巜自传》第四章 艰难的求学之路

马忠明

第四章：艰难的求学之路

概要：一个人在求学的道路上，小学、中学是人生求知识、学文化的关键时期，而我们这一代人在求知识的道路上注定布满了荆棘，1958年我进入小学一年级就遇上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期、大炼钢铁是当时的首要任务，1959年至1962年是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的首要问题是确保自己不要被饿死，要继续生存下去是当时的主要目标。1965年至1968年进入初中又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没有机会读好书，中、小学期间我的学习环境一直处于运动、自然灾害、饥荒、动乱，学不逢时，读途多舛，没有一个安稳的学习环境读好书，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

1．我小学读书的经历：(1958年9月至1965年7月）我小学读书就读过两间学校，1958年9月至1962年3月就读赤水县城关完小，1962年3月至1965年7月就读赤水县城关二小。

赤水县城关完小读书记忆：1958年9月那时候我已七周岁了，母亲是赤水城关完小的语文教师，我就随母亲进入赤水城关完全小学读书，在赤水县城关完小读书的记忆不是很多，只记得语文学习了拼音的声母、韵母和一些简单的偏旁部首、简单的字，算术学习简单的加、减、乘、除，记忆深刻的只有几件事，一件事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另一件事是“除四害灭麻雀”第三件事是修建“赤水大剧院”1958年赤水县“大炼钢铁”我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叙述过。

“除四害”是当时的又一个“运动”，学校，毕竟是学校，并不是真空一片，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所左右。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渡过粮食困难关，确确实实给赤水的各间学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往日书声朗朗的校园内，也不再那么单纯，那么宁静，自觉不自觉地上演了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只能称为闹剧较为确切。

麻雀在当时被列为“四害”之一，消灭麻雀当然成了当时的任务，最特别的恐怕就要算那场打"麻雀会战"的壮观场面了。

那年，上面传来指示，说是天上的麻雀多了，吃掉了田地里的粮食，因而造成粮食减产，是有害的鸟类，要求全民动员，打一场围歼麻雀的歼灭战，从麻雀口中夺回粮食，于是，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甚至街道居民，总之，无论男女老少，“麻子打呵咳”全体动员。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学校消灭麻雀的岗哨在甑子山山上，那段时间同学们每天吃过早饭，拿上自家的磁盆、磁碗或是竹竿、鞭炮、铁皮喇叭，只要凡是能发出响声的器皿，统统用上。很自觉地整队进入各自“战斗”岗位。三五成群，按计划站在预先指定的山顶上、树梢上……凡是所有制高点，统统一律占领。各年级划地为营，配合城区各单位，发现麻雀，一声令下，犹如万马奔腾般，或使劲敲击、或高声喊叫、或放鞭炮、或敲竹杆。刹那间，铺天盖地，万众齐鸣，震天纳响。空中麻雀（当然也包括其它鸟类），自然就被惊得无处藏身，无处歇脚，满天乱飞。飞来飞去，时间长了，飞累了，自然也就掉下来了。如此以往，反反复复，这些“从天而降”的麻雀们，就成了当天各自的“战利品”。按规定，各单位、学校、团体每天都必须上报战果出动了多少人？拿出了多少器皿？消灭了多少麻雀？在那场声势浩大的"麻雀会战"中，赤水城关完小全体师生齐上阵参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任务完成单位。

1961年赤水虽说是个小县城，但文化底蕴十分丰厚，那时虽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县政府为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是决定修建一座影剧院，采用集资筹劳的办法，修建的地点选在县城外甑子山山上，就是现在教育局对面"香樟林住宅小区"那里。我们就读赤水县中城完小十分重视县政府的号召，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校长在会上作了总动员，号召全体师生积极参加，并讲影剧院修好后我们学校师生可以免费观看两场电影和戏剧节目，如果在这次义务劳动中表现好同学，也可以作为期末评选优秀学生的标准和条件之一，大家都必须重视。动员会后我们班主任还强调了义务劳动活动应遵守的纪律，要求同学们互相帮助，注意安全。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们在各自家里带上劳动工具，大多数同学都是带着“背蔸”，到学校集合后出发前往劳动现场，我们低年级学生主要是在东门码头搬运砖块到“甑子山”施工现场，这样的义务劳动持续几天后结束。我们耐心等待剧院修好后，确从未享受到免费的观看！！！

1962年3月还在学习期间，我们也不知什么情况，赤水县中城完全小学（中城完小是县城的唯一小学）开始分校，学校分解为“赤水县城关第一小学（一小）；赤水县城关第二小学（二小）；赤水县城关职工子弟小学，三所学校。这一年我母亲从赤水城关完小语文老师的岗位上被分配到城关二小教书，我便随母亲一起到赤水二小继续上学读书，由于我在小学低年级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小学课程基础不牢，父母亲决定让我在新的学习环境下多读一年四年级课程以打牢小学基础。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开始好转，社会安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学校的教学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在赤水二小新的学习环境下，我更加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加倍努力学习。每天放学回家便即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星期天父亲母亲也会召集"大杂院"邻居们的孩子到我家补习功课上晚自习。那时我们家也搬到尚家湾"安家院"，这是一座很大的院子有大小天井多个，是地主安海芝的宅院，解放后这里住有几十户人家，有当时赤水县政府的官员，如组织部部长冯泽西、卫生局局长张廷芝，水电局局长陈俊康等，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泥水匠、木匠、石匠、杀猪匠、盖匠等等各种手艺人，但大家相处得都很融洽。特别是我们这个"大杂院"里面的孩子们更是相互友爱，在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孩子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因家长是当官的，还是挑砖的而受到歧视，大家都彼此相互尊重，互敬互爱共同进步。

进入二小高年级我的学习极积性更高，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以外，我还会看一些课外书藉和哥哥姐姐留下的他们学过的语文书。更特别喜欢星期天去电影院门口看小人书（连环画），那时想看一场电影只能是一种奢望，看小人书一分钱能看一本，如书是很旧的有缺页的一分钱可看两本，如果身上没有钱我就只能坐在别人旁边观看。我看过很多小人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确实给我增长了很多课外知识。

那时父母工资低，一大家人要吃饭，维持家庭开支已很不容易了，我们也不好意思伸手向父母要零花钱。但我还是想出了一些歪招，如父母要我出门买酱油、醋或盐巴，买东西的钱我可能会扣下一点，这样累积的零钱，我又会在晚上去十字口的小摊上买点五香瓜子花生，再用纸分成若干小包，第二天上学时加价转卖给同学赚点钱。其实这些都是无奈的选择，目的是要有看小人书的钱！

小学高年级我的学习进步很快，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是父亲给我提出的目标，父亲曾对我说“如果你能像姐姐哥哥那样考上赤水一中，我们就带你坐大轮船去四川江津看望你外婆”。“哇噻”这个远景目标太诱人了，我没有出过远门、“井底之蛙”目光短浅，外面的世界多大、多精彩我多想看看，曾听父亲描述长江上的轮船像一个大院子有几层楼高，大轮船的气笛声像黄牛的叫声等等。其实在我幼小的心中目标是上大学，考上赤水一中只第一个小目标。

进入赤水城关二小，校长是田开谷、教导主任是罗绍昌、袁淑英，我分在四年级二班，班主任是肖绍芬老师、语文老师是饶冰琴老师、算术老师是曾祥玲老师，她们都和我母亲蹇子玉是同一个学校的老师，她们都是十分善良、有丰富教学经验、有耐心、是和蔼可亲的师长。记得小学时期在老师们的耐心教导下，我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在我们班上学习成绩好的有：女同学罗 俊、王化琴、李云霞、陈小群等，男同学有喻进宝、罗某（小名老猫）等，某个男同学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总想争第一名，我对名次不感兴趣，也没有这个念头，我只需要读懂会做即行。记得我还参加过多次全县算术、语文比赛。另外我还有一个绘画的特长，能给学校的墙报画刋头，记得在学雷锋运动中，我们城关二小还特别在县政府大门外，右边墙壁上办了一期特刋“学习雷锋．争做社会主义的好少年”，那期特别期刋的刋头就是我画的，用的是雷锋端着冲锋枪的图像，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绘画的方法按比例放大法，先把原图像按比例分成若干个方格，再按放大的比例在墙上用铅笔轻轻勾画出同等数量的方格，再根据原画稿方格中画面所占的位置、画面勾出轮廓，全部画好后再擦掉铅笔印迹一幅完整的画面即可。这期的刋头得到了校领导老师的表扬，我父亲母亲还特意前去县政府大门外欣赏我的画作并给我加油鼓气。其实我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极积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在一次文艺汇演中我们演了一个喜剧节目叫《妈妈娘你好糊涂》故事情节是一位母亲轻信别人"知识无用论"不让孩子读书学文化的故事，我的好友、蔡理强同学在剧中扮演老妈娘的角色，他的男拌女装、辉谐表演获得了老师同学一致认可。

2、我的中学经历：

赤水一中是一间座落在黔北明珠上的名校，悠久的建校史使它更具神秘感，它曾经是贵州省立第二中学，是黔北大地上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知识殿堂。

民国十四年（1925年）周西成（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升任为贵州省省长，离赤去筑前，赤水县热心教育人士傅则安，李极斋、傅凤珩、谢久恒、苏汉杰、石玉生等向周西成建言在赤水开办一间中学，并建言“清未已有本县谢灵阶等人士留日归来，首倡新学，协同地方创办高等小学堂，但迄今多年尚无中学，建议设置中学，以弘敎化，请周省长玉成，定会百世流芳”。

周欣允、即派廖显周（今官渡人）筹办，并嘱将筹办情况呈报省公署核夺。周西成晋省不久，便令撒消贵阳的省立第二中学合并为贵阳省立一中。将赤水筹办的中学命名为“贵州省立第二中学”

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廖昌周筹办的“贵州省立第二中学”诸事完毕，招考了第一期学生，正取60名，首任校长钱安世，学校地址在赤水县东门坡城关完小内（今市中一小内），在赤水办学的贵州省立第二中学，解放后1956年正式更名为“赤水第一中学”。（ 本段摘自赤水政协文史，古近代诗文选第78页）

1952年12月我父亲马富先，由赤水县中城完小敎导主任的岗位上调“贵州省立第二中学”担任初中、高中数学老师，父亲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对敎学一丝不苟，对学生耐心细致，深受学生的爱戴，在他敎的学生中有的考上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名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学生叫段传极还专程回赤水看望我父亲，在父亲敎过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后来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各类学科人才。

我对赤水一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那时候赤水一中有三个食堂，分别是教师食堂、学生食堂和少年食堂，学生食堂在学校北边的“昭宗祠”。“昭宗祠”是一个四合院很大，里边包括学生食堂和部分男生宿舍，少年食堂是学校为了使敎师安心敎学，而解决敎师子女中午就餐而开办的特殊食堂。每天中午我们一群教师子女小学生，都会像小兔子一样从各个角落奔跑着来到“少年食堂”享受着可口的饭菜。

自然灾害来临后就没办法办下去了，那个年代确实很恼火，学校领导看着敎师们忍饥挨饿坚持敎学，不得已将学校的操场化分为若干小块，分给敎师和各班级作为自留地种植农作物，开展生产自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大约分得了十多平方米的土地，在我们家人的共同努力下，种植的玉米、小麦、蔬菜等农作物都长势喜人获得了好收成，确实解决了很大的粮食危机，使我们家安全地渡过了灾荒。

对赤水一中印象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学习环境，在我就读小学期间，我小学放学后常到一中玩耍，有时也会到父亲的数学敎研室做课外作业，不懂不会的数学作业也常请父亲指导，那时候我大姐马宗林、五哥马宗义也在赤水一中就读高中和初中，那时的赤水一中是赤水唯一的高级中学，也是莘莘学子们梦想的知识天堂，那里有绿树成荫的校园、那里有满池荷花的池塘、那里有绿草茵茵的宽阔体育场，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那里有令人神往的晚自习的灯光闪烁在荷花池的湖面上……。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进入我理想中的“赤水一中”。

一九六五年我小学毕业参加中考，赤水一中是我县唯一的中学，各区、乡、公社的小学毕业生都来报考，那一年小学升初中（赤水一中）的比例是九比一，竞争的残酷不亚于当今的高考。因此当我收到赤水一中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心情无以言表。对于憧憬已久的中学生活我充满了期待，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丝毫不亚于当今被重点院校录取的莘莘学子。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滿怀憧憬和理想走进赤水一中校园被学校优美的校园和学习氛围所吸引。我被录取到初中一年级（3）班，我们的班址就在学校的北边荷花池的边上，一排整齐明亮的教室，分别是初中一年级的2、3、4、5班，敎室正面是一排郁郁葱葱高大的香樟树，像一个个英俊的卫士，时刻维护我们的学习安全；敎室背面紧挨着荷花池，池塘边上是一排桃树，我们教室墙的高度和课桌一样高，上面是玻璃窗。每当春天来临时，桃树开花，池塘里的荷花盛开，那种优美的学习环境无与伦比，我们坐在敎室里就能听得到鸟儿的鸣唱；闻得到花儿的芳香；看得到花儿的盛开。

学校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学生们尊师重教，教师们敬业守职。老师们每天上课非常讲究仪表，年轻老师都是西装革履、熨有棱有角的西裤笔挺，发亮的皮鞋溜光溜光的。年迈老师穿着的中山装风领扣都是扣得十分规整。夏天男老师们上课从不穿短袖背心和短裤，真正的做到了为人师表。老师们言谈举止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我们见了老师也会叫声“老师好”。

我们进入赤水一中时校长是齐子清、教导主任王锐锋、管组织纪律和生活主任是方泽民，方主任那高挑而瘦弱的个子，一口学生们难以听懂的安徽普通话，和蔼而严肃的面庞，总是让学生们感到亲切和畏惧。我们班的班主任名叫肖正成、数学老师叫黄启群、语文老师叫黄玉端、英语老师叫毛必兴、体育老师叫周秉成、音乐教师冯有超。

班主任老师肖正成正值年青，是个四川人听说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左脚有点残，但给人的感觉是仪表堂堂，西装革履，褲子笔挺的，一双皮鞋擦得光亮光亮的。那时他正在和赤水医院的一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恋爱着。同学们都知道肖老师有一个特点，每当看到他把头发吹得亮光光的时候（同学们私下悄悄议论，苍蝇飞上去都要拄拐棍），他给班长作了课后安排，那一定是去约会了，同学们就可以自由了。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黄玉端，黄老师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蛋，有一张可爱的樱桃小嘴，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黄老师1956年7 月毕业于国立西北师范大学，曾任兰州市卫生学校教师，1957年调回故乡赤水，进入赤水一中任教，黄老师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待学生从来不会轻易批评，对敎育事业兢兢业业，最令我欣赏的是老师那一手好字，字端端正正，就如同老师的人格一样。老师授课也很幽默、生动，但最大的特点是老师有时会把话语权交给我们，让我们学生在激烈的讨论中懂得和学到很多知识，当然黄老师也会在一旁点拨我们，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许多语文修辞手法，比如什么是比喻、拟人，怎么运用等等，她的授课深受学生的喜爱，听她的授课就是一种享受。

在赤水一中优美的学习环境中，在各科老师的精心培育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初中一年级的各科课程。

一九六六年我们升入初中二年级，同年毛译东主席发出了“五·七”指示，毛主席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随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发出，1966年夏赤水一中决定将学校搬迁到我县宝源公社的桓山去，把学校办成亦工亦农的中学，做到生活上自给自足。

桓山是我县宝源公社境内的最高峰，海拔1300多米，离赤水县城二百多华里。那时没有一寸公路，赤水到桓山年轻人步行也要走2至3天。学校要搬迁谈何容易，但学校决定，凡是初三年级至高三年级的学生通通都要去桓山，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低年级的学生暂缓迁去桓山，我父亲就是第一批迁校去桓山的。在桓山劳动及教学期间也曾偶尔回家拿一些衣物。

高年级的同学们迁校去恒山办学后，部分教师也随同学们迁移去，这就使学校本部师资力量缺乏，我们低年级的教学课程也随之缩水，正常的教学是有一天无一天的。

恒山的新校区学习环境好吗？我真想去看看，了解下恒山的真实情况也好为下次我们去新校学习作好思想准备。一天父亲因公出差回来了，在他办完事返回恒山时，我也随父亲去了一次恒山临时学校，也祘是一次实地考察，那一次的经历刻骨铭心，那年初冬的一天，父亲在学校办完事之后，下午我们父子俩从县城出发、沿着赤水河边步行去大同场，一路上我兴高采烈，沿河两岸的风景我也无心观赏，我从小没出过远门这次出远门我当然是很开心，我们走到大同场天快黑了，刚进入大同场口一些当地的大叔大妈就开始叫“马校长到我家往吧”（我父亲在大同小学当过校长、人员很熟习）后来我们在大同的下半场埃河边的一户姓金的居民家中入住。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眠，一是高兴二是住宿的吊脚楼下小河水的浪花打在岸边的响声使我睡不着觉。第二天我们沿着大同小河岸边林荫小道到了宝源场又住了一晚。这两天的路程还比较轻松，一路上我们父子俩有说有笑，有时候父亲会讲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候在路上他会教你如何走才省力省劲，如走路的步伐不要走八字步，要走ll步，每步能省多少公分，每走一百里的路能够省多少里路，他老人家都能给你精确的计算出来。另外如果走弯弯路或者是过弯弯田坎，如何切角走直线。一路上他老人家都会利用他的数学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知识给你。我要感谢你、我的好爸爸！

第三天天刚刚发亮，匆忙地吃过早饭我们又赶路了，从宝源到桓山是一百二十里的爬山路。而且是很少有人走的羊肠小路，从宝源动身先下坡到沟底沿河谷走几里路后就开始爬山，抬头一看、山顶的阳华顶高䇯入云，若隐若现，Z字形的羊肠小道穿行在悬崖峭壁间，有些路要侧身才能过得去，另外有几处“手巴窝”还要手足并用往上爬，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经过两天的步行，我们本来就十分劳累和疲惫，现在又要翻越高山，身体的承受能力已达极限。一路上没看见一个行人，我们父子俩默默地爬行着，一阵阵云雾袭来，山风呼啸，浓云密布带有几丝凄凉和恐惧的感觉。路越来越陡、山越来越险，汗水湿透了衣裳，越走越没劲，后来简直就像蜗牛一样爬行，越来越慢.…直到晩上我们才到了目的地一一赤水一中桓山校区。

当天晚上又饥又饿，三两米饭加一份白水萝卜、一份炒白菜狼吞虎咽下肚，和衣而卧，可能是太劳累了吧，我睡得很香直到天已大亮才起床。由于是晩上到桓山学校，什么都没有看见，因此起床后我首先想看看，学校的新校址是什么样，有敎学楼吗？有敎室吗？有图书馆吗？有操场吗？唉！真让人失望，抬头一看山上只有两三栋土木结构的房子在云雾山中忽隐忽现。后来才得知这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孤儿院，而且环境十分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而早已搬迁。

在桓山休整了一天之后我便准备返回赤水，回来的路线我们走另一条更险的路，记得有一个地方叫鹅汉岭（饿汉岭），那里地势险峻陡峭，但路途要近一点。由于回家心切又是下山第一天在一处名叫“双观音”的幺店子住了一宿，记得幺店子（简易旅馆）在一条小溪边有一座小桥。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家。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有点不明白，赤水一中的决策者们怎么这么荒唐，这么草率，这次荒唐的迁校举措，不知是否被赤水一中编入“校史”。

1966年下半年，我们进入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毛主席的一篇题目为《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在桓山半农半读的赤中学生、教师得到了消息，也开始陆陆续续的下山返校。

赤水这样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一个小县城，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身穿绿军装，头戴黄军帽，腰系黄皮带，臂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䄂章，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气宇轩昂，是串联来赤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赤水最早组织实施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赤水一中的初三年级和高中部的同学，他们顺潮流而动，一开始成立了一些红卫兵组织，如“红旗红卫兵团”“井冈山红卫兵团”等等，一开始主要活动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把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列入其中进行批斗，后来发展到夺县委、政府的权，把县委、政府的主要领导抓出来游街示众，那时的红卫兵组织，活动越多，批斗人的次数越多，声势越浩大，影响力越大，那么加入你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就越多。由于批斗的“走资派”数量有限，后来就把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拉出来批斗，学校的老师也列入了“臭老九”（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臭知识分子）也是学生的批斗对象，教师李正德、李彬、王福才无辜被打成“三反分子”一批老教师如袁沉颖、李济航、马富先、聂泽滋、王崇实（女）刘正均等则被当成牛鬼蛇神被残酷批斗。赤水一中一间师生和睦，学风正气，尊师重教的神圣知识殿堂，倾刻之间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成了学生斗学生、教师斗教师、学生斗教师的恐怖战场。学校乌云密布，到处都充满恐惧 ，老师们都人人自危，不知道厄运何时降临！

一天下午临放学时间，我们听到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一阵阵棍棒、皮鞭的抽打声。原来是高中部的某个红卫兵组织，把“有问题”的老师集中起来，让老师如实交代清楚问题，写出书面捡查，有一位老师名叫李湘藤，他身材魁梧，是个外乡人，他拒绝红卫兵这种不尊师重敎的行为，不肯交待，不写捡查，结果被红卫兵残酷的殴打，直到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不能行走，被红卫兵拖到昭宗祠的一间屋子里关起来。第二天早上有学生发现李老师死了，马上报案.….…。就是这一次事件可把我父亲吓坏了，父亲生性胆小怕事，他把他在解放前的历史全部如实交代给红卫兵。就是这一次的彻底交待，厄运降临，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注：根据历史资料报道，打死李湘腾老师的凶手是赤水一中高二学生袁利容（土城区人）。

父亲马富先、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曾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民国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家庭教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政治恐布的年代，不要说父亲有那么多历史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人，只要你说话或做事一不小心别人就会给你找出问题，给你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从此以后父亲白天要接受大会斗，小会斗，专题斗，轮番斗。晚上大家睡觉了，父亲还要继续写捡查，写交待直到凌晨。最难忘的一次是我们68届的初中同学一个叫袁某某一个叫曲某某，我父亲是直接教他们数学的老师，他们都是红卫兵的骨干分子，他们都是政治运动的狂妄分子，根本不恋师生情。一天早晨我们全家正在吃早餐，突然二人手提钢钎闯进我的家，高声喊道“反革命分子马富先，今天到学校接受批斗”就这样我们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抓去，我们却毫无办法，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

父亲与其他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领导和教师，三天两头被批斗，胸前挂了块写上名字的黑色牌子，头上戴上纸売做的高帽子，要不就是在学校礼堂开批斗会，要不就拉着上街游行，这些场景好似毛主席在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农民斗地主的情景。父亲在这种精神上给以压力，肉体上给以催残，轮番不间断的批斗，连续折磨下，父亲终于倒下了！

一天父亲被批斗后回到家里，细心的母亲发现，父亲有些不正常，说话语无伦次，精神恍惚，前言不搭后语。一向温柔体贴的父亲变得脾气暴躁，我们兄妹尚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们家隔壁邻居叫张学义，他是我县交通医院的医生，母亲求助他来为我父亲看病，把脉诊断后，开了一些药品并悄悄告诉我母亲说：“马老师得了精神分裂症。”

母亲听后如同天踏下来一般，万分焦急与无奈。从此以后我们家的生活方式便从新改写，家就越来越不象家了。父亲发病时家里的家具，物品被父亲打烂摔得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最脑火的是父亲每天的服药，那些年大姐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因政审不合格，早早的外出打工，五哥初中毕业为了减轻父母负担，也去遵义当学徒求个人生活，家里的弟妹们尚小也要扛起重担，为母亲分担忧愁，担负起父亲的护理员。每天父亲的服药我和弟弟、六姐一起将父亲按倒在地上，压在他的身上，就像农村给生病的牛喂药一样，用吃饭的竹筷，将竹筷插入口腔中，使上下牙齿不能闭合，这样才能将药物灌入父亲的口中。这种灌药方式现在想起来有些残忍和无奈，有时也会灌药失败。我父亲是尚武之人，会武功，力气很大，有时我们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最可怜的还是我母亲。白天她要照常去城关二小上班教授语文课，每天下班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还要护理和安慰父亲。有时半夜三更父亲发病，我们全家都束手无策。实在是无奈，母亲又请隔壁邻居张学义医生，给父亲强行打一针镇静剂（安眠药）使父亲能安静地入睡得到休息。

这样惶恐、疲惫、伤痛、无奈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突然有一天父亲的病情加重，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居住的安家院小区邻居一起来都制服不了，还是张学义医生来强行连续打了两针镇静剂，才使父亲慢慢安静下来了。说来也很奇怪，自从打了两针镇静剂之后，父亲安静地睡了两天一夜，醒来之后慢慢地病情就好转了。

父亲病情好转后，头脑慢慢地清醒了。他坚持要回学校去上班，回学校后，校革委剥夺了父亲作为教师的权利，把父亲安排到赤水一中学生食堂打杂（勤杂工），每天收碗洗碗，淘米洗菜，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

父亲从来没有怨言，只是默默地埋头苦干。在学生食堂工作期间，有一名工人姓敖，在工作上处处为难父亲，在人格上常常羞辱父亲。父亲也只能忍气吞声，好在有一名正义的员工。我们喊他何四爷，他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看见我父亲受气，受别人的侮辱，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伸张正义。在这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您老人家。

由于这些原因导致父亲在学生食堂呆不下去了。学校又安排父亲去敲钟（上课、下课的钟声）这钟可不是那“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简单，父亲敲的钟声总是精准到秒。敲一段时间的钟后，学校又把我父亲安排到管理学校图书室的工作岗位上。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荡击着我们一家，同时也险些击碎了我们的家，留下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和心灵上的累累伤痕，由于我的中学生涯处于一个特定的年代，注定了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将布滿重重荆棘。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我在这里描述的那个年代的艰辛和遭遇，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夸张，我也不想过多的舔舐当年的伤痛，一些伤痛反而随着年代的久远而慢慢淡忘，但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幸的遭遇和磨难。

父亲与我家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中不断被洗涤，被伤害。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也只有泪而无言。我家的遭遇是在这场无政府、无法制的“文革”中遭受的，回首往事不堪回首确要回首，我的父亲母亲是慈祥善良的父母，我们家是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战胜灾荒，一家八口完整无缺，都顽强地活过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战胜了各种困难，在全家的共同努力下，保住了父亲的性命，使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在赤水一中初中的学业只完整的读了一年，初中二年级下册开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渡过的，初三年级更是一天都没有上过课。

赤水一中全校累集起来的初中66届、67届、68届毕业生和高中66届、67届、68届毕业生几千学生（简称“老三届”）整天滞留在学校，又因派别（二、五派或反二、五派）团队不同而天天严重对立，长期冲突，斗争不断，甚至由文斗发展到武斗。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1968年毛主席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指示发出后，全国一千八百多万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山下乡”我们别无选择！

小学六年级的我

小学同学我和蔡理强、黄顺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