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与反进攻

苏仲辉

引言：《动乱年代》是我自传体文章的第五部分。这部分又分为：（一）复课闹革命、（二）一中风云、（三）夺权与反夺权、（四）“反围剿”、（五）运粮与“夺枪”、（六）进攻与反进攻、（七）余波发酵。本次发表的是第（六）：进攻与反进攻。其余部分将陆续发表，希望读者们能喜欢并欢迎批评指正。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本人的文章仅是“民间故事”，不是史料书籍，不必太认真。但在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名字，如存在着不实或有侵权行为的，本人首先表示歉意，并予以指出后，即行改正。

（六）进攻与反进攻

在说“进攻与反进攻”气象台之前，先说一下双方到福州省城“告状”的事。

8月初，双方都组织了“控告团”到福州军区“支左部队”控告对方的“罪行”。夺权派的主要干将姚长盛、陈锦灼都是该团的核心成员。当时在社会上，无人不知道陈锦灼。他个子不高，干事麻利，风风火火，有点麻脸，人家都叫他“麻灼”。他是县工会的，与印刷厂的杜淑莲是同一造反派组织，总部设在县工人文化宫。

反夺权派的“控告团”领队是颜登平，成员有江启舜（公路局干部）、陈泽芝、吳冠宇（农业局干部）、陈体浩（影剧院职工）、陈金水（古一中学生，即陈成振）等10人组成。

那时，松吉、一中去福州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不能正常的通过莪洋坐火车去，只能走“下路”，即从后洋经闽清再到福州。为了减小目标，他们2人一组，分成5组先后出发。但没想到的是，必经之路半坑亭与龙亭已经被夺权派封锁，先头出发的陈泽芝、陈体浩一组到半坑亭就被抓了。他俩被抓后，囚禁在红建工大楼内。在那里，有人对他们用刑，这刑法是由铁线编织而成的“帽子”，扣在他们的头上，而将这顶“帽子”连接到电话机上，施刑者快速地摇动电话机，产生强烈的电流。这电流有如毒蛇般噬咬着他们，令他们痛不欲生。

双方“控告团”成员到达福州后，都住在福州军区铜盘招待所。他们向军区反映情况，各说各词。“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军区对古田两派斗争激烈，势不两立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对后期处理一些问题，有着实际性的影响。

再说本章正题。

古一中西侧的小山头，自从旧城移民搬迁，在这座山头上建起了气象台后，原山头的名称就被人淡忘了，从此，这座小山头就被称为气象台。

气象台虽不高，但当年古田除了在气象台北面有一栋7层楼的“红建工”大楼外，几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所以，站在气象台上几乎可以俯瞰全城。气象台的设备装置是露天安在山头的最顶上，在山顶往北坡下来约10米处，建有一座面积约50平米的小平房，小平房前有一不大的土坪，土坪西北面坡下是古田车队，土坪正面对着“红建工”的高楼。在气象台的西面，还有一座山包与气象台相互对峙，直线距离不到200米。

显然，气象台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北可控制“六一四”路，切断了松吉、一中与罗华的直接来往；东可压制古一中，使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南面与西面又可抑制松吉与罗华间的迂回往来，对运粮队伍构成严重地威胁。因此，反夺权派若不拔掉并占据夺权派在气象台的这一据点，将永无宁日。而一旦夺占了气象台，夺权派的红建工据点也就完全可碾压式地打击，并且还可控制夺权派另一重要据点 ----- 古田饭店。

古田饭店，原称古田旅社，是古田新城最早的一项欧式建筑，与古田供销社大楼分别建在 “六一四”路的南北两侧的路边，形成相互对峙的状况。有当事人回忆，当时，在饭店门前及周围垒叠地都是沙包，每个房间墙上也都钻有枪孔。一些房间还关有反夺权派的人，被打的惨叫不已，红建工的地下室也关有许多反夺权派的“俘虏”，有的脚都被打断了。有一次饭店正在对着一中广播，突然“哑”了，原来喇叭被一中方向打来的子弹射中了。

当时，供销社办公楼被古一中反夺权派的学生占据，他们对外宣传的广播室就设在大楼内。但经常受到对方的枪击，学生们就把供销社仓库内的货物堆放在前沿当作沙包掩体。学生们回忆说，当时，饭店的枪打过来，打在货框里的瓷器上，砰砰的响声，特别清脆刺耳，这声音有时还会通过高音喇叭的扩音器传出去。

夺权派方面当然也深知气象台的重要性，不仅早早地占据气象台，而且还时刻派人守卫，配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他们还大兴土木，构筑工事。在面对一中、吉兆的方向，即东面与南面挖了一条大月弧形的战壕，可以随时向反夺权派进行射击，并也可防守对方的进攻与偷袭。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松吉、一中及罗华的指挥部迅速协调一致做出决定，于8月22日攻打气象台。

指挥部很快就组织了临时的进攻突击队。突击队由40人组成，但主要骨干是“城指”的成员与松吉的农民，也有一中的学生，福州大学的学生许福增也参加了。带队的是丁寿芳，他有一杆五六式冲锋枪，其他人有的带鸟铳，有的带自制的手榴弹。他们的进攻方案是，呈尖刀形布置，由两个方向发起进攻。丁寿芳带的十几个主力，从古一中卫生室方向进发；另一队为辅助进攻，从音乐室方向进发。

在这次行动中，罗华方面也给予了紧密配合。镇守在罗华小学的十几位“城指”成员在午夜接到通知后，迅速埋伏在“倪公殿”附近，任务是打击对方的增援部队与接应从气象台退下的人员。另一队人马则由李闽清带领，前往煤场的那座山头上，增援正面进攻的队伍。罗华方面也只有李闽清有一杆五六式冲锋枪，其他人也都是带着鸟铳或自制的手榴弹。

古一中方面，在前日晚饭后就接到了攻打气象台的通知，并给每个人都发放了自制的手榴弹。作为最前线，他们理应提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接到通知的学生们群情振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性。

1967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七，古田异常的热。虽然下了一阵雷雨，但还未足以大幅消解暑气之炽烈。夜幕低垂，空气依旧沉闷异常，酷热难当。及至下半夜，微风渐起，轻轻拂过，才带来丝丝凉意。此时，恰是最宜入眠的温柔时光。

凌晨四点钟，皓月当空，如同白昼，进攻正式开始。说是进攻，实际上就是偷袭。估计在战壕里值班的那些人还在犯困，当他们发现有人来偷袭时，战壕已经被人占领，来不及反应，更没机会开枪，就慌不择路的逃跑。丁寿芳带领的十几个主力，就这样在没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气象台。

与此同时，从音乐室方向进攻的队伍也悄无声息地进发到离战壕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就趴在莽草丛中等待主攻队伍的信号。这时，他们听到战壕里传出许多喧闹声。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参与行动的古一中学生陈泽芝和陈则潭突然发现有两个人从山上滑溜下来，其中一位夹着枪，另一位则被搀扶着，显然是受了伤。陈泽芝和陈则潭并不知道这两人的身份，正要上前询问时，这两人一见有人就滑溜地更快了。这时，不远处的潘明金也觉得情况有些蹊跷，大家都在往上进攻，怎么有人往回撤呢？于是他也赶过去想要问个明白。不料，就在这时，持枪的那人在慌乱中朝着迎上来的潘明金开了枪。潘明金中弹后“啊”的一声倒地，但随后又站了起来，又朝着那两人逃跑的方向追去，但追不远就倒下了，倒在了离音乐室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潘明金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了，他不幸阵亡了。

可以判断，这两人就是夺权派守卫气象台据点的值班人员。他们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有人来偷袭，只能带枪逃跑。而战壕是朝一中、吉兆方向挖的，这逃跑不可能向上逃，只能往山下逃，也就是往一中、吉兆方向逃跑。在逃跑中遇上有人阻挡，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就开了枪，从而导致了这场不该发生的悲剧。这两人在开枪之后就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天亮后，一中的学生们认为这两个人受了伤，肯定逃不远，极有可能就躲在古一中最靠山边的一座厕所里。于是，季光霞就拿着一颗自制的手榴弹对着厕所喊话，叫对方出来，否则就扔手榴弹了。然而，喊了很久都没有回应。于是，季光霞就点燃了自制手榴弹的导火索准备扔出去，但由于时间掌握不准，导致手榴弹还未扔出就爆炸了。这不仅炸断了他自己的手还导致他的左胸部被“竹签弹壳”像刺猬一样插得满满的，伤痕累累。幸运的是，没有生命危险。

潘明金是卓洋半山人，林业局的干部，复退军人，曾经当过排长。他是“8.22”阵亡的第一人。他的阵亡消息一时还未传开，抢占山头的先头部队更是不知情。丁寿芳发射了信号弹，向罗华、松吉、一中告知：气象台已经顺利攻占了！

得到气象台已经占领的消息，最兴高采烈的人莫过于一中的学生们了，许多学生都涌向了战地分享胜利的喜悦，特别是那些女学生们还将早就准备好的豆浆送往气象台慰问那些战斗的英雄们。

按照事先的约定，罗华指挥的两支队伍在见到气象站发出的信号弹，就组织撤退了。埋伏在“倪公殿”附近的“城指”这支队伍因迟迟未见煤场山上的李明清这支队伍下撤，便派人上山去通知他们。这一上一下再加上寻找人员的过程，耗费了大量时间。当上山的人回来报告说李明清的队伍早已撤退了。这时，“城指”的成员们愤怒不已，甚至扬言要枪毙李明清。因为，这样耽误了“城指”撤退的时间，当他们回撤不久，撤退的道路就被封锁了，如再迟一点时间，后果就不堪设想。李明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我们读小学时都有听过他做报告，按道理他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与此同时，占领山头的丁寿芳等人很快发现，气象台的战壕都是朝着古一中和吉兆方向开挖的，面向“红建工”和车队方向的就是一块20多平米的平台，没有任何战地工事可以阻挡对方的反攻。于是，他们急忙将小平房里的桌子搬出来，围在前面，企图掩挡从“红建工”方向、饭店方向、车站方向射来的子弹。

气象台被占领后，“夺权派”的反应极为愤怒和激烈，他们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以复退军人为主的反攻队伍，向气象台发起猛烈的反攻。

大约6点左右，反攻正式开始。从“红建工”、车队、饭店等多个方向，密集的子弹如狂风骤雨般扫向气象台，使人无法抬头。丁寿芳等人只能趴在平地上进行反击。然而，一位趴在地上的人员竟然臀部中弹，这子弹究竟是从墙上反弹过来的，还是从与气象台西侧相对峙、已被“夺权派”占领的车队后背山头打过来的，无法判断。

在密集的子弹扫射下，趴在平地上阻击已经变得不可能，丁寿芳等人只能退守到小平房内。一位“城指”的小年轻，头戴一顶施工的竹藤帽，想伸出头看个究竟，刚一露个头，竹藤帽的正中间就被一颗子弹打穿，头皮还被消掉一层，命大，没死。

在战壕里的许多一中学生，听到背后的密集枪声，就感觉到情况有变，刚才还充满喜悦的心情，瞬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翻转，开始“丢盔卸甲、临阵脱逃”了。

退守到小平房的丁寿芳等人，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原来气象台通往车队方向还有一条战壕，对方已经通过这条战壕攻上来了十几个人，并且占据了气象台的最高处，切断了他们的后路。同时，小平房的大门和窗户也完全被密集的子弹封锁，躲在小房子里的人打不出去，也退无可退，陷入了绝境。但他们急中生智，在房子的后墙上打出一个洞，从洞中爬出，再往一中方向撤退。

黄茂兴第一波从墙洞爬出来，不料，一出洞口左肩就被五零式冲锋枪打中三枪。他虽未感到疼痛，但鲜血迅速涌出，最终无力倒下。在他身边的一位松吉农民见状，立即背起他逃跑。但是，只走了20来步左右，又一波子弹射来，黄茂兴的腿部又中了两枪。同时，这位农民的脚部也被打中，他再也无法承受黄茂兴的重量了。两人只能各自挣扎着爬行，生死交由上天决定了。

黄茂兴伤势严重，没爬几步就昏迷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还没死。此时枪声仍然密集，他真盼望着能再来一枪，一死了之，免得被对方俘虏。他是反夺权派的头，又是学生的头，他深知如被俘后的结局。

人最畏惧的莫过于可怕的未来。

他躺在草丛中，当他睁开眼睛望着远处熟悉的一中时，求生的欲望又涌上了心头。他今年才21岁啊！生命属于人就这么一次，只要有机会就要活着。一位偏僻山区的农村孩子，能到古田最高学府读高中，这里寄托父母多少的期望，寄托着乡亲们多少的期望，为了他们也要活着。

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水利边也有人在向着图书馆的方向缓慢爬行。这给了他信心，他也开始往前爬。爬着爬着，他又昏迷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爬。就这样不知昏迷了多少次，醒了多少次，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爬到了水利边，爬到了图书馆前面的一小操场。许多学生都在图书馆里，他们随时准备救护从山上撤退下来的人员。发现黄茂兴后，他们立即用担架把他抬到松吉大队部，他在大队部昏迷了整整三天。

幸运的是，退守一中的医院院长刘长连、外科一把刀周鸿兴医生等名医专家都在。还有一位南平农校的校医也说黄茂兴是个好人，一定要救活他。在医生做手术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必须要有吸痰器。这时，车站修理工、复退军人陈泽锋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直接也最原始的方式：嘴对嘴地为黄茂兴吸痰，使得手术能够正常进行。这一幕不仅彰显了战友间那份超越生死的情谊，更让我们看到了在危难时刻人性中最光辉、最动人的一面。经过医生的努力，黄茂兴身上的三颗子弹被取出，但至今还有两颗留在体内。

更令人称奇的是，雨伞厂的厂长郑守乾，他在混战中胸部正中心被打中一枪。然而他却顽强地往回爬。仅仅100多米的路程，他整整爬了一整天。直至傍晚时分，人们才在古一中的实验楼外面发现了他。在他爬行的过程中休克了多少次？清醒后又是怎样继续爬行的？这些都无人知晓，也无法想象。特别是那天下午还下了一场雷阵雨，他是怎么挺过来的？爬行时还要穿越电网（当时为防止对方进攻，在分割区处拉有电网），他又是怎么穿越的？大家都感到无比震惊和敬佩。他的毅力和生命力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夺权派攻上气象台后，在混战中，松吉农民陈如强、陈金腾不幸被枪击身亡。陈如强是8月6日运粮时被枪击身亡的陈如岑的亲兄弟。短短几天之内，两位亲兄弟先后阵亡，这无疑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剧。

为了大部队撤退，而守在小平房中断后的丁寿芳等“城指”几人，有的阵亡了，有的被俘虏了。叶国和（绰号：单眼），是丁寿芳的铁杆跟班，他被打死了。后来，夺权派在宣传叶国和死亡的原因时，说是因为他发现了小平房中有很多的衣服，于是，他连穿了7条裤子，跑不动了，才被乱枪打死的。兰耀水，那时应该还不到20岁，不仅与丁寿芳是邻居，而且是丁寿芳的“贴身”随从，他与丁寿芳同时被俘。丁寿芳与兰耀水被俘后，被捆绑装进麻袋里，从山上滚到山下。兰耀水的几个儿时伙伴，知道兰耀水被抓后，还商量着怎么“劫狱救人”。兰耀水本来就是个小孩，抓了也没什么价值，很快就被放了，但被放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

丁寿芳是被供电所的干部，转业军人卓金品抓的。卓金品只有一只手，人们都叫他“没手仔”，但传说他的武功很厉害。他第一个冲进了小房子，并向丁寿芳腿部开了一枪，丁寿芳受伤后，丢下了手中的枪，举起了双手，口称“不要打了我投降”。于是，他俘虏了。卓金品冲锋陷阵，独臂抓人，确实是一位悍将、猛将。当时，复退军人广播站的丁成龙也是首批冲进了小房子。退伍军人银行员工王继良是马尾人、个头很小，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是背着冲锋枪进攻的，在进攻时他枪托都“中弹”了，足见那时战况的激烈。

丁寿芳被俘后外传是关在红建工的5楼，实际是关在县委书记楼的顶楼，用铁鐽鐽着双脚，由桃溪农民一天24小时重点监控，插翅也难逃。

曾有一位姓游的66届古一中初中学生回忆说，他曾冒險去探望过丁寿芳，結果才走到楼下，就被看守的人员追查。而她急中生智，谎称是红旗兵的，并说她是陆××。陆××是他同班的同学，也是夺权派的，这样才蒙混过关。那时看守丁寿芳真是滴水不漏。

一天拂晓，天蒙蒙亮，一位前坂村的农民，在后山的水利边隐约的看到一位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迎面走来。他赶上去一看，不由大惊失色，这不是经常在十字街台上演讲、辩论，那位“口悬若河、舌战群儒”、家喻户晓的丁寿芳吗？详细一看，他一只手还带着手铐。这位农民不由地肩上挑着的粪畚掉到了地上，慌慌张张的往回跑。路上有人见到他惊恐失色的脸，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询问。这位农民语无伦次的答道：

“丁寿芳------他、他、他------在山上------”。

城里人谁都知道丁寿芳在“8.22”一战被夺权派俘虏了，怎么还会出现在后山上？难道越狱了？难道被营救了？

谣传四起。

“被关在县委会的丁寿芳，凌晨乘着看守人员犯困，制服了他们，夺了两把手枪，杀出重围，跑回罗华了”；

“是反夺权派组织了营救突击队，昨晚突袭了县委会，还死伤了很多人，才把丁寿芳营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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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说越神奇，越说越离谱。街头巷尾议论的都是这事。

后山水利离我们家很近，我们几个小孩也马上沿路考察。同伙中有一位小孩不知是真的捡到一颗子弹壳，还是自己身上带去的，一回来就向人炫耀，他知道“战场”在哪里，而且还捡到子弹壳。

这就是民间的故事。如果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这故事还会继续演绎下去，传播下去。这故事还会更生动、更动听，更精彩，更神奇。

在丁寿芳逃回罗华没多久，夺权派就在大街上公布了丁寿芳的“坦白自首”的“万言书”，原来丁寿芳“贪生怕死”，被俘后“变节投降”，所以才被释放。他在公众眼中的神话形象破灭了。

问题有这么简单吗？显然不是。

原县武装部转业军人，现退休干部林吾尔回忆说，当时古田武装部的县中队是支左部队，“8.22”之后，他与黄达厦二人一起赴福州汇报古田情况，省军区朱耀华司令员就当面叫他回去后要释放丁寿芳；福州军区也直接从打电话给侯部长，要他释放丁寿芳。之后，侯部长召集陈其党，錦丹传等人开会，做了明确的指示。

实际上，在释放时县人武部还当心丁寿芳被杀，派了两个县中队的战士，沿途押送到安全处，然后对天开了空枪，造成逃跑的假象。这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同伙中的小孩子捡到子弹壳的原因。

这就更扑朔迷离了。丁寿芳被俘后，确实当时有被劫持到松吉的县主要领导通过广播喊话，愿意与丁寿芳相互“换俘”，成为当时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但这怎么能惊动到福州军区、省军区呢？而军区司令还亲自干预此事。确实这是个迷，古田文革历史上的迷案之一。

夺权派取得胜利后，我有见到丁寿芳被强制去做“义工”，经常在清理房前屋后的下水道，后来听说到“上府”（南平地区）去重操旧业了。丁寿芳的后期经历要比“城指”三杰中的“林仔鬼”好的多，“林仔鬼”也是自由职业者，在解放路靠西大桥段，开了一家打“洋铁皮”的店，他后来被夺权派逮捕了，1975年整顿时才放了出来。他出狱后，将在狱中受的刑法用漫画画出来，并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大街上公开张贴。至少说他很有才，漫画形象逼真，引起市民的极大兴趣与关在。丁浩然虽然后来也被抓、关、打与抄家，但他还算不温不火，至今还健在，其他俩都往生了。

想一想，当年他们都是满腔的热火，都是那时代的“弄潮儿”，都与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息息相关。但他们何又不是那时代的“敲门砖”和为人做“嫁衣裳”呢？毕竟文化大革命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其所有的行为很难得到历史的认可和传承，都将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直至被彻底遗忘。

我相当佩服夺权派反攻气象台的这些勇士们，实际上他们就是敢死队。大概率的现实是，勇敢者就是比懦弱者更容易死亡，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就是容易被牺牲，愿意为理想付出代价的人就是会付出代价。反攻气象台，不管你的火力如何强大，毕竟是从山下往山上进攻，毕竟反夺权派还有几十个人，毕竟反夺权派还有一把五六式冲锋枪，毕竟反夺权派还有鸟铳和自制的手榴弹。进攻就是九死一生。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进攻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夺回了气象台。从敢于打硬战这种英勇主义的精神来说，他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值得敬佩的英雄。

在气象台战地上夺权派也阵亡了4人，他们分别是：陈孔祥（车队司机）、罗祖才（造纸厂职工）、魏观舰（单位不详）。还有一位是刘有荣，江苏人，邮电局任机线员，“8.22”时，气象台的线路中断，他在修复线路时被抢击中身亡。这4位都是复退军人。夺权派还为这些死难者举行了十分隆重的送葬形式，他们用汽车将死者运回乡下去安葬，将丁寿芳等被捕人员装在麻袋里，披麻戴孝地去陪送。

此外，还有一位“5.72”部队电台的解放军战士周水仁，在“8.22”这天站岗值班时，被流弹击中牺牲。周水仁死亡后，反夺权派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声讨夺权派的“罪行”，几天后，广播还播出了《歌唱周水仁》的歌曲。歌词是这样写的：周水仁，周水仁，八月二十二日去值勤；日和夜学习从不间断，学和用结合从不脱离，从不脱离-------。以此缅怀这位解放军的战士。

攻打气象台，反夺权派由进攻转为撤退，由胜利变为溃败，都是瞬间的事，而撤退又是在慌乱中进行的。多年后，一位夺权派反攻的参与者回忆称，他们在攻占山头后，只打靠近身边对自己会构成生命威胁的人。当时，他们也看到了有很多人都在往古一中方向逃跑，其中还有女生，他们不忍心开枪，如那时任性行事，无疑会造成更多人的伤亡。李幼燊，当时是古一中的初二女生，她回忆说，天亮时，她们曾送豆浆到战地，要慰问伤员和战士们，但当听到密集的枪声后，就吓得往回跑。幸运的是，那些已经占领山头的复退军人并没有向她们开枪。如果那时真的要开枪了，一枪一个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受伤爬行回一中的伤员，也没有一个被补枪。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性纷争。这些纷争又往往源于人们对利益、信仰和观念的不同追求，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然而，在派性纷争的背后，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人性的力量。人性，这个复杂而多面的存在，始终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超越了派性的局限，成为连接人类共同情感的纽带。这些进攻气象台的夺权派的勇士们，他们有选择性的射击，不打无辜之人，这就是人性超越了派性，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光辉和伟大。

第二天，双方商定休战一天，各自清理战场，将死亡的人员抬回去安葬。“8.22”枪声暂停了，但余波还在发酵。请看下集“余波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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