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

宁静

　　2024年11月16日，虽已入冬，但秋意盎然，万物皆美，我们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对60岁以上老人免预约，不需排队，从侧门进入。

　　中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hina），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文化客厅。

博物馆侧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楼大厅

　　走进博物馆的大堂，人群熙熙攘攘，大家都怀着一颗探索的心，穿梭在不同的展览之间。这里展出的不仅仅是文物，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博物馆内的指示牌非常详细，标注了各个展览区域的位置以及对应的展厅编号。

　　博物馆内的人头骨化石展览区让人感到震撼。这些化石见证了人类的进化历程，每一个化石都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象征。直立人已能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具备了人的一些特征，但脑量较小，头部保留了较原始的特征。

　　山顶洞人的生活场景模型展示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它详细介绍了山顶洞人在大约三万年前的生活情况，包括他们采集狩猎活动以及人工取火技术的应用等。

　　雕塑展示了原始人类如何狩猎并生火取暖的画面。雕塑展示栩栩如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原始牛犄角——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余万年一5万年），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

这对牛角呈现出弯曲的形状，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色钙化物质。它不仅是自然的杰作，也是人类智慧的见证。

　　山顶洞人头骨 （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原物1933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土。

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头骨已经与现代人头骨没有什么区别，其脑量在1300毫升- 1500亳升之间，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之中。人类学家把山顶洞人视为早期的黄种人。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 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大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仁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木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 前2000年），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水流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 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镂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 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

　　“利”青铜簋——周武王时期，1976年陝西临潼零口出土，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饮器与盛食器，青铜鼎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件青铜方鼎出士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

　　“召”青铜卣——西周早期，召卣的内壁铸制铭文，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资赐作器者召。

　　“后母戊” 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人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后母戊”青铜方鼎是博物馆内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件大型铜制容器造型大方正，体型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边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侧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之一，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

　　青铜斝（jia）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 青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辣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捉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作册般”青铜鼋——商代末年，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乌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乌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電头外探、四足拔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

　　“妇好” 青铜三联甗——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址妇好墓出土。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能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问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甗，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瓿(bu)——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般址妇好墓出土。这件酒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近宁凌源出土。

　　青铜觥(gong)——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饗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虎纹青铜鎣——西周晚期，2018年国家文物局拨交，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虎鎣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鎣”四字铭文。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治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能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是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玉簋——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士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盝”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执驹之礼见干《局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一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中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盖两匹马驹。盖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蛋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盖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资賜，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训，鑫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钥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青铜方彝——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

从艺术价值来看，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

　　“虢季子白”青铜盘——悶宣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1821-1850)。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 “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郿县出土(1821-1850)。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脚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玉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酒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诚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股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士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青铜尊——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觯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士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士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春秋•曾，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铜方壶是一种高等级的酒器，多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而且一般成对出现。这件铜壶器盖内和器内壁各铸有铭文12字，表明壶为曾仲游父所作。

该器出土时为一对，另一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同出的器物还有九鼎七簋，说明墓主级别很高。曾仲族父，另有鼎铭作“曾侯仲子父”，可知其为曾候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

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候乙的用器。

　　青铜缶——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 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蔡侯申”青銅方壼——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此器为蔡候申所作。蔡候申即蔡昭候，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虎钮青铜罍（lei）——春秋•郑，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青铜牺尊——春秋•虢，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岭虢国墓地，国属即为號。这类动物形尊从商代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则比较少见。

　　“齐侯子行”青铜匜（yi）——春秋•齐，1977年山东临朐出土，此器是齐侯之子行所作。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兽钮青铜镈——春秋．郑，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石编磬——战囚•玫，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青铜编钟（13件）——战国•楚，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

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用器编钟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证。从西周中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每组编钟里钟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中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乐制，因而贵族大墓经常陪葬有成组的编钟、编磬。

　　大一统帝国——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候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俑——秦（公元前221年 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此陶俑头藏单版长冠，上身穿长福，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

泰始皇陵兵马俑系采用黄士和白石英砂为原料，经过雕塑、焙烧和彩绘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叠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脚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双脚和腿，再用泥条盘筑法制造中空的躯干，在躯千两侧贴接双臂。俑头和双手单独制作后再与躯干、手臂套装成一体，待阴干后放进陶窑内进行焙烧，出密后通体施以彩绘。

　　陶马——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彩绘陶兵马俑——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

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士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推测其很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繁成，是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的反映。

　　彩绘雁鱼青铜釭（gang）灯——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

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街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山东高唐固河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