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遗之七：海外见闻析（3）

葛智

　　我在泰安军分区工作时，班子成员中后勤部长叫于震。他有个弟弟叫于斌，曾在济南军区某高炮旅（驻济南长青）当兵，“三支两军”时被派到国家体委“军管“。他很有政治头脑，与上上下下关系都很好，还利用条件自学英语，成为当年稀缺的人才。后来，他被体委要去，转业成为一名工作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专职翻译、徐寅生秘书、国际乒联司庫，长年坐飞机象“打的“一样奔波于各国。体委下属乒协在天津办有公司，开发了一片“中乒公寓“，还开展销售国产汽车业务。于斌分管这个公司，常与天津日报社有经营上的联系，与我相识并熟悉。一次他陪同徐寅生到津考察，还请我在国际大厦会见。

美国亚特兰大市一华人饭店门前。

　　1996年8月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不久，体委组织了一个体育器械用品考察团，各省市体委派员参加，我作为相关业务经营关系，受邀免费隨行。

1999年3月，我奉调到《今晚报》社任副社长。当时，许多报社，在还没弄清报业集团为何物的情况下，纷纷无序扩张，争相成立或准备成立报业集团。为了摸清当时海外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和趋势，及早为中国报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路径，中国报业协会派出由《解放军报》社孫社长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兼秘书长，率十几家报社老总组成的考察团，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访问考察了世界报业巨头默多克传媒集团和《华夏周报》、《星岛日报》、《先驱报》等华文、外文报报社。经半个月考察回来后，我撰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登在《中国报协》会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思路，对防止无序扩张、盲目发展做出了予警。这篇报告受到重视和奖励，给了我从未有过的高额稿费以资鼓励。

美国亚特兰大市兰尼尔湖公园。

　　这两次出访的三个国家，加上以前出访的，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代表性。什么是资本主义？怎么认识这种国家的性质和社会形态？其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和斗争如何？对这些大家头脑中早已有了教课书式的定义，形成了经典型的概念，并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出访是民间性质，业务考察，根本不会触及这些问题。但这并不防碍事后回顾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上述问题自我诘问，做一番理性的思考。从而认清，导师们有关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和定义，是百多年前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步性和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分析，做出的科学假说，经过社会演变的实践验证，这些假说变成了科学理论和真理。至今，这种理论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特征的定义，并没有过时；同时也要看到，资本主义也在与时俱进，其不变的本质已被许多新的变化所粉饰和掩盖，有些弊端也做了修正。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辨别和分析能力，坚守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美国纽约衔头。

　　在报社工作这十年，走过这些地方，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认识到：世界是多极的，国家是多样的，文化是多彩的，价值观是多元的。集中到一点的最大收获，就是看社会、分析问题，不仅要用一元论两分法，还必须要有多向、多维的思考，才能看清错综复杂的社会。

在澳大利亚悉尼。

　　1，同一事物在不同社会，认识上有差异很正常。例如报纸，西方社会认为，报纸就是个产品、商品，报社就是个企业，出资人或发行人是老板，总编、社长是打工族。他们忌报纸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这一本质，将宣传理解为夸张、忽悠、造谣、煽动，宣称他们生产的那么多、宣传效果那么好的新闻报刊及影视，都是为大众提供的资讯产品，不是为了宣传。默多克报业巨头，旗下120多种报纸遍布各大洲，其澳洲总部的一幢办公大楼，总编、主任和编辑们都在“鸽子窝“里埋头工作。设在布里斯班的华纳兄弟电影拍摄基地，设备先进，制作精良。我们参观时站到一高墙下，瞬间银幕上就出现了身披红斗篷的中国“超人”，在天空中飞翔。他们说，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宣传，是经营“赚钱“。《华夏周报》是一张华文报纸，是我国使馆关注的“左派”报纸，与天津《今晚报》还合办一份《今晚报澳洲版》。创办人叫项翔，原安徽省委办公厅干部，其父母分别是《安徽日报》、《合肥晚报》的老报人。创办时，经几番努力，先与一印度商人签了四期广告合同，然后到墨尔本市政厅，按古老传统用一支鹅毛蘸水笔，自已按格式填写登记，就拿到了许可证，可以开工办报了。之后，又分别与制版的、印刷的、发行的公司签业务合同，自已一邦人负责采编。在此基础上，还开设了墨尔本市唯一的无线电台（还准备上电视台），就此成立了华夏传媒集团。原来集团只是一种经营模式，可大可小。默多克集团有几万人，他的集团只有九个人，六个人负责采编，三个人负责行政（除采编外，其它业务都外包），总编是清华毕业、留英博士，负责从英文报刊中摘编消息，这边编完报，马上又到那边电台播音，其他员工基本也是身兼数职。他办这张报纸的初衷，就是为当地华人开辟一个了解认识中国的窗口。其宗旨是爱国、宏扬华夏文明，正面、健康，不搞“台独“。（当地已有台湾、越南人各办了一张华文报）。创刊后不久，就慢慢打开了市场，得到当地华人（约20万）的认可，发行量达到两万份（对外号称五万），形成了规模。悉尼奥运会期间，他们为中国女足组织一支千人啦啦队，应声报名者三千，声势浩大，影响不小，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这样一张“左“的报纸，为了生存，为了能继续介绍中国，让当地民众更好了解认知中国，他们也不得不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不情愿的接一些占卜、勘舆、招妓的广告生意。我们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已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宗旨、任务和最终目标，都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因此，我们有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从不避讳报纸的宣传功能，没必要掩饰自己的政治色彩，更不能刻意去迎合西方的色谱，放松对颜色革命的警惕。

澳大利亚悉尼一公园。

　　2，人民没有主义的标签，相同相近的普世观成为相互沟通的纽带，差异性不是相互理解的障碍。所到这些国家，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甚至海角天涯，都能看到华人经营或生活的身影。既说明华夏子民生命力顽强和兴旺，也证明与当地民众的合和相处。在日本东京，中国人开的饭店，经营的门铺随处可见；开设在美国一小镇的“四川吴抄手“店门庭若市；在新西兰南岛奥克兰一处深入西南太平洋半岛顶端的小店，也是华人开的。在美国看到黑人和白人通婚不是稀罕事，与美国黑人、警察合影留念也乐于成全，在澳洲某地，巧遇捷克一队老人回澳寻访先人参加一战时的澳军团，与其中一对八旬老夫妻合影，让老人家喜出望外…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纯真自然。

澳大利亚悉尼一公园。

　　3，西方一些社会现象我们不会认可和接受，但并不影响对其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了解与分析。例如，西方社会有红灯区，多设于商业、文化娱乐集中的繁华街区和旅游区，并非是罪恶之城，象美国的赌城、泰国的帕提亚，都是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西方是发达的商品社会，只要能营利赚钱，许多非我常识能理解的事情都可以做，并被法律所许可。在赌城街上的告示栏里，插满了妓女招嫖的广告图片，但很少有人问津。说明既使在卖淫合法之地，也并非人人是嫖客。在悉尼，我们住的酒店就在红灯区，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旅游街区。酒店对面一处不起眼的小门直通楼上，我们晚饭后散步路经此处，见一看门人是华人，就上前询问这里是何处所在？看门人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屑地答到：走开走开，表演的，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敢进！事后一位老总介绍，其弟弟在澳工作多年，知道这种地方是干什么的。据其弟讲，几天前还看到国内影视界一个曾经的女明星，带着男友来此观看。但我们那天见到的可称“门可罗雀＂。有一天在墨尔本路过一地，只见门外排着长队，都是时尚女性。此时想当然认为，这一定是买什么时髦东西或是便宜货。结果一问当地陪同，才知道这是排队进场，看男士脱衣舞表演，欣赏猛男的健康美。这些光怪陆离现象的形成与存在，按“存在即合理“的解释，必有其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别人家里的事，人家都习以为常，咱又何必大惊小怪，瞎操那份心呢？

（2024年11月15日）

【作者简介】李文藻：生于1942年12月。1958年9月参加工作，1962年8月入伍，曾任原138师414团宣传股股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处长；137师副政委；泰安军分区副政委。1988年9月获授大校军衔。1992年转业，任天津日报社副社长；1999年调任《今晚报社》副社长，2003年10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