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北青热点</p><p class="ql-block">2024-11-2107:09北京北青网官方账号</p><p class="ql-block">每一部好书背后 都有一段编辑的好故事</p><p class="ql-block">◎王建辉</p><p class="ql-block">做编辑能发表和出版一部好作品自然是欣慰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编辑工作者，如能编辑发表作者的处女作，而且这篇处女作还成为了名篇，更会有无比的欣慰。顶级编辑的成就就是顶级的图书或者不朽的图书。出版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有名故事。</p><p class="ql-block">叶圣陶、巴金、赵家璧做编辑的故事</p><p class="ql-block">叶圣陶说他一生的职业是编辑。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便发表了茅盾的小说处女作《幻灭》。大革命落潮，热血青年沈雁冰陷于困顿之中，叶圣陶听沈雁冰讲述了自己这一时间的经历，便鼓励他写成小说，沈也正好有写小说的意愿，于是便有了《幻灭》的上半部。叶圣陶迫不及待地将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并给沈改了笔名，将“矛盾”改为茅盾。茅盾成了沈雁冰一生的笔名。</p><p class="ql-block">戴望舒的《雨巷》收入其192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里，其实此诗最早是1928年发表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22岁的戴望舒在1927年夏写成《雨巷》一诗，一年后寄给正主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叶见到后称赞说此诗为新诗的音节开了新纪元。给戴望舒发了一组诗，包括《雨巷》在内，此诗遂成为中国新诗的名篇，戴望舒于是有了“雨巷诗人”的桂冠。</p><p class="ql-block">巴金一生把生命的许多时光放在做编辑上。上世纪30年代做《文学季刊》编委时，他从积稿中发现了曹禺的《雷雨》，第一个主张发表，还做了具体的校对工作，并于1934年1卷第3期破例一次性全文刊载。之后，曹禺的戏剧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的单行本都由巴金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在其做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集里便有《雷雨》。这三部戏剧作品是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巨作，作家萧乾曾说：“如果不是巴金做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p><p class="ql-block">赵家璧的编辑成就主要体现在两套书，一套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共10集，一套是“一角丛书”共80本。这两套书既是他编辑，也是他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年出版，是赵家璧编辑生涯的巅峰之作，这套书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展示，这样的书在中国尚无先例，编选作者也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鲁迅编辑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二集》），阿英编史料集，郁达夫、周作人各编选一部散文集等等，蔡元培写总序。后者是赵家璧编辑生涯早期的代表作，在1931年到1933年两年内共出版80种，其中也有不少名家名作，在当时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买得起的书。这两套书的可贵还在于不仅体现了当时的价值，也成为后来的范式。当今的出版者有人接续第一个十年，相继推出后续几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出版物。“一角丛书”其廉价的图书形式，几十年后还有人模仿出版了“五角丛书”。</p><p class="ql-block">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名编们</p><p class="ql-block">如果说一位编辑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提到江晓天。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4月成立后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带领编辑团队编辑出版了“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p><p class="ql-block">说一点《创业史》的故事。中青社成立不久，江晓天获悉柳青为了深入生活，去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蹲点，敏感的他立刻派出青年编辑黄伊，去找柳青签订未来的小说出版合同。柳青见有青年编辑风尘仆仆前来约稿，便责怪说：“我刚到此不久，好比种子刚埋到地里，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啊!”并表示这个合同不能签。黄伊情急之下用他擅长的公关能力说服老团干柳青，后来柳青果然陆续寄出《创业史》第一部的部分稿件，江晓天亲自审读初稿，还带了黄伊再赴皇甫村，与柳青就《创业史》全书的构想交换意见，达成共识。1960年6月，《创业史》第一部问世。通过这部书的组稿和编辑，中青社不仅出版了名著，也锻炼了编辑队伍，黄伊也成为有名的编辑。</p><p class="ql-block">龙世辉大约可以说是新中国最早有传记的一位编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李频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之所以有学者为其写传，是因为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时，编辑出版了《林海雪原》《三家巷》《子夜》《瞿秋白文集》《赤橙黄绿青蓝紫》《芙蓉镇》《将军吟》等文学作品，总计达200部以上，都是那个时代以致后来有名的好书。</p><p class="ql-block">周振甫的成就之一是编辑了钱钟书的《管锥编》（全五册），此书是钱钟书最重要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从钱钟书那里拿到书稿，即向中华书局提出选题，获得通过后担任责任编辑。他对书稿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钱钟书对他的编辑劳动高度认可，在书前写了一段话：“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住，良朋嘉惠，并志简端。”</p><p class="ql-block">钱钟书的另一部著作《谈艺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增订重版，也是周振甫负责编辑的。周振甫两度做过此书的编辑，1947年此书在开明书店出版，周振甫是两位编辑中的一位。在《管锥编》出版之后的1984年，《谈艺录》又出增订版。即使是这样一本重版书，周振甫也做了许多工作，以至钱钟书多次特意写道：“此书订正，实出振甫道兄督诱”“君于识字破体，悉心雠正；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劳心力，尤所感佩”。又有题字云：“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舛错，拜赐多矣。”钱钟书对周振甫的赞誉“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也成为编辑出版这个行业的名言。</p><p class="ql-block">这样一些有名的好书，人与书合为一体，作者与编辑合二为一，不仅是作者的丰碑，也是编辑的奖章。每一部好书背后，都会有这样一段编辑的好故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