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迟至1956年1月才补授上将军衔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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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大授衔，10位开国元勋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人民解放军10位高级将领被授予大将军衔；55位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建安迟至1956年1月才补授上将军衔，具体原因分析，那就是生性耿直的王建安上将……

　　引人注目的是，王建安和李聚奎分别于1956年和1958年补授上将军衔。李聚奎于1958年补授上将军衔很容易理解，因为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李聚奎担任国务院石油部长，并没有在军队工作，并没有参加授衔，而1958年，李聚奎从石油部长任上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以李聚奎的革命经历、任职条件，为他补授上将军衔合情合理。

而王建安一直在军队工作，1952年被定级为正兵团级，1954年从朝鲜回国前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职务，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授予条件。那么，王建安为什么在1955年9月大授衔的时候没有授予上将军衔，等到1956年1月才补授上将军衔呢？

军史上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中共高层认为王建安“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甚至言之凿凿称，毛泽东亲自批示“此人比较骄傲，宜授中将”。毛泽东的批示，虽然不少党史军史文章中均有提及，但实际上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可信度并不高。那么，究竟王建安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1955年的大授衔呢？

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担任浙江军区司令员，1952年9月赴朝鲜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直到1954年3月因病回国，一直在青岛休养治病，回国后的王建安并没有在军队担任具体职务。

　　1954年7月，“高饶反党集团”案爆发，刚刚从朝鲜回国的王建安正好赶上这一政治风波，组织上派人征询王建安对“高饶事件”的意见，希望王建安揭发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上级饶漱石在担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期间所犯的错误，而生性耿直的王建安并没有主动做出回应。

解放战争时期，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也称内线兵团）副司令员，直接在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下，许世友（山东兵团司令员）和王建安均为饶漱石十分欣赏的爱将，王建安十分敬重老上级饶漱石，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王建安并没有选择“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始终保持缄默。

也因为王建安并没有迎合“组织上”（华东军区）的意见，被认为“政治立场”有问题，虽然和“骄傲自满”毫不沾边，但华东军区仍然决定将王建安的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

虽然王建安被降为副兵团级，但以他在红军时期担任军政委，抗战初期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山东纵队参谋长兼山东纵队第1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接替宋时轮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任职和经历，王建安是妥妥的上将标准和条件。

所以，不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1956年1月，补授王建安上将军衔，合情合理。

那么，仅凭王建安不想“跟风”揭发批判饶漱石，就认定王建安“骄傲自满”，不符合理据。事实上，说王建安“骄傲自满”，在战争年代，还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担任指挥，黎玉担任政委，第1旅旅长王建安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兼参谋长，按照指挥体系和任职，王建安理应作为张经武和黎玉的助手，配合张黎工作，但是王建安以黎玉对军事工作并不熟悉，张经武红军时期并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而且张经武的革命资历与自己相比，还稍显逊色为由，（王建安在红四方面军长期担任师长、军政委职务，属于军政双优的人物），在山东纵队工作期间，王建安并不尊重张经武和黎玉的指挥，更何况王建安不仅在山东纵队领导机关任职，还同时兼任山东纵队第1旅旅长，是山东纵队的实力派人物，他不仅不把张经武和黎玉放在眼里，而且将自己凌驾于许世友（第3旅旅长）等人之上（王建安是山东纵队副指挥兼参谋长，是各旅的上级），“官声并不好”。

　　另一个事例是，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实施鲁南战役，时任鲁中军区司令员的王建安率九师、四师参战，在进攻驿县后，王建安立即就将九师、四师调走，并没有征求前线指挥员（粟裕病倒，陈毅指定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替代指挥）陈士榘的同意，陈士榘对陈毅抱怨道：

“从鲁中军区调来的第九师和四师的一个团，是山东的一支老部队，有攻坚战斗经验，战斗力很强，在攻驿之后调走，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告知我”。“如果不将九师、四师一个团调走，加上一师攻枣庄是很有把握的。”

陈毅看见陈士榘对此事有意见，解释说：“王建安催得很紧，定要九师、四师回去。”陈士榘在其解放战争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详细回忆鲁南战役这段往事，对王建安“骄傲”的性格作了详细的披露，连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面前，王建安都敢催促陈毅同意让其所属部队尽快调回鲁中军区，更不用说征求前线指挥员、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的意见了。

另一件事，让毛泽东更能深切体会到王建安“骄傲自满”的性格特征。1948年8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华东野战军实施济南战役，决定在华东野战军粟裕等的统筹下，由山东兵团负责攻城集团，粟裕率领华野西兵团一部组成阻掩集团，华野前线指挥部由粟裕召集攻城和阻掩两集团主要指挥员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定山东兵团负责拟订作战计划。

　　王建安上将军政双优，战功赫赫。时任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因病并没有参加前线指挥部扩大会议，甚至许世友留在后方养病并未在前线指挥，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主动请求拟订攻济打掩作战计划，没有料到王建安拟订作战计划后与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共同署名后直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毛泽东收到济南战役的作战方案后，没有看见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署名，连忙回电询问“许世友在哪里？”，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询问自己的“下落”，急忙赶回前线参与指挥济南战役。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王建安的“情商”并不高，一来，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受命制订济南战役作战计划的王建安理应将作战计划报华野总部审核，再由华野总部粟裕、陈士榘、张震等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送作战方案，即便由山东兵团直接上报，也应该征求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意见，并由许世友领衔谭震林、王建安联名上报，而实际上是王建安比较轻率地署名“王建安、谭震林”进行上报，严格来说，这显然不符合程序。

具体负责拟订作战计划的王建安居然敢与谭震林联名将济南战役作战计划越过粟裕、许世友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难怪毛泽东回电询问“许世友在哪里”了。王建安的“骄傲”“不够谦虚”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济南战役的实施过程仍然按照王建安拟订的作战计划进行，王建安指挥攻城集团对解放济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

可以肯定的是，以王建安在红军时期担任红四军政委的资历，抗战时期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兼参谋长、山东纵队第1旅旅长的任职资历，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鲁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的任职资历，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战功，王建安完全符合上将军衔的授衔条件和标准。

王建安之所以不参加1955年9月的全军大授衔，一是他当时在青岛养病，在军队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也没有安排到政府和地方工作），二来，他在“高饶反党集团”事件中并没有按照“组织上”（华东军区）的要求，对饶漱石进行揭发批判，始终保持缄默。“组织上”只好对他的军衔进行冷处理。因为按照军衔授予程序，各大军区要在个人自报、军区统筹的基础上，再向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上报各个衔级的名单。

至于毛泽东在王建安拟授上将名单中圈阅后批示“此人骄傲自满，应授中将为宜”，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依据，证伪的可能性很大。王建安虽然在1956年1月补授上将军衔，但是他的“耿直”和“骄傲”也为他的“进步”付出很大的代价，1956年12月，闲置很久的王建安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许世友已经于1956年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其他与王建安资历相当的上将军衔获得者不是在解放军三总部担任副职（大军区正职），就是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

而王建安始终在大军区副职的岗位上兜兜转转，1961年10月，王建安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8月，转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而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是开国中将皮定均，开国少将丁盛已经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直到1975年8月，中央军委和中共高层“看不过眼”，王建安和刚复出的罗瑞卿、谭政、陈士榘等几位军队中德高望重的老将一同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这里面，也有叶剑英元帅的一份“功劳”，是他在毛主面前力荐的结果。

叶剑英元帅在接见担任中央军委顾问的王建安时感慨万千，说“几十年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工作，很不容易啊。”现实生活中，王建安其实是一个谦和的人，他廉洁自律，正直无私，可能工作方式方法不够讲究，才给人留下“骄傲”的印象。1980年7月25日，开国上将王建安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024年11月2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