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备疏散和大串联

秋之牛

一路走来，和九有缘（1）

秋牛9岁（1958年）读小学三年级，因当时台湾要反攻大陆，沿海城市组织战备疏散，父亲单位也将家属子女疏散到揭阳县棉湖镇安置，因此秋牛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在棉湖镇住了三个月。

记得当时是9月份疏散的，也是秋牛刚好上小学三年级的上学期，学校基本没有城里上课规范，特别是当时刚好全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我们几位从城里来的孩子，普通话当然要比乡下的孩子好一些，于是，老师便把我们分派到码头、车站、大路边等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教当地父老乡亲说普通话，记得当时每个小组2－3人组成，还配有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就写着：人民公社好！大跃进万岁！三面红旗万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口语化的标语。

在棉湖镇期间，我们还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了大炼钢铁的活动，孩子们的任务就到处拣废铜废铁，拣到了就交到老师那里，印象里这项活动好像持续不久，就吹了。

　　但有一件事却让秋牛的印象特深。因为我们是从城里下来的，粮食关系也随着转移到镇粮管所，按每月定量到粮管所买大米，那时，成人的定量是国家每月供应24斤大米，而我们小孩子也就20斤左右吧，所以我们要按计划吃饭，每天三餐，基本以稀饭为主。我们到达棉湖镇不久，人民公社就开始吃大锅饭了，对农民来说，刚开始有大米饭吃，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吃久了，也就吃腻，特别是那些婴儿，更是受不了，所以时常有左邻右舍的村民们向我们要稀饭吃。秋牛不解，你们放着干饭不吃，什么道理？问母亲，母亲说，公社办了大食堂，家家户户都要到大食堂吃饭，不准在家里开炉。

那时听了也是懵懵懂懂，现在才知道，这就是人民公社初期大刮共产风。后来我们回到城里，听说农民们惨了，几个月的大吃大喝，把粮仓吃空了。

到乡下三个月，把学业荒废了许多，以致回城后，秋牛的乘法口诀一直背不会，天天都被算术老师留堂。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延续到5年级，才又恢复了原来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地位。

以后，秋牛顺利考上了初中、高中。并在1965年，加入共青团。读高一的时候，又被选为团支部的支委。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知青上山下乡，凭秋牛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是蛮有希望的。但现实中，并没有什么也许，没有什么如果，更没有什么可能，也许这就是生活中的无奈。

虽然秋牛没能当上大学生，却是进了不少名牌大学的校门。那还得从66年的串联讲起，秋牛从汕头到广州，然后沿京广线北上，株洲、长沙、武汉，于当年10月14日到达北京，并在北京住了半个月，抄了不少大字报，进了不少大学门：清华、北大、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校（注：不是去抄大字报，是因为同学的哥哥在党校当老师，我们去冲凉），那一年，秋牛才17岁。

或许，这就是缘分。指间太宽，时光太瘦，不经意间，青葱不再，两鬓却已染霜。沙漏可以倒转，时光肯定不能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