王华云优俪后人捐赠暂得楼旧藏瓷器)

青釉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瓶。龙泉窑南宋(公元1127-1279年）

青釉刻花缠枝花卉纹五管盖罐。龙泉窑宋（公元960-1279年)

天蓝釉贴塑兽环三足炉。钧窑。元（公元1271-1368年）

青白釉兽耳瓶。景德镇窑元（公元1271-1368年）

釉里红开光人物故事图瓶。景德镇窑元(公元1271-1368年)

青花开光折枝花果纹执壶。景德镇窑。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

白釉佛像。漳州窑。明（公元1368-1644年）仇大建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