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往事六革命夫妻

乐山

第六章 革命夫妻

姚权半生革命，半生教学，受他影响走上革命的志士数以百记，影响最大的当数霍士廉，受益最大当数高步林。高步林对姐夫印象并不是很好，他在《我的自传》里提到“在我少年时期，他奔走革命，敌人经常抓他，那是对我有很好的影响。”“他系一老共产党员，早年作过韩城县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自己也意志不强，而向敌自首叛变了革命。”“1948年，韩城解放，习仲勋有次来韩城，我和他谈起姚权。他说在上海同民盟（原文如此），和郭沫若等有关系。”

高步林的启蒙恩师是家门中的大爷高会亭。高会亭虽是清末的秀才，却是封建的叛逆者、新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后，他是全县减掉长辫的第一人，在西庄镇高小担任主任教员时，每逢镇上有集，就组织师生宣传剪辫放足。凡是发现长辫者，立即带领学生强行减掉,因此有人给他编了个顺口溜“高会亭,二杆子，剪了人家大辫子。”在这样的老师教导下，高步林早早就有了革命思想萌芽。

赵德懋英勇牺牲油画

　　1934年9月，高步林进入县立高小，长他四岁的舍友王志超，经常给他看一些进步书刊，讲一些红军故事。10月初，红42师骑兵团南下韩城开展革命斗争。韩城县政府非常恐惧，下令四门紧闭，商户停业，学校停课。初生牛犊的学生们从城门下爬出县城纷纷回家。高步林和几个同学路过马村时，后面追来了七八个骑马的红军。同学们吓得撒腿就跑，红军追上他们后问道：“你们怕啥？”高步林说：“不怕人，怕马蹄子。”几个红军哈哈大笑，下马与同学们步行，顺便打听一些社会乡情。路过寺庄村时，高步林看见骑兵大队，红军虽然衣衫褴褛，但个个精神十足，给高步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高步林在家里呆了几天，耳闻目染了好多事。潘庄村的大土豪张徐之被分了财产。还有谁谁谁的烟土、粮食被共产了。最让人揪心的是同学董振祥的父亲被红军杀了。原来红军骑兵团进入暂家镇后，一位连长在理发店理发时，同学的父亲前来收账。连长问：“你是干啥的？”

回答说：“我来要账。”

这位南方的连长误听是“我是保长”。

提高声音又问：“有耙子吗？”耙子就是印章的意思，过去的保长、乡长都是随身携带印章。

方言的误会让双方都提高了嗓门。连长反复问:“耙子呢？”

旁边的百姓听成了“铡子”，急忙从家中抱出了铡子。一场误会，一颗人头，同学的父亲被误认为恶霸保长冤死在铡刀之下。

红军在暂家镇驻扎几天后就返回陕北，留下了一支红色力量“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为韩城埋下了革命武装的种子。

在红色故事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高步林慢慢地成长为一位向往革命的少年。1937年清明节晚上，王志超带领高步林、薛殿明、马忠印来到韩城县委地下机关，前半夜先是印刷革命传单，后半夜再将传单张贴在县城各条街上。

韩城县政府怀疑是韩城中学师生干。校长杨梅亭无原则，无重点地恐吓训斥学生，引起了师生们强烈不满，竟将将他的铺盖抛出校外，这就是载入韩城史册的“驱扬事件”，可怜杨校长，满腹经纶，被韩城高小的学生弄得狼狈不堪。

贺龙薛明合影

　　1937年6月，高小毕业后，高步林与同学薛殿明、马忠印进入韩城中学预科班。经二七级的学长卜希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韩城中学的热血青年坐不住了，迸发着抗战激情，掀起了一场反对法西斯训练运动。韩中党支部书记高洪领导党员和进步学生，将童子军训练团团长刘维岗捆吊在校长文省民办公室的大梁上。遭到县政府的严厉镇压，开除了十几名优秀学子，这反而助推学生们踏上了追求光明的革命道路。

北国风光，分外妖娆。高步林和薛殿明、马忠印、白象更、师树德等人奔赴延安。1938年初，高步林在延安进的第一门，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见的第一人就是保安处的文省三。文省三将他们推荐到陕甘宁教育厅，他们经考试进入延安鲁迅师范学院。

鲁迅师范学校从1937年2月成立到1939年7月结束，历时两年时间，三次搬迁，培养出近500名学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鲁师毕业的这批青年教师，形成了今天边区教育工作中的主力部队，这是我们边区教育事业中最宝贵的财产。高步林就经历了第三次搬迁，他们从延安搬迁到旬邑马家堡，他们白天上课学文化，晚上挖窑建校。7月，边区教育厅急需干部，高步林提前毕业，担任延安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长，这是高步林的公开社会职务，其实他还有一个秘密保卫员的身份。

高步林刚分配到教育厅，边区保安处王凡科长动员他从事保卫工作，在《秘密保卫员登记表》上他叫白德福。在延安工作期间，高步林经常参加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公开活动的秘密保卫工作。1942年3月，高步林进入延安大学法学院深造。一年后被编入警政班，担任班党支部书记。延大警政班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公安厅局长，靳汉三就是其中一位。靳汉三与高步林在不同的秘密战线上有平行，有交叉，有合作，有竞争，这是后话，暂时不说。1944年9月，高步林毕业分配到边保处宜川检查站，主要任务是延伸发展，建立关系、搜集情报，挖掘敌特。

1945年夏，陕甘宁边区南线遭遇了一场战火的摧残。7月，驻防在醇化一带的陕西省保安二团、三团相继发生兵变，投奔了解放区。胡宗南气急败坏，急忙将河防部队及前线部队西调，在淳化、耀县、同官、枸邑一线集结了11师，在严密封锁的基础上，不断蚕食、进攻关中分区。 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已在宜川无法立足，高步林被调回边保处负责训练工作。七里铺训练班的一位女学员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学员叫徐汀，老家在山东章丘，日本鬼子来了后全家逃难到延安。年仅11岁徐汀就在李维汉家当保姆。保姆属于边区政府工勤人员，她除了打开水，带小孩外，还要参加文化学习。徐汀完小毕业进入延安中学。1946年3月，徐汀被选送到边保处侦察干部训练班。训练班位于延安南门外的七里铺，所以又称“七里铺训练班”。训练班的女学员最引人注意，特别是容易引起大领导的注意。她们中的薛明嫁给贺老总、卓琳嫁给了邓小平、李宁嫁给李启明。徐汀这期是第七期，学员有50多人，其中艾玉梅、艾奇玉是姐弟俩。“米脂艾、绥德蔡，无定河边连一块”。说的就是陕北艾家和蔡家，当年的李自成也曾借过艾家的钱，放艾家的羊。陕西公安厅的艾奇玉、艾绳章、艾蕴药号称“陕北三艾”，最有名是艾丕善，曾任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1992年12月代表陕西警察参加了首次授衔仪式。

小平与卓琳合影

　　主管训练班的高步林盯上了年轻漂亮的徐汀。身材高魁、办事利索、雷厉风行的高步林也赢得了徐汀的芳心。培训班结束后，边保处干部科科长王宝贤请高步林、徐汀以及徐汀的父母在新市场吃了一顿饭，算是组织同意和宣布两人结婚。1946年11月，边保处处长周兴亲自安排高步林前往黄龙山圪坮镇田记药铺当账房先生，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药铺老板田生春策反黄龙设冶局自卫团团长郭玉山。

田生春与高步林是老亲戚，与郭玉山是结拜兄弟。土匪出身的郭玉山，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摇摆。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他成了陕西黄龙第二联防剿匪司令，礼貌地赶走了田生春和高步林。黄龙县第二次解放时，高步林曾给田玉春写信，让他劝降郭玉山，信中保证“只要郭本人投降人民政府，缴出枪支，可以保证不杀他的人头。”有了这个“护身符”，郭玉山率部投降。后来在大镇反时，黄龙分区还是将郭玉山枪决。文革时，郭玉山的后人拿着那张封信，闯进高步林家要求为郭玉山平反。自身难保的高步林也只能苦笑相待，无能为力。高步林在向省委的汇报材料中承认，郭玉山“论我党的政策是不够杀的。现在人杀了，他家里还有我个人写的不杀头的保证书。这件事我认为做得不够好。”

　　1947年8月，高步林离开黄龙分区担任韩城县委委员兼韩城游击大队政委。此时的韩城共存着国共两党明暗两股势力，作为国军军官的高梦吉可以在家光明正大地为女儿待满月，而共军探子的高勉斋只能过着“暗无天日”生活。一场战斗改变了韩城红暗白亮的格局。1948年3月23日深夜，沉浸在初为人父美梦中高梦吉，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他隔着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老子是保六团，快开门！”

高梦吉一听是自己人，穿上军装，打开大门，亮明身份，班长模样的老兵说：“长官，快跑吧，共军打过黄河了。”

高梦吉吓了一跳，急忙收拾行李，天麻麻亮，母亲抹着眼泪，妻子泣不成声，婴儿哇哇大哭，一家人在村外生离死别。高梦吉一口气跑进县城，租了一辆桥车直达华阴县，然后乘火车逃往西安。

韩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高步林被任命为保安科科长，作为“三驾马车”（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之一的他，主要任务是剿灭土匪、镇压地主、抓捕特务，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向西安发展情报力量，将钢刀直接插入敌人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