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往事五

乐山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第五章 悲欢离合</p><p class="ql-block"> 高梦吉回到家里,才知道韩城刚刚经历了一次战火。孩子满月当天正赶上家门中大哥高静斋出殡。家族中红白事搅在一起很不美气。所以满月宴很低调,亲戚来的并不多,主要是招待孩子的舅家。二舅哥几杯酒下肚后,告诉了几件让高梦吉心惊肉跳的事。</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韩城的小风雨与西北的大形势密不可分。共军解放韩城后,高勉斋引导游击队收缴了同伯亭家的枪支和粮食。同家将这笔账记在了高勉斋的头上。共军继续南下围攻宜川时,国军整编53旅趁机收复韩城。县长赵玉琳带领保安团疯狂报复,到处抓捕共党分子,在沟北村抓不着高勉斋,就将他的大哥高静斋抓去,折磨了一个多月,放回来时奄奄一息,没过几天就死了。</span></p> <p class="ql-block">  高勉斋是一个精明的小商人,原先在宜川做生意。抗战时期的宜川可谓是“一县两治”,以北横沟为界,沟南归国民党统治,沟北则是共产党管辖。1943年,24岁的高勉斋在宜川县城开了一家杂货铺,除了销售日常百货外,还为韩城、宜川和西安的客户代购代销棉花、布匹、盐巴等物品。他最出彩、最赢人的事就是告倒了宜川稽私队。那是1944年秋,韩城一帮脚夫赶着八匹骡子给宜川送花椒,被宜川稽私队连骡带货一起没收,并要抓捕脚夫。其中有两个脚夫是田家洼人,躲进了高勉斋的杂货铺。高勉斋非常气愤,便找来贾自省和田安定商量。贾自省是党家村人,在宜川县政府作文书;田安定是田家洼人,表面上在宜川做生意,其实是共党的探子。几个人决定状告宜川稽私队。贾自省写的状子称:</p><p class="ql-block"> “宜川稽私队以稽私之名行枉法之事、以没收之名行私吞之恶。花椒何以为禁物,贩卖何以为通敌、脚夫何以为罪犯。”</p><p class="ql-block"> 笔如利刃,直指要害。高勉斋找人将状子抄写若干份,分别寄往了韩城籍的军政要员,其中就包括重庆高院的同伯亭、天水行营的王友直。王友直,可是位大人物,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与邓希贤、康根成、张闻天、蒋经国,冯弗能、陈春圃等人是同学。康根成就是康生,回国后自称王友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蒋经国是王友直下铺的小兄弟。同伯亭,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庭长,与于右任、焦易堂等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私交甚厚。总之,不知道是哪位神仙帮了忙,两个月后陕西省稽私处抓捕了宜川稽私队长,为韩城脚夫追回了骡子、赔偿了花椒。此事显露出高勉斋过人的胆识和精明。经田安定发展,高勉斋成了红白通吃的“灰色”交通。抗战胜利后,高勉斋通共的事情被国民党中统盯上,他撇下杂货铺只身逃往临镇,不久临镇也被国军蚕食,只好回到韩城,结果韩城又被国军占领,只好再次落荒而逃。</p> <p class="ql-block">  慌慌张张地跑走了个高勉斋,偷偷摸摸回来了个高步林。高勉斋是共产党的探子,这是公开的秘密,高步林是游击队的新任政委,却鲜为人知。高步林是高先登的四孙子。高先登曾在县城同仁药铺坐诊,上了岁数后在村里自家老宅开了家药铺。药铺就在中街十字西北角。这里人气很旺,不仅是患者求医抓药的地方,也是儿童寄存玩耍的地方。因为沟里有狼,大人地里劳作时,就把孩子寄托在此。药铺前厅悬挂一副“高中正堂"大匾,下面是一张八仙桌、两把八仙椅和一条槐木凳。大厅西边盘有土炕,土炕连着火炉。炉火常年不息,冬天烤火,夏天熬茶。东厢是药房,西厢是饲养室。</p><p class="ql-block"> 高老爷子不仅医术高超,还善于国学书法。有山西逃难的一家在村外挖好了一口窑洞。见高先生路过,恭敬地邀请他喝口水。盛情难却,高先生喝完水答应人家入烟时写副对联当作贺礼。当天,鲜红的对联成了这家穷苦人最炫耀的礼物,上联“上下皆为地”,下联“寒暑不由天”,横批“进来安好”。此联用谐音讲述了这家人从山西逃难到韩城的艰辛,真诚地祝福他们一切安好。</p><p class="ql-block"> 抗战期间,经常有驻军官兵看病。28师师长李梦笔因胫骨受过伤,每逢阴雨奇痒无比。高先生就用针灸艾曛为之治疗,建议他阴雨天就来药铺的土炕过夜。一来二往,这对老少成了忘年交,经常谈古论今,两人谈起明朝七子,高先生说:“漆水长,长思状元康。”李梦笔马上答道:“梁山远,远追伟人王。”漆水是武功的漆水河,状元康是指明弘治的状元康海;梁山指韩城的少梁山,伟人王是指清乾隆的状元王杰,这两位是明清时期陕西唯二状元。这个故事成了关中东西两府流传至今的佳话。</p> <p class="ql-block">  高先登有两个儿子,老大高树梧婚后去了日本,留下了一个儿子叫步捷,老二高树桐有三个儿子步岳、步昆、步林和两个闺女延荣、金荣。高延荣嫁给西庄村的姚权。姚权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一生坎坷,三次入狱。第一次被割了一只耳朵,第二次被挖去了两块腿肉,第三次失去半生努力。</p><p class="ql-block"> 1931年冬,姚权按照陕西省委指示,化名刘华打入十七路军十七师秘密从事兵运工作。第二年四月被捕入狱,经严刑拷打,甚至被割去耳朵,都没有背叛革命,后被判刑关押在天水监狱。1934年初,姚全与狱中党员赵德懋、陈庆五等人成立了天水监狱党小组,提出了“团结群众,发动力量,打击敌人,暴动出狱”的方针,成功策反了监狱看守班长张鼎位。1935年除夕夜,监狱大小头目回家过年,党小组抓住时机,决定发起越狱暴动。大雪纷飞,万籁俱寂。张鼎位打开了牢房和枪弹库,姚权带领数百名狱友夺取枪支,冲出大门,发动了震惊陕甘两省的天水监狱大暴动,组建了“陇南人民抗日支队”。胡宗南闻讯后,派出一个营将陇南支队包围在安集寨。姚权冲出了重围,返回西安重新找到陕西省委。</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赵德懋英勇就义</p> <p class="ql-block">  1936年5月,姚权担任陕西省委学委委员时,积极筹备发动“红五月”游行抗日宣传活动时,引起了国民党军警的惊恐和弹压。5月12日下午,姚权因省二中党团支部书记王宏德叛变而被逮捕。在酷刑之下,姚权坚决不承认党员身份。敌人在姚权的腿上挖出肉脂,塞入棉花,然后点燃。火借脂肪,棉借火力,滋滋作响,惨不忍睹。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点人灯”。在人证物证面前,姚权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并填写了自首书。但是,姚权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当时陕西省委的孙作宾、霍士廉等人平安无事,可以说明姚权并没有彻底叛变。最后,姚权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共赴国难,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姚权终于被释放回家。失去党组关系的姚权,经李秉衡、焦子健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会,在上海中华酸碱厂工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上海解放后,担任酸碱厂工会主席。</p><p class="ql-block"> 1952年,刚到上海三个月的夫人高延荣,因为不适应大都市生活,加上与姚权发生误会,赌气投井自尽。作为重大嫌疑人,姚权被捕入狱。经上海法院审核,高延荣死亡属于误会,姚权无罪释放。经此折腾,姚权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调到杭州化工学校。在文革中,受不了右派帽子的压力,申请返乡成了一位乡村教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