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 许仁忠

山河美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九篇 充实自知自信自明

——我的人生追求

这一篇的内容与上一篇的内容似乎有点相近相似，至少是有所交叉，但在我看来两者的内容是有明显的并且是本质的差异的。上一篇回忆的是我的人生自描，它应该是更客观一些，尽管是一种自我描述，但应该是自己对我这一生的客观自我表现作一些实际评说。这一篇要回忆的内容，应该说主观性更强一点，它所要想表达的，是理念上我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做一些主观的刻画。当然也可以把这一篇的内容当作是上一篇内容的某种诠释，因为有这种主观上的人生追求，所以在客观上是那种人生表现应该不难理解了。

我用充实自知自信自明这四个词作为这一篇的标题，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表达了我的人生追求，我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充实一些，自知一些，自信一些，自明一些。

把人生尽力尽量过得充实些是领悟到人生很短稍瞬即逝后的认识与行为，其实这个大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清楚明白的，比较庆幸的是我在上一篇写到的我的那种惰性没有影响到我把人生过得充实些。

还是从一些故事说起吧。下边要记叙到的内容比较多记叙时间段也拉得较长，我记叙它除了一方面想说明我是在各种时期不管自我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如何尽力尽量的把人生过得充实些，另一方面它的客观记叙事实上又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从某个角度算是一些史实的补充吧。

这段时间要记叙的事是在1967年上半年，严格的说是上大半年，从1967年初到1967年8月。在那段时间中，我事实上处于一个人生的彷徨期迷惑期犹豫期，我记叙这一段时间中我的所作所为，想要表达的是即便是在彷徨迷惑犹豫中，但我主观上没有逃避，还是在尽力的做在我看来也许是正确的而在旁人看来至少是不解的一些事，这事实上表现了我希望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应努力尽量把人生过得充实些。

1967年初，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鼓舞下，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高潮，紧接着一月风暴的夺权，又来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时候各类人员的分化和重组很频繁和剧烈，应该说当初一大批比较保守的人有所改变其实是很正常和在情理之中的，只是这其中有少数的人不仅脸谱转得极快，而有些时候表现得特别激进。我当初的思维还没有走出老造反派孤芳自赏，所以对他们有些不屑，激进的人总是容易占上风的，所以进入一月下旬后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我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境界，与大家格格不如离得较远。

进入2月份，似乎揪军内一小撮的风声甚嚣尘上，成都七中烈也帯领一批同学进驻成都军区绝食静坐。其实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些迷惑不解了，如果说西南局省市委都烂掉了需要揪出来打倒夺权，我当然很积极，但对军队也认为是这样，我一时还不能适应也不太理解，所以烈那批同学们在成都军区绝食静坐我没有参加。

风向变得很快，到了2月中旬，具体的讲是2月17日，遍天盖地的军队散发的传单掀起了四川的“二月镇反”，后来在全国被称为“二月逆流”，当开始抓捕造反派时，我茫然了迷惑了也很不理解了，不就是要斗争一下军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嘛，何以动如此干戈。这也许是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那场大革命的开始，这种认识使我开始和这场运动渐行渐离。

尽管如此，人生还是应该过得充实一些的理念驱使着我在从二月下旬到五月中旬这几个月中也做了一些还是有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事。首先是七毛那批在军区绝食静坐的同学回到学校后，毗邻的7237部队时不时来学校清理一些事情，因为当时他们几个负责人都去军区绝食静坐过，于是在这种情况下7237部队每次过来时，都是我在应对，我告诉7237部队的官兵，一我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二我没有到成都军区静坐绝食过，有什么问题要了解，尽管找我好了。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社论，局面表现出来会有大逆转。第2天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八·二六派在市区组织了一次游行，由于当时各校的八·二六派一直在被部队清理，游行队伍凌凌乱乱，居然没有什么旗帜呀鼔锣呀壮势，因为我一直在七毛为他们与7237部队周旋，所以还保留下了一套锣鼓可用，当天把它拉出去走在队伍前面，使人很搞笑的是带头以击鼓指挥队伍的人居然是我这个红成观点的人。

进入4月份形势虽然在逐步好转，但仍然错综迷离，部队也没有停止清理工作，只是强度明显的减轻，与部队配合的产业军活动也很频繁。这时七毛想在当时的百货大楼顶楼上建一个广播站，宣传造反派的时政观点。经过商量，还是认为由我带着队去建这个广播站予各方面都比较合适些，于是在市五金公司造反派的支持下，这个广播站在4月中旬开始广播。

当时广播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大约在每天晚上6:00~8:00之间播北京来电，也就是说把北京传过来的反击“二月逆流”的信息对市民广播。这个广播在市中区影响很大，百货大楼楼下每天都聚集着人群在倾听，特别是每天下午6:00~8:00这个阶段，更是人山人海，而每天这个时候的广播都是由我在播出并解读。

因为影响太大，产业军在4月中下旬还是比较猖狂的，他们曾两次在半夜三更冲进广播室，抢走了广播器，好在那个时候还仍然很坚持文斗，所以产业军每次来都是抡走广播器材就行了，对广播站的人没有伤害。

进入五月产业军基本上退出市区，132厂“5.7”枪击事件的发生，我就是从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广播站出发去了现场。场面确实很悲壮，造反派的人很多，在开枪前把老产逼进了一幢楼。这时造反派开始冲锋，每一次都有一个小号手吹奏着冲锋曲，冲锋号一响人们便向大楼冲锋，但紧接着枪声就响了，冲锋的人倒在了血泊中。

当然“5.7”枪击事件加速了产业军的崩溃，尽管后来还有一个所谓的“5.19中和场事件”，但已经不能影响大局的走向。后来出现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产业军的崩溃引发的，其实在红卫兵造反派遭到镇压的2、3月份，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川大826两派还是相处甚好共同对敌。但产业军一旦崩溃，两派的纷争又重新开始。

这时有人告诉我在七毛内部已经有人在议论由我掌握百货大楼这个广播站是否合适，因为我是红成的观点红成的人，至此其实我反而很自觉和坦然了，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当时愿意与我一起走的几位同学十分平静的离开了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的广播站。

行文至此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在这几个月中所做的那些其实有点荒唐的事情，对我来讲已经超过了派别和观点之争，我为在徘徊迷惑犹豫的时间过程中，为能够做这些事情以充实自我的生活还是感到高兴和自得的。

如同头一年11月份在“11.13”大会上目睹和经历红成与826彻底的分裂一样，这一次也是在人民南路广场，我再次目睹和经历了两派的分裂，那是为“5.7”逝世者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我实在不能理解两派到底为了啥。最终总要走到这一步，在我看来，这就是同室操戈。

两派重新分离后，我不愿也不能再在七毛厮混下去了，因为两派的界限又重新很清楚了。进入6月份我们七中班上一位刘姓女同学找到了我，邀约我与她一起到北京去做红卫兵成都部队驻京联络站的工作，与其说我们是受到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派遣，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受蔡文斌的委托奔赴北京的。

我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成都和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争斗的焦点就是刘吉挺张西庭的所谓刘张问题。这两位刘张解放出来后一直很明显的支持826派，引发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极大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红卫兵成都部队最终提出了“打倒刘吉挺，打倒张西庭”的口号。

当时在北京的联络站共有三人，我和班上那位刘姓女同学，以及成都电泛工程学院成电东方红的一位大学生。当我们得到红卫兵成都部队在成都要提出“打到刘张”的口号时，十分的不安，主要是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很不利。

为什么喃？我们联络组当时住在北京航空学院，与北航红旗的沟通很密切。就在6月上旬，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还专门安排人与我们交流，告诉了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王力与他见面交流的情况。王力与韩爱晶的交流中，重点是谈到了伟大领袖对下一步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希望，王力明确的给韩爱晶说，伟大领袖最近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将近一年年了，现在需要逐步稳定。王力明确的跟韩爱晶说，现在不要再随便的提出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了，现在需要稳定。所以当我们知道红卫兵成都部队要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时，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很不妥当的，于是我们多次在电话上与成都方面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汇报沟通，建议他们不要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打倒刘张”。因为在电话上沟通的效果很差，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专程让我回成都向红成总部的领导们当面汇报沟通。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成都这边的形势发展很快，在我还在北京回成都的火车上时，“打倒刘张”的口号已经呼喊得如火如荼，我还没有到成都，步行北上到北京告状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已经到了广汉，所以联络组让我抓紧回成都汇报已经无济于事。我回到成都后，石福全主持了一次红成总部的会议让我汇报了北京的情况，我也表达了联络组的建议。但所有这些已经晚了，已经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何况当时在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伙伴们，包括几位头头，并不认同我们的意见，都认为“打倒刘张”是正确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定志在必行，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我后来也就没有再回北京了，红成总部把我安排在对外联络部，工作任务主要是与川内各地市州及专县的红成派联络。具体就是我每天晚上大约8:00左右，到当时在将军衙门内的省委机关的一个部门打长途电话，那个部门是红成派控制的，所以可以在那里打长途电话与各地的红成派联系，我每天在电话上与各地的红成派联系，听他们汇报当地情况，向他们传达总部关于运动发展的意见。

从6月上旬回到成都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后来，成都七中有红成派同学到总部反映，讲我在“二月镇反”的过程中，曾帮助过826派的七毛做过很多事，怕我是826的奸细。总部的人找我询问和交流，我也坦然的讲确有其事，为了大家方便我离开总部就行了，七月上旬，我便离开了红成总部。

文化大革命很快的发展到武汉“七·二O”事件，这个事件的突发性以及后来它发生的逆转，使本来在彷徨迷惑中的我顿时醒悟，认识到这场运动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因为作为英雄的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先是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没有几天王力便被打倒。这种戏剧般的变化使我认识到，此乃舞台远离为好。

用了较长的篇幅来描写这段住事，想要说明的是，把人生尽力的过得充实一些一直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行事准则。在1967年上半年，我是处于一个彷徨迷惑犹豫阶段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去做了不少事，这些事超脱了当年大家都很在意的派别观点，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做点事，充实充实自己而已。

其实像这样主动的寻求生活的充实，在我的很多人生阶段都有。上世纪70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那七、八年，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当时的我也许就是有着尽量把人生过得充实些潜意识，也做了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难理解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在那个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我因为家庭中的问题，事实上在人生展望上应该是很悲观的，如果按照当时通常的我们这种情况的青年人的做法，多数应该是少管闲事夹起尾巴做人，但我没有这样，尽管当时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很没有希望，但我却无事找事一样在金牛区商业系统内为自己找了很多事来做，以至最后成了一名“什么也管不了，什么也在管”的干部，鬼使神差般的做着许多当时很多人躲着的事。

在前边我的工作生涯回忆中，曾经说到当时我管着金牛区高档名牌自行车缝纫机这类紧俏商品的分配安排，其实这个事情落在我头上过程也是特别奇特的。当时在金牛区商业局下边，除了有20个供销社归它管辖外，另外在茶店子街上还有4个商业局直属的经营部，其中有一个叫工业品经营部。由于当年市五金公司能够拨到金牛区的自行车缝纫机数量太少，所以根本没有一个规范的拨付程序，就是工业品经理都的采购员到市五金公司进货时，市五金公司就告诉采购员可以开少量高档的自行车缝纫机。

这些高档自行车缝纫机采购回工业品经理部后，因为当时这类物资太紧俏而且到货的数量又太少，对工业品经理部用四川话来讲等于是拿到了一个“碳丸”。当吋工业品经理部负责这类五金商品存货和销售的，是一位家就住在茶店子街上的周姓员工，这是一位身材高佻十分漂亮的女人，她的先生在茶店子街上的九四信箱工作，当年那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国企单位，因为漂亮性情又十分随和，大家都很喜欢她，我们这些小年轻都叫她周姐，我也与她也混得很熟悉。

有一天周姐在茶店子街上突然叫到我，给我讲了一件奇怪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她给我说，她摊上了一件麻烦事。是什么事呢？原来是近几个月采购已经进了几批高档自行车缝纫机的货，她放在库房里没有办法销售，因为商品太紧俏，她根本不知道按什么原则销售，因为市上还发下来一些高档名牌自行车缝纫机的购买卷，她更不知道该如何分配。她去请示工业品经理部的经理，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让她直接去商业局找局长请示。当时金牛区商业系统的员工，从表面上看都以为我是局长们的秘书，她给我说：小许，我咋敢去找局长嘛？麻烦你给局长说一下行不？

一听到这事，我就知道很麻烦。工业品经理部的经理让她自己去找局长，很明显经理是知道在局长那里是得不到具体指示的，以我的经验，我也知道肯定没有哪位局长愿意出头来解决这件麻烦事，僧多粥少，围着城区一大圈有20公社，干部和场镇居民有好几万，农民就有好几十万了，这点自行车缝纫机哪位局长愿意出头安排。因为平时和周姐混得太熟，加之我潜意识深处总有一种没事找事做的意识，于是我答应周姐考虑一下，看到周姐如释重负一样的舒了口气，我知道她是认为我会管这个事了。

我确实准备管这个事了，但怎样管呢？我和局长们的关系确实不错，但我把这个问题汇报给哪位局长，哪位局长都会认为是给他出难题了，那个年头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干部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心有余悸懂得遇事躲着走不要惹麻烦。我最后思量再三，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决定我来接手这件事，而我采取的方法就是我尽力综合平衡方方面面的需求，力求让每个月的分配方案都精准些平衡些，而对局长们采取“报备”的汇报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很奏效的，既解决了周姐的难题，局长们也很满意，只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们一再强调要让我去给区委财贸部汇报一下，其实这一点我在决定我来管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并且已经做了。

还有一件没事找事做的是关于中文打字机的。我在前面的回忆中曾经说到过当年金牛区财贸系统曾称我为全能办事员，其实也就是我不仅能撰写文件文章，而且可以自己在中文打字机上打字。要会在中文打字机上打字，说麻烦它不麻烦，说它不麻烦其实也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象形汉字，使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所以中文打字机的主体是一个大字盘，上边有常用的约2000汉字，不像英文打字机只有26个字母。你要在中文打字机上打字，需要记住至少是熟悉这2000左右的汉字在字盘上的位置，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不是专职的打字员何必去记这些呢？

而我就去做这个事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当年，商业局新进了一名小姑娘，刚毕业是按照当年政策顶替父亲退休进来的。因为新进了一位打字员，所以也就上报申请购买了一台全新的中文打字机。这里边就有一个打字员的所谓技术问题了，其实每一个打字员在自己的打字机字盘的设计上，把自己经常要打的内容所用到的常用字集中在一个很方便的位置，这样打起来就很流畅。新买的一台打字机，字盘上是按照当年政治挂帅和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需要排的，没有每个行业或者具体单位的需要，打字员要根据自己的行业和单位特点重新调整字盘上的字符。

而那位新进来的小姑娘全然没有行业经验，她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对字盘做重新调整，因为商业局的多数文件文字都是由我执笔撰写的，于是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当然其实我也可以不管这个事，这样就需要那位小姑娘用相当长时间的工作磨练来积累经验了。可能也是受让自己生活充实些的驱使吧，我很主动的按照金牛区商业局通常的行文习惯，对那台新购进的中文打字机的字盘进行了调整，也算是帮了那位小姑娘一下，而对我自己既然打字的字盘都是我排出来的，当然接着就是熟悉字盘上汉字的位置，好像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全能办事员。

其实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也是属于没事找事做，那时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至少两天的时间到绕城一圈的20个公社的供销社去交流沟通，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讲叫新闻采访吧。这件事其实作为区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不是必须要做的，坐在机关里边也可以吧工作完成，而我当时确很热衷于往下边跑。当年金牛区的供销社都建在附属于人民公社的场镇上，而金牛区商业局在茶店子，近一点的几个供销社有营门口供销社在青羊宫，和平供销社在洞子口，金牛供销社在土桥，其他的就比较远了。当年的交通工具就是骑自行车，到距离适中的几个供销社比如在三瓦窑的桂溪供销社，在石羊场的石羊供销社，在琉璃厂的胜利供销社，骑自行车都需要一个多小时。而到距离稍远一点的如在天回镇的天回供销社，在苏坡桥的苏坡供销社，在簇桥的簇桥供销社，骑车就要将近两个小时了，至于再远一些的在文家场的文家供销社，在龙潭寺的龙潭供销社，以及更远一些的院山供销社、金马供销社，骑车都要两个多小时。仅骑车前往就可见这个事情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我一如既往的去做了。

上世纪80年代组织很多学校一起编教材的事也很有点使自己生活充实些的味道。其实刚开始组织编教材也就是编辑出版第一套教材的时候，严格的说对我来讲是多余的事，这套教材对很多学校的45岁到55岁的老师们评职称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当时我的年龄不在此列，而且即便我要评职称我的科研成果也很多，至于后来从中悟出编写出版教材还可以有点收入纯属偶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一点的，所以这是无事找事做。我想这应该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充实些更充实些的驱使吧。

为了更好的实现让人生过得尽量充实些，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冲破了一些狭隘的观念。比如进入2000年后，我做市场经济退下来又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毕竟做大学老师对我是轻车熟路的，所以即便当时接手了教学难度较大的《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同时又兴致朴朴的接受了《科学技术史》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但总的说来完成这些教学工作任务对我还是游刃有余，于是我开始寻求更多的一些事情，来实现我过得尽量充实些的人生目标。

要做的首要事情是对我的女儿的学业进行一个全面的规划。2003年9月，我的女儿开始入读小学，我开始思考如何为她做以缩短中小学学习时间为目标的学习规划，在我的子女教育那一篇中我曾记叙到我一直是认为国内中小学的12年学制太长，按这个学制读到硕士学位至少也是二十六七岁了，男孩子还可以将就，女孩子好像拖得年纪太大了，所以想对女儿的小学学习作一些减少学习时间的工作。

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是比较复杂麻烦的，首先需要考虑好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可能。我是学理工科的，不可能像童话大王郑渊洁那样很决然的让孩子在家中读书，我必须要把方方面面都思虑周全。国内的小学教育嘛，除掉通识的那一部分外，主要是语文和数学学习需要认真分析。语文的重点是有3000多个汉字需要在小学阶段认识，至于像汉语的语法是不是一定要学习和掌握，尚可研究和讨论，数学主要是整数分数小数的四则运算，而小学数学的应用也有一个是不是需要小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问题。经过思考和分析，我觉得把小学主要课程的学习时间缩短到4年是有可能的。

当然后来的实际过程和结果。我已经在我的子女教育那一篇中讲过了，我和我的爱人身体力行的与女儿一起，用了4年的时间让她完成了小学主要课程的学习，在她十岁多的时候升入初中，后来再用了5年时间读完中学，在差一点17岁的时候出国留学，花了5年时间在国外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在她22岁的时候取得了两个海外硕士学位。

那么小学4年中，我们和女儿一起是如何仅用了4年的时间完成主要课程的学习呢？说实话，如果按照现有的小学教学体系和教材，4年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但我们进行了比较大胆的改革，也就是对语文和数学的内容进行了取舍。

语文我们强调的是要在认识三千左右汉字的基础上，强化阅读和写作，而对汉语的语法那一部分，比如词汇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并不强调刻意的去认识和区分，句子的主谓宾定状以及复句中的定语从句宾语从句等也不刻意的去认识和区分。因为学习汉语不是为了弄清楚这些语法关系去应试，而是为了在阅读和写作中能够实际运用。

数学我们舍掉了用小学算术的方法去解决应用问题的学习，在让女儿学习和掌握了数的四则运算后，直接进入了简单的方程与方程组的学习，用代数中的方程和方程组方法去解决用小学算术要解决的那些问题，无论从学习上还是应用上都是事半功倍。因为在数学和语文学习上这样做了，所以用4年的时间掌握小学主要课程的内容也就行了，还要强调的是，基于很多原因，我们让女儿在这4年的小学学习中，就比较系统的以《新概念英语》作教材开始了英语学习并且取得相当好的效果。

这些事现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叙述起来倒是很简单，但实际的思考和操作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和麻烦的，它需要对小学的课程内容和结构全面的分析，并且要考虑到实施的时候的可操作性。所以，对我来讲也有点去找事情做找坡坎爬的味道，不过毕竟是为了子女的培养与教育，所以说也不能讲是去找事情做。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使人很欣慰的，一方面女儿如愿的缩短了学习时间，另一方面我也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让人生更加充实，这样的结果都是让人很高兴和愉快的。

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的房屋的改造。大约在2005年左右，我在交大花园买的那些房子，周边的交通逐渐通畅，环境都逐渐繁华起来了，来租房子的人也多了起来。小户型一般很容易的就租出去了，特别是那些单间。但是大户型仍不好租，于是我决定把这些大户型改造成为一个个的单间出租。因为到这个时候，我的房屋建造和装修的经验都比较丰富了，所以这些改造成单间的事，都是我在规划设计，然后指挥那些一直和我有联系的工人来实施。当时改造出来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有两个100多平方的大户型，一间在5楼改造成有8个单间，另一间在顶楼，干脆就把屋顶盖起来，既防了雨水又增加了可出租的房间，改造成了11个房间。另外还有4套在顶楼的房子，都在屋顶上进行了修建，加上房间的改造，四套房共有24间房间。

在这些房间的改造修建中，我不仅充当了设计者和包工头的角色，兴趣使然有一些工种我还绕有兴趣的动手自己去做，比如不少房间的电路铺设，包括灯头和插座安装，我都自己动手去做，当然效率不像电工那么高，但反正当时事情也不多，也不着急着要马上弄好，所以也就慢慢的弄了。另外有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泥工活，我也经常喜欢自己动手去弄弄。做这些活路的时候，内心还蛮高兴的，甚至有点自豪感，毕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常理上应该不会对这些工人的活路感兴趣，但奇怪的是好像我作为一个特例，对能够动手去做这些事反而有些兴趣，甚至有时会有特别兴奋的感觉。

这种让人生尽量过得充实些，在我后来到民办高校工作的十年中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有所表现。其实从我的全面的客观情况来讲，2009年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完全不必要到这些民办高校去工作，更没有必要去担任院长之类的行政职务。当初决定先到民办高校去上课，后来又去当了院长，除掉前面已经叙述过的一些比较错综复杂的原因之外，但也不得不正视想让人生过得充实些也是我从事这些工作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总是不肯太闲着，更不能去过那种悠闲自得的赋闲生活，所以当有好友来邀约我时，或者客观情况比较麻烦的摆在我面前时，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应该说意识深处那种让人生尽量过的充实些的想法总是始终在影响甚至支配着我。

当然如果仅仅是让自己人生充实些，在做这些工作时也可深可浅，但让人生充实的执念，总是经常的让我把很多事情都做到了极致。比如说刚开始上课就上课嘛，但一旦进入教学角色，我就立刻感到组织老师们编写一套自己使用的教材，对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补益。对学生，他们使用的是自己上课的老师编写的教材，应该说一定会产生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也会产生对自己老师们的尊敬感，这一点对这种层次很低的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树立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老师，大家编写了给自己学生授课的教材，并且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这样的高端出版社出版，无疑在增加民办高校老师们的自信心，加强他们的归属感安全感也是一碗极好的鸡汤。

所以在四川天一学院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我都组织老师们编写了很多教材，其中效果最好的一套是一个系列教材，共有10本，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在这套教材中，受益的老师数量也不少，对这批年轻老师评职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我当时积极推动和参与这个事，更多的是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更充实些。

再有就是关于这类民办高校，针对学生的低起点以及毕业后走向社会就业的需要，我在任职的几所民办高校，一直在致力的推动学校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而思考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老师和学生都能通俗的理解职业教育的精髓。在思考中着重深入的探讨了我们要给予这种层次较低的民办高校的学生什么学习内容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向学生讲授什么，最终让同学们在学校中学习和掌握到什么。

为了通俗的说明这一点，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向老师和同学们当然主要是老师提到有两种教学思路：一个是“是什么？为什么？”，另一个是“做什么？怎样做？”，前者是师生们共同学习，去认识客观事物乃至客观世界是什么，去探索他们为什么是这样；而后者是让师生们共同去学习和掌握一个事物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直观的说前者是让同学们学习更多的知识，后者是让同学们掌握更多的技能。我强调在这两种教学思路中，我们这种民办高校只能选择后者。我们当然也愿意让学生们学习更多的知识，但更愿意让他们掌握更多的技能，因为掌握了更多的技能，才是他们今后能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应该说在我任职的几所民办高校，我和老师们一起都身体力行的把让同学们掌握更多的毕业后走向社会赖以生存的技能作为主要的学习目标。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当然一方面是我作为院长的职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我自身希望人生过得充实些的因素。

还有就是民办高校的院系管理架构，我也一直思考得很深入，可能的情况下也身体力行的去实施。其实国内的民办高校，性质上与国外的私立大学是一样的，所以说国外的私立大学的管理架构，应该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因为国外私立大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他的管理模式应该说相对是比较成功的。比较遗憾的是，因为国内的公办高校早已经行政化官僚化，而国内的情况和国外正好相反，优质的大学都是公办高校，所以国内的民办高校也以公办高校为楷模，在管理架构上是照搬公办院校的，这种情况是不利于民办高校发展的。我做的很多思考，以及一些实际的践行，也不是自己有什么新的思想，就是把国外私立大学的管理模式与国内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已。

从少管闲事的角度出发，我可以不考虑这些，因为民办高校的举办者聘请我去做他们的院长，我只要能完成他们的工作要求并且尽力的维护师生员工利益即可，过多的思考管理模式并尽力的去实施，也许对举办方和他们的高管们实际效果会恰得其反，也许他们并不喜欢我这样想这样做。但我仍然想了做了，因为我得为我自己的存在而生活与工作，我需要让自己的人生更充实些，所以我想做啥肯定是要去做的，该做啥也是由我自己决定不必过多考虑举办方和他的高管门的想法。

关于国内民办高校的管理模式，在我任职院长的这些年中，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院系两级的管理架构，这一点国外的私立大学比较成熟，根据国内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甚至仿效即可，简单的说就是小院级大系部，具体的说就是院级领导班子要精干，不必有太多的院级领导，而系部那一级一定要加强，要让系部以及领导有能力有条件去发展自己的教学。遗憾的是国内的民办高校，都是仿照公办高校，院级领导班子比较充盈，人员也较多，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学校发展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学的研究与实施以什么样的机制去进行。国内高校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借鉴苏联的经验，实施的是教研室管理体制，所有的教学问题，都是以教研室为基础单位在教研室中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弊多利少，特别在民办高校更是无益。教学的研究和实施，应该以课程负责人的管理机制来实行，也就是所有的教学问题，都应该确立一种课程负责人制度，根据课程建设和实施的需要在教师中选择和确定负责人，让老师有职有权的去开发和建设课程。这一点我在四川天一学院实施得比较彻底，撤销了所有的教研室，在系主任负责制的体制下执行课程负责人制度。遗憾的是在我离开天一学院后，又被我的继任者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在民办高校的十年中，我还认真的思考和践行了民办高校课程体系的设置与建设，也就是民办高校的课程设置和建设应该以什么为标的。传统的做法是以专业建设为目标，围绕着专业去设置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体系，这在一些层次比较高的公办院校也无可厚非，但在民办高校就需要认真思考了。

民办高校的课程体系设置和建设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呢？我认为应该以技能为目标。也就是说民办高校的学生毕业走入社会后，他们从事的工作需要他们掌握哪些技能，这便是我们教学的目标，我们要根据学生就业后能立足于社会和本职工作的技能需要，让他们学习和掌握这些技能。因此，民办高校的课程体系设置和建设，应该以这些技能为中心和目标，围绕着让学生学习和掌握这些技能去设置课程，去建设以技能为中心的课程体系。我在我任职院长的几所学校，都尽力的力所能及的进行了这种课程体系设置和建设的工作，也相应地取得一定的效果。

让人生尽量过得充实些，一直是我的生活理念，上边能够记录下来的，是一些较大也比较清晰的事件，其实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上，充实些再充实些一直是我所执着的，包括日常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事情，一些可以漫不经心的事情，其实我在对待这些小事情和漫不经心的事情的时候，意识深处其实经常有一种信念在驱使着我：认真努力去做吧，除了这件事情应该去做必须去做外，它也是你生命长河中的一部分，你不想让它更完美些吗？

如果说充实始终是我的人生目标的话，那么自知一直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格守不渝的信条。这里所说的自知，既包括具体的在人生旅途中经历每一件事时对自我的明了，更包括广泛意义下的时时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随时摆正自己的位置关系，有点像哲学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庸人，和众多的平凡人一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所以，从少年起我就很少有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平常中几乎想不到这些，能进入我的视野和脑海的，都是一些很具体很零碎的平常事，这种情况一直从青年持续到壮年乃至老年。

不管境况如何，顺境也好逆境也罢，我从来没有抱负过要去做一个科学家，也没有想到过去做一个官僚，更没有想到过去做一个企业家。我觉得这些都离我很遥远，不是我该想的事情，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如何尽力去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让生活过得让人满意些。

这些实质上又让我活成了一个大明白人，我比谁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应该叫有自知之明吧。这种自知之明因此少有人生奢求，更少有奢望人生的精彩，活得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罢了。而这又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活得很实际很现实，由此带来的更多的是满意，当然因此充实也就接踵而来了。

这种大的自知使我有时候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十分平静和淡泊，少有瞻前顾后犹豫少决。比如，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块为官的料，有三点自知：一是我从来不认为上司就一定高明，尽管我尊敬他们但也明白自己也不愿更不会委屈自己随时在他们面前扮作温顺的羔羊，以取得他们的愉悦。

二是我也从来不认为下属就一定不行，他们也许可能在日常中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但也属平淡与正常，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平常人，所以我不会也犯不着扮作恶狼一番，装模作样的故作威严以维护自己。

三是因为我活的很实际很现实，所以很难经得住人性贪婪本性的敲打和考验，也许我因为为人处事十分小心谨慎不至于坠入贪腐，但如果如此人为的理性的去克制自己的本性，一定不会使我有欢愉之感，反而会随时处在一种忐忑犹豫的欲罢不能的苦恼之中。

我因为很明白自己这三点本性，所以对于为官的仕途之路是坚决远离了的，当然因此一些可能有的烦恼离我就很远了。这种大的自知，在我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时也让我认识十分清晰，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不是要那种在我看来是虚无的所谓规模的企业，我实质上就是要挣点钱，实现多方面的财务自由以改良和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当年如果要想做一个所谓的规模企业，其实结局也很难设想，中途夭折会让你一无所有，晓幸成功肯定逃不出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有了财富也难以心安，至少对我是这样，因为我清楚自己的心性。而我现在的情况也许是最令人满意的：有一定的财务自由，但没有官贪，没有原罪，因为离开市场经济时是清理偿还了所有的负债也没有人情上内心的负疚。

大处的自知使我选择了一条适合我行走的人生路径，使人已过古稀的时候回顾人生走过的旅途，还是乐趣居多。这种说教式的行文，多少会令人感到乏味，所以还是讲点故事，记载记载几十年中一些小事中的自知吧。

先说一件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有点搞笑使人啼笑皆非的事吧，先说这件事是因为它本身轻快记叙起来会使人轻松愉快吧。什么事呢？就是我在天一学院当院长时，为了创造收入给教职员工发放过节福利，而与当年的老搭档“陶校”关于培训的利润分成的有趣故事。

首先得说一下这位陶校，她是当年四川天一学院的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也是当年与我能合作得很好的一位老大姐。事情起源于要对进入四川天一学院的专科学生进行升本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这个培训本身对学生的提升还是有益的，只是我和这位老大姐都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和积极是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地。

她那边是为了完成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增加收入的工作任务，我这边是为了有点收入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教职员工发点福利。因为有可以相互兼顾的目标，决定了我可以与她合作，同时也因为各自都抱着多有点收入的目的，这种合作一定是有争斗性的。

因为目标一致，我给她说起由我们负责全面的培训工作，然后与主办方进行利润分成的时候，她很爽快就同意了，当然我也知道这里边有她对我的信任和友谊的因素。接下来比较麻烦的是如何确定收入，也就是学生为了提升要交纳的费用，在这一点上我是与她不同的，我肯定不会赞同收过高的费用，因为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于边远地区，家景不是很好也就是说比较穷。

不过这一点还不是矛盾的焦点，因为她也知道费用太高可能参加的学生会少些。真正的讨论焦点是利润的分成，为了方便和有利，我给她提出由学院这边包干培训成本并加以一定的利润分成作为学院的收入，学生交纳的费用中扣除这个包干和一定分成之外都算作是举办方的收益。这位陶校是一个性格爽快干脆的大姐，对这种简单省事的方法她也同意了。

搞笑和滑稽的事发生在对培训成本上估计和确定上，我和她的相互忽悠由此开始。这位陶校做层次较低的职业培训多年，当年几乎遍布全城的五月花计算机学校都是她在管理，这个陶校的名御就是由此而来的，因此在培训成本上她并不陌生，所以在培训成本上的讨论和争执成了我与她交锋的焦点与难点。

但我能忽悠她的是她对高层次也就是大学中的培训成本并不十分清楚，我的优势在于我很清楚明白完成一个培训项目，我们的老师要上多少节课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一节课的课时费应该是多少才比较合适，而这两个概念在我这里是有一个弹性比较大的幅度可供我操作，这是一种自知的本能。

于是我开始“漫天要价”，她也“就地还钱”，毕竟自知使我在数据清楚明白上占据着优势，所以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她被我忽悠了，我们达成的共识应该说对我还是有利的，至少比我期望得到的要多些。

但她也是一位很精明的并且善于从实际中摸索的人，所以很快她就感觉到吃亏了，于是在一位投资方高管与一位学院院长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情况出现了，尽管这种情况是和谐和友谊的。她数次推翻达成的共识，与我就像菜市场上的买卖一样讨价还价，而我因为自知在开始的时候忽悠了她，所以也就只好适当的退而求其次。当时那种滑稽搞笑的过程实在很难在今天用文字来描写，至少我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再现当初。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搞笑，它的发生和过程就像一场闹剧似的，当然最终的结果因为自己的自知其实特别的严肃。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因为当年我一直在不少企业和一些金融机构之间做作银企之间的沟通交流已协调工作，当年做这种导致多赢的工作成效使我有相当不错的口碑，于是有人找上门来了。

来的人是通过我不大好推辞的朋友介绍来的，所以一方面我很客气，另一方面他也很豪爽，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首先是参观了他的公司办公室，从办公室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他显然是投其所需有必备来的，整体形象颇有点办大事图发展的风范。

参观完了开始交流，因为有朋友介绍，他也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帮助他融资，这时我的自知开始起作用了。因为我很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不过就是在当年那种特殊的环境之下，金融机构需要在我的协助下了解企业，企业也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向金融机构展示他们的方方面面的优势，仅此而已，所以我首先需要全面的了解他的全部与重点。

于是我也开门见山的直截了当得问他，融来的资金打算做什么？这是一个既简单又直接的问题，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当着朋友的面他居然不能回答，于是我只好更直接问他，是不是现在还没有项目，打算先把资金弄到手之后再说，他十分尴尬的告诉我确实是这样。

既如此，我也知道该结束了，我很明确的告诉他以及作为介绍人的朋友，如果要向金融机构介绍推荐他，首先需要向金融机构说明你的资金用途，对使用资金的项目要做可行性分析，否则我也无法向金融机构的朋友们启口，更不用说要融到资金了，当然这个事情也就无果而终了。

把自信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之一，是因为几十年的经历中使我感悟到，只有因为自信，才能努力去做好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才能把自己想做的事善始善终。我自己所执着的自信，不是通常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自信心，而是那种建立对自己自知基础上的对自己所要完成的事情的自信，是一种既知晓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做，更知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把握做好这件事的自信。

这种自信经常指导着我去不去做一件事，或者把一件事做得有多深？直截了当的说就是去做自己有把握，至少是比较有把握的事。前面回忆文字中曾说到我与台湾歌星高凌风的一段交往，与他交往的那半年左右，正好可以说明我说的这种自信是如何指导着我去努力的正确的做好一件事情的。

这位艺名叫高凌风的台湾歌星，与我是同龄人，其父辈是四川成都人，所以他对成都特别有感情，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尽力帮他做点事的原因之一。高凌风92年来成都时，已经40多岁了，他不像有些港台歌星，人过中年仍然持续的发红，这也许是鼎盛时期在台湾太红了吧，所以他来成都主要还是想寻找在国内发展的机会。因为当时台湾和大陆刚开放不久，所以他在成都还是很小心翼翼的。最初不晓得是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了政府一位工作人员，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和这位工作人员已经混的很熟。

我很快发现其间的味道有些不对，那位工作人员除了披着一张公务员的皮之外，其实就是街头上的一个混混，他除了极为夸张的向高凌风介绍国内的情况外，更多的时候几乎是每天晚上都会邀约一批同样也是街头混混的狐朋狗友，让高凌风去各种娱乐餐饮地方办招待。当然这也是当时那种一般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常态，本来不足为奇，但他的做法确实有些太过分了，激起了我想帮帮这位台湾同龄人的心思。

其实高凌风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在认识我之前也只有依赖于他，加之他是国家的公务员，高凌风多少还有一些谨慎心畏惧心。高凌风到成都来主要是当年他陪陈彼得到成都搞过一次演唱会，特别高的人气特别好的效果使他悟到了成都的文艺商机，他主要是想模仿当年他在台北红极一时的顶峰时刻的情况，在成都寻求一个能为他个人拥有的常态式的开个人演唱会专有舞台。

这个事当年还是很难办的，因为当年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对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外资引入还没有开放，高凌风就是要在成都办个演唱会，还需要文化部的批复，更不用说拥有自己的专用舞台了。这个情况那位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清楚的，但他就是忽悠高凌凤，把事情吹得天花乱坠，好像他就能包打天下似的。我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应该帮帮他，让他从这种迷误中抽身。

怎样帮他呢？直截了当的说明真相，效果不会很好，太直白会使高凌风产生疑惑，也会使那位混混很难堪。基于对自己各方面的自信，我决定陪着高凌风按那位混混的指引先走走，让高凌风随着时间的过去逐步地有所认识，我代表高凌风向那位工作人员建议去拜访一下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文化局，因为高凌风在台湾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所以这些机关部门听到高凌风要来拜访，都派出了相当级别的官员接待。在交流中，我提示高凌风直接向这些官员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这种诉求在当年几乎是不可能办成的，所以这些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在很欢迎高凌风造访的前提下，也如实向他说明了国家当前的政策是文艺领域中还暂不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

在听到这些更高层次的官员所介绍的国内情况后，高凌风明白了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内被那位混吃混喝的工作人员忽悠了，也体会到我才是肯真正帮助他的朋友，他逐渐和那位混混疏远，开始与我商量他如何在内地发展的事宜。我能够这样做，其实是基于对自我的自信，这种自信一是对国家在文艺领域内各种宏观政策的了解，二是对事态本身会如何发展有一个基本正确的估计。

后来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我帮助和支持高凌凤选择了一条他在内地发展比较合适的方式，那就是参加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电视台引进港台歌星做节目的行列。当然比这种方式更好的是在内地巡回开演唱会，但这种演唱会需要当时还不太多的国内演唱公司做全程策划与运行，当年要到内地来开演唱会的港台歌星太多，高凌风80年代在台湾人气很旺，但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愿意为他做风险投资的演唱公司已经很难寻到，参加电视台做各种节目是他比较好的选择。

还有一件让我的自信发挥到极致的事件是我在天一学院做院长时，在2014年8月把在金堂的1万多学生整体搬迁到绵竹校区的事，这件事的工作情况我在前边我的工作生涯回忆中有详细描述，我这里主要是说说自信在这项工作的方方面面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方方面面既包括工作本身，更包括接受工作前的谈判。

这项工作本身难度是极其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我敢于接受这项工作并把它圆满完成，依靠的基础就是自信。首先是对自我的自信，我相信自己能够运筹策划出一个完美的一定能成功的工作方案，更相信我能够动员和组织我一手组建起来的天一学院工作团队，按照我的工作方案完成这项工作任务。再就是对我的工作团队的自信，我充分相信这个工作团队一定会把我所计划的整体搬迁工作方案执行得比我的方案更完美更成功。正是在这种自信的基础上，我们圆满的完成了这项工作。

但其实我的自信更发挥作用的，是在接受这项工作任务之前与投资方的谈判。因为我决定接受这项工作，是有自己十分明确的目的地，那就是实现对天一学院行政人员工资调整的突破。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我的自信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了作用，我采取了先退后进的谈判策略：一开始我很坚决的推脱这个事情，让投资方的高层在他们的高管中选择合适的人员来承担这项工作。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深投资方高层对这项工作艰难性的认识，以便我在最后接受工作时提出我要调整行政人员的条件。

我敢于这样做，是因为有这样几点自信：首先，以我对举办方那批高管的了解，他们是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来组织这项工作的，让事情在他们那里去走一圈，看到众多平时夸夸其谈的高管们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投资方高层当然明白了事情的艰难。其次，我十分明白投资方对这件事情的志在必得，这是投资方当时不得不作的事，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他们都要完成这个事。最后就是我上面已经说到的对我自己和我的工作团队的自信，我和我的团队是有胆魄有能力圆满完成这份工作的。

事情果然在我的预料之中，投资方高层在转了一大圈之后，最后无可奈何的又回到我这里，因为他的所有高管们，不管是出自什么心态，是恶意的想把这个困难之事推给我也好，还是对我和我的工作团队善意的客观评价也好，最终都明确表示，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只有依靠许院长和他的工作团队才有可能完成。当然，事已至此，当我顺势地提出我接受这项工作的条件的时候，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我一直很执着的认为，我所坚持的这种自信，它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理性分析之上的，事实上在几十年的人生生涯中，我所依赖的自信所涉及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对所面临的客观事物作了深入了解客观分析后所形成和产生的。我把自信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之一，其实就是想坚持一条做事原则，那就是当我们尝试着想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首先需要对它做全面认识，只有有了这种全面认识，你才会产生一种自信，去决定是否要去做它，以及当你已经决定要做它的时候，你该怎样做。

最后要说到的人生追求是“自明”，我在这里说到的自明，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从大处说，我所谓的自明，是明确明白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浩繁世界中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没有什么人更没有什么事是离不开自己的；往小处说，还是希望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怎样做，结果会怎样。我希望这种自明的理念和人生追求，能很好的指导和帮助自己。

在客观世界和历史场合中，每一个人都是很渺小的，我自己更是微不足道，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不会离不开自己，直截了当的说就是客观的人与事没有你也照样会进行和发展。所以，在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的人生便是那样胸无大志了，这对自我来讲是一种解放，对世界和历史来讲我就是一个过客，有什么必要自己给自己规划出各种希望与约束，让自己不得以解放呢？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市场经济发展很快，这时我已开始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一桩偶然发生的麻烦事让我与十多年前结识的一位领导重新开始了联系，这位领导就是当时时任金牛区委书记的陈佐国。十多年前的1975年和1977年，我曾两度在陈佐国书记领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工作，与他建立起较好的友谊关系，不过当年他只是金牛区的区委副书记，一位洁身自好使我十分尊敬的领导。

说到他的洁身自好，有一桩小事可见一斑。1977年我在他带队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在龙潭公社工作，而龙潭公社就是陈佐国书记的老家。一天在闲聊中我们谈到了当年的农户养猪，他的家庭也象其他的公社社员一样养有生猪，在谈到养猪的饲料时，我告诉他我们供销社要自产酱油，所以时常有酱渣供应是我们供销社员工的一种福利。因为在闲聊中他说到家中养猪。还是缺乏像酱渣这样的精饲料，所以我告诉他我可以为他到龙潭供销社开酱渣，看着他以惊诧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对这类事情了解甚少。我反复给他解释这就是我们供销社员工的福利不算一回事，基于对我的信任和友谊，他点头让我去帮他开一些，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是在家中为生猪的精饲料遇到了难处。

使人始料不及的是，当我替他开好酱渣并约好第二天去出货时，他居然告诉我明天他自己来运。毕竟他是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并且提升到区委做副书记之前曾任职龙潭公社党委副书记，而第二天又是龙潭寺的逢场天，街上一定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但事已至此，我也只好如此陪着他了。我叙述这件事，想要说明的正好是他的纯正和洁身自好，他是在相信了我告诉他这不是特殊权利的时候，才会很坦然的这样做的。

还是回到正题。说说我1992年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当年我所管辖的企业中，有一个冷冻猪肉食品厂建在营门口公社花照大队，这个工厂有一个冷库，由于操作失误泄露了不少的制冷剂也就是氨在外，这在当年应当是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工厂毗邻农户因为受到损失上报了金牛区环境保护局，环保局庚即派员调查处理，责令工厂立即停止生产并要按环保法严厉处罚，因为这个事对企业的经营影响太大，我只好出面找地方政府协调。

我当时已经知道陈佐国是金牛区委书记了，万般无奈下只好直接去找了他，在述说了事情的原委后，他听到我所管辖的这个工厂一年有2000多万的产值，这在当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当他知道这2000多万的产值虽然工厂在营门口公社，但产值并没有纳入金牛区上报，立即对我诉说的情况引起了重视，庚即招来了金牛区环保局局长，要她以支持企业为宗旨妥善处理好此事。当时他召见环保局长的一些小细节十分明显的表现出他对我当年与他的友谊和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十分珍重的。

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再一次开始了我与他的工作关系，不过这一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把我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来招唻了。确实因为当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大，我也正准备建立自己经营的公司，于是在他的“钦命”安排下，我在金牛区注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靠在金牛区外经委下，而我的另一位西财校友的公司挂靠在金牛区乡镇企业局。为什么会有挂靠这种说法呢？因为当时公司法还没有制定颁布，所能建立的企业虽然本质上是私营的，但招牌还是集体所有制，每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都要有一个上级主管部门归口来管理。

这实际上开始了我自己的公司的运作，而一开始就受到了金牛区一把手的关注与支持，当年同我一起在金牛区注册的公司，有后来的会展集团的郑鸿和蓝光地产的杨铿，我们应该都算是佐国书记招览到金牛区的。这时我开始自思自己，我得做一个明白人，我是什么人，我想要什么，首先得自己明白。如果论地方政府关系，我与佐国书记有10多年前就建立的工作信任，西南财经大学的背景又使我与各金融机构特别密切，当年正在进行的府南河改造工程，作为政府资源，佐国书记握有500亩开发用地的权限，项目加上融资似乎一切即将呼之欲出。但恰恰是在这时，我意识到我不是做这些的人，至少我不喜欢做这些，更不愿意接招因为做这些将要引来的麻烦事，既然不喜欢就不是我所想要的，于是在当年我以我的方式，与这些所有可能渐行渐远。

在四川天一学院当院长时发生的一件事也足以说明自明的重要性。2014年3月四川天一学院召开董事会议，我向董事会提交了天一学院2013年工作报告，应当说2013年是天一学院工作卓有成效的一年，各位董事对学院管理层的工作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唯独大股东希望教育集团汪董事长并未全面赞同，开始我以为是他谦虚，因为作为大股东，他日常对天一学院联系和管理密切得多，当然后来在与他私下的交流中我明白了，他需要我做出在管理架构上的某种选择。

什么选择呢？按照天一学院当时的架构，希望教育集团行使投资人权利是通过一位我们称之为陶校的老大姐来执行的，但当2013年天一学院的情况发生质和量的好转的时候，投资方的其他高管们对陶校的攻击日渐增多，有人甚至提出是陶控制了天一学院，怂恿汪董事长直接掌控天一学院。汪在与我的私下交流中，实际上提到了由我直接在他的领导下管理天一学院，而不必通过集团的任何高管，我很知道这是汪向我递过来的一束橄榄枝，接受这束橄榄枝对我也许有极大的好处。

这促使我对天一学院、汪董、陶校及我自身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我需要明白什么样的架构才是对天一学院发展适合的，同时也是我需要的。我十分明白并且尊重汪董执着地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事业心，但任职四川天一学院院长近两年来，我也深知对高等学府和高等教育并不十分了解的他，其实时不时会有一些不妥甚至近乎荒唐的想法，在这近两年中通过陶校传达下来的希望教育集团高层对天一学院办学的一些要求，因为不很切合实际被了解情况的陶校“过滤”后，天一学院并没有被要求执行。再有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是最不适合与最高层产生那种执行和被执行的密切关系，密切了一切都会僵化，疏远些也许情况会更好，距离产生美嘛！

于是我用我的办法比较委婉的避开了伸过来的这束橄榄枝，当然前提是不能使汪董难谌，我甚至想办法做到了没有让他不高兴。应该说这个决定和作法，无论对于后来天一学院的发展，还是对于我个人进退，都是正确的和至关重要的。我也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感悟到了一个人自明的重要性，明白自我以及我所处的环境，会使你选择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帮助你走好人生的每一个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