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话的人

低处的灯盏

​ 三十年前，若有急事，发电报。亲友间隔山隔水，见面不易，就书信往来，见字如面。不单亲友，给报刊投稿也是书信。

​ 我频频寄信，是在赴甘肃教育学院进修后，给广播电台、晚报投稿，隔三差五，总有一篇被采用，5元的稿费单让我在系里小有名气。

​ 尽管15岁就离家读师范，23岁又脱产读大学，十多年间竟未与父母一函。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在本乡本土公干，给家里写信，就更没必要了。然而寄信仍在继续，兰州市城关区668号是我最常用的地址，那是在给《飞天》杂志投稿。几次收到副主编马青山老师的回信，多是肯定与鼓励，《飞天》不便采用的诗歌，先生又荐于他刊，扶掖后学之情，至今展纸重读，每每令我如沐春风。成都市红星路《星星诗刊》，也是我斗胆投稿的杂志。编辑部主任萧融老师的回信我珍藏了好几封，简短的点评，言辞肯切，语气温和，仿若夜空中的点点星光，给一位文学青年带来启示与希冀。

​ 去年，举办成人礼，遵学校要求，给孩子写了一封短信，简要回顾了他的成长历程，又啰嗦了些勉励的话。他究竟读了没有，我不得而知。这是一封没有投进绿色邮筒的信，没有贴邮票，也没有糊封口。

​ 第一次接电话，是1995年吧。因为什么事情，去了学院宣传部部长谭发科先生的办公室，恰好他不在，恰好电话响了起来。十几秒后，我拿起听筒，告诉对方谭部长出去了，我这就找去。话说完，便急匆匆地到附近办公室找，谭先生回来后，却发现电话被我挂断了。他哭笑不得，我尴尬万分。好在先生没说什么，我红头涨脸地逃回了教室。闹了这么个笑话，我对谭先生的印象更深刻了。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中等个，陕西人，操一口关中味的普通话，讲一会儿课，便不由自主地用双肘夹一下裤腰，待学生很和蔼，考试没掯过一个人。

​ 院报主编阎学智先生，老家也在陕西，大概是千阳县，亦出身行伍，身材魁梧，面容白净，举止文雅，参加过中印战争，妥妥的一位慈祥长者。因我是院报记者，常常参与校稿，由是拿着编辑部办公室的钥匙。办公室里的电话机，拨号要转盘，我有免费打电话的机会，却不知道打给谁，更没人打给我。

​ 二十年时间，手机普及得超乎人的想象。我们全家，除了母亲，人人都有一部手机。父亲用了几年老年机，终于还是换成了智能手机，看快手，听秦腔，打发寂寥的时光。

​ 给我打电话最多的人，如今回想，非父亲莫属。为这事，母亲在世时，没少怼过父亲。自2005年被确诊扩心病后，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很在意。稍有不适，便打电话，叫我买药，央我送他求医。尤其是夜里，我刚睡实，电话却尖锐地响起，父亲有气无力地说，你快过来，我心憋得很，早搏多的，恐怕不行了。我赶过去后，只见父亲靠在被褥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安顿后事，母亲数落，说，你有话说了不，先吃药，等天亮了去医院。服用了胺碘酮，含上了速效救心丸，半小时后，父亲的心脏慢慢不尥蹶子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使劲摆着手，好了好了，你回去休息吧。

​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来得及问候，父亲电话来了，你甭操心，不去医院了，今天感觉阎王还不要我。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嗵地落了地。

​ 浑罐子陪不住破罐子。此言不假。身体看似好于父亲的母亲，孰料身染恶疾，早早地魂归九泉。母亲走后这十年，父亲活得疙疙瘩瘩，没少给我打过电话。来电不是嘱我买药，就是带着央求的口气要住医院。多数时候，他吃了几天药又扛过去了。实在扛不过，住院治疗是必须的。我算了算，父亲一年最多入过八次院，每次八九天，一年当中，他几乎有一个季度躺在病榻上。每当我给他算这个账的时候，父亲默不作声，任由我埋怨他。也许父亲想辩驳，但他总是隐忍着，早己放弃了长者的尊严与威严。

​ 2022年解封前，新冠病毒终于缠上了瘦弱的父亲，先是腹泻数天，止不住，后来低烧不退，胃口一天差似一天。考虑到医院人满为患，病毒密度大，我们怯得不想去。直到父亲说再不送医，恐怕他过不了年了。这时父亲已步履维艰，坐电梯都显得作难，做核酸，做检查，他都坚持走着去，我后悔没给他推一把轮椅。

​ 入院后，父亲几乎没给我打过电话。他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与西安的姑母视频，姐弟俩说了些啥，我不记得了，可以想见的是，父亲叮咛姐姐多保重身体，娃娃都有自己的事呢，感到不合适就赶紧吃药，少连累点娃娃。其后几天，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去世前一晚，还勉强喝了一支葡萄糖，咽了几口稀饭。我欣喜地想，父亲的病，有些向好了。

​ 第二天十点钟，我与姐夫去外县办事，刚驱车返回，电话忽然响了，姐泣不成声地说，大走了。我怔了一下。姐说，你早上出门时，大的魂怕跟着你出去了。

也许是，这几日父亲难受得厉害，呕吐，失眠，坐卧不宁，说要跳窗，说要回家，要殁就殁到自己的窝窠里。我怼他，回家就是放弃治疗，再说，还得人抬上楼去，折腾得很。

​ 父亲走后，再没人折腾我了，再没人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了。

​ 半夜，我的电话静得如同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