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那一抹旧绿（第四期）]苦涩的初恋

椰林清风

我的初恋爱上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女生，最后以苦涩告终，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1968年9月，在文革中停课2年多的成都中学生们，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同学回校复课闹革命。

当时学校由派驻的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同学们按原班级集中，每天学习一两节课毛选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其余时间就是跳忠字舞、自由活动。

我参加了学校宣传队，我那时身高1.75米，在宣传队跳舞。同队有一位叫杨敏的女生，她1.64米，皮肤白皙，面容姣好，身材矫健，舞跳得很好。我们返校以前就在一起参加8.26宣传队和省曲艺队宣传队，彼此早有好感。

我们随校宣到部队、到企业演出，空余时间经常一起打乒乓、交换小说和一起玩。我们谈小说，谈对社会的认知，谈对将来的憧憬。

由于常在一起，同学们纷纷议论我们在耍朋友。听到这些议论我们相视一笑，也不避讳，故我依然的在一起玩。

她常常约我到她家去玩。她家的院子有一条深深的通道通向大街。每次她都笑眯眯地在通道口接我。每次我离开，她都要送我走出这条长长的通道才回家。

有一次在她家，我们并排坐在写字台前翻看她家影集的老照片，她身上青春的气息一阵阵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她的脸变得通红，我连忙把手松开，我们都没有说话，继续看照片。偶然间我们居然看见他父亲和我舅舅的合影，我们都深感惊奇，这怎么会呢？她父亲在成都，而我的舅舅却在自贡。后来问家里大人，才知道原来解放前他们都曾经在成都的四川省立医院当医生，而且还是朋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同时登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在全国拉开了轰轰烈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幕。

学校很快就在全校进行了下乡动员，具体方案也很快下来了。我校学生集体到四川省眉山县插队落户当知青。由同学们自愿组合，在69年1月10以前提交名单，然后由学校革委会审核批准，张贴红榜以后，按组合名单分配安置到眉山插队落户。

此时同学们简直炸锅了，群情激动。眉山在哪里？离成都远不远？是吃粗粮还是吃细粮？富不富裕？去还是不去？不去，留在家里是对抗上山下乡运动。要去，和谁组合？这是今后一辈子相处的人，如何选择？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大家必须快刀斩乱麻地迅速做出决定。

那天在学校礼堂听完工宣队的下乡动员，走出礼堂我和杨敏就站在礼堂旁边商量起来。她的意见是她姐姐、她和我三个人组成一个队，我想再带上我的几个朋友，她拗不过我，勉强答应了按我的意见上交组合名单。

过了几天，红榜公布了，谁和谁在一起组合一目了然。男女同学之间谁和谁好，谁对谁有意思一下就从传闻、猜测变成了红榜上的组合名单。

在红榜公布的第二天，有一位叫赵匀的同学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拦住我，说：“杨康你不落教，撬我的盘子。”我大惑不解，问他：“我什么事撬你的盘子？”他说：“杨敏是我的女朋友，你就是在撬我的盘子。”我就更不解了：“复课以来，杨敏和我在校宣传队天天都在一起，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她和你在一起，怎么她就成了你的女朋友？你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她承认吗？她怎么不和你组合在一个队？”他说：“就是因为你撬盘子。”我说：“你说杨敏是你的女朋友，我不相信。我们从去年8.26宣传队就开始接触，怎么从来没有听说她在和你耍朋友？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想和她耍朋友，决定权也在她，她愿意跟谁走也该由她决定。”我同时对和赵匀一起来的朋友说：“大家都是同学，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虽然那几个同学出于哥们义气帮赵匀站台 ，但是我相信我的话他们听进去了，说完以后大家各走各的。

我把这件事告诉杨敏，她说完全是乱说，真实情况是复课前威远煤矿成立革命委员会，来我校邀请红卫兵去参加助兴，她刚巧回学校碰上了，就和学校的20多位同学去了威远煤矿，其中也有赵匀，根本就不是和赵匀耍朋友。

当时同学们正处在下乡前迷茫、空虚、焦虑的状态，我和赵匀的冲突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校。各种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的传闻不胫而走，五花八门，成为很多人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谈资。其实以现在成熟的眼光来审视，不过就是一位优秀的女生，被几个男生追求，女生有选择的自由，男生有追求的自由，谁都没有错。

1969年1月22号我们下放到了眉山县王沟公社共同4队，杨敏的姐姐最后因病没有下乡。我们生产队位于靠近山区的丘陵地带。冬季生产队活不多，我常常和杨敏去转小山坡小树林，在没人的地方我们就牵手和拥抱，傍晚就在一起拉二胡、下棋或聊天，这段温馨的恋情至今记忆犹新。

当我们沉浸在卿卿我我中的同时，也渐渐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没电没自来水都不算事，每天老莲花白叶子当菜也可以克服，最难受的是到处老鼠出没，老鼠屎老鼠尿屙得到处都是，有时候就屙在我们知青户床上。

首先急迫要解决的是煮饭缺柴烧。在寒冷的冬季，半夜3、4点钟就要起床和农民们一起摸黑走20多里山路进山打柴。早上满身的露水，到下午外面衣服的露水干了，里面又被汗水浸湿了。背篼装好有120多斤，柴火高过头顶很多，背着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座在移动的小山。

开春以后，下冬水田栽秧子。满手沾满裹在秧根上的屎尿和草木灰，手脚的指甲都被粪水和草木灰染成深棕色。

面对如此艰辛的劳作与生活，一个想法油然而生，就这样度过一生吗？慢慢地杨敏出现了一些变化，她的事逐渐不和我商量，也不告诉我。她结识了公社管知青的团委雷书记，并且陪雷书记到成都看病，全程都是她和她医生父母安排，事后我才从别人那里知道。显然她在为以后招工做准备。

人贵自知之明，我知道该分手了。虽然非常痛苦，但是我很清醒该怎么做。我和杨敏坦诚地长谈了一次，告诉她我作为知青，已经不适合作她的男朋友，我们各自努力挣表现，争取将来招工回成都 ，她非常同意，我的初恋就这样戛然而止 。

后来我们都通过努力，分别招工回了成都，也都考上大学，她后来到美国发展，在那里开了一家针灸诊所。我从事教育工作，最后从一所大学退休。

离开农村后，我们再也没有来往。我们的初恋回忆起来有苦涩、有温馨，有唏嘘、有惋惜，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旧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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