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王沈之岳

李文华

沈之岳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还在大学期间就被戴笠看重，据说此人记忆极佳，任何人只要和他有一面之缘，他就能过目不忘。根据中统老人的回忆，调查局的人员不下万人，但是沈之岳竟然能够逐一叫出每一位调査员的名字，甚至对所有调査局人员的家庭情况、亲属老小如数家珍。

1993年底，一位从对岸来的老人，见到了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第一句话便是：“感谢当年不杀之恩啊！”这位老人并不是普通游客，他的名字叫沈之岳，被称为继戴笠之后的“军统第二代谍王”，也是绝无仅有的混入延安且安然脱身的军统特务。他曾使革命事业遭受过极大的损失。

当年他为何能安然脱身，晚年因何会来到北京，为何要感谢张爱萍的救命之恩，北京又为何会对他谅解？今天这篇文章就为大家揭开谜底。

沈之岳，1913年2月生于浙江省仙居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曾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受训，也许对当局失望，他并未从军，而是于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

当时上海进步青年较多，沈之岳受影响较大，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学习了许多革命理论。他还积极参加过支持工人的运动。要不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对发展新党员异常慎重，他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后来沈之岳参加一次罢工活动时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充分展现了他的特工天赋。那个年代，特务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词，他们随意动用各种酷刑，被抓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沈之岳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从未受过特工训练，进去后却没有慌乱。

他谎称是国民党某高官的亲属，各种细节描述得丝毫不差。反而弄得特务们乱了方寸，既不敢给他用刑，也不敢直接找该高官核实，只能先调查清楚再处置。

这事传到戴笠耳朵中，他决定去看看那位“高官亲属”。初生牛犊的沈之岳当然骗不过老辣的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有这样的表演水平绝对是块做特务的好材料。戴笠是个爱才的人，尤其爱偏才，他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到自己麾下。

看得出来，一开始沈之岳对国民党是没有兴趣的，上过中央军校的他都没有入党。但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经不起戴笠这种老辣特务的威逼利诱，最终被拉入军统并加入了国民党。

戴笠觉得他是个人才，没有让他去干那些打打杀杀的活，而是将他培养成“战略性武器”。戴笠决定对他进行彻头彻尾的包装，他知道沈对革命理论有一点了解，就让他去读马列书刊，去学英语、俄语。还把他送到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接受特务训练。

训练完成沈之岳还曾在上海、浙江短暂地活动过。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沈之岳双手沾满了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党员。”这样的“业绩”算是通过了戴笠的考核，也更获得了他的信任。

通过长期的观察，连戴笠也觉得这位门徒心思缜密，遇事沉着，决定派他执行重要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混入延安。

1938年4月，重庆中央大学教授萧致平以加深对延安了解为名向当局申请到延安访问，获得了批准。沈之岳化名“沈辉”以萧致平助手的名义，来到了延安。沈之岳在上海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经历，又熟读马列著作，讲起革命理论来头头是道，这是一个典型进步青年。

加上他平时爱运动，为人谦和，经常跟延安一些干部打篮球，人缘非常好。最终教授离开延安时，他主动申请留在延安参加革命。以他这样“优秀”的知识青年，延安当然是欢迎的。不过当时延安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青年，安全起见，筛查工作也非常严格。

不得不说沈之岳是非常狡猾的人，明明一口浙江口音，他非要说自己的河南人。审查他的人自然很怀疑。沈之岳的解释是，跟亲戚在上海念书，居住了好些年。这其实是故意漏一个低级破绽，审查人员认为，接受过专业特务训练的人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于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后来其他各项审查，沈之岳也一一通过，毕竟为了混入延安，戴笠已经帮他做了长期的准备。于是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后来还顺利入了党。

在学习期间，他表现依然出色，据说时任社会部部长康生对他很赏识，当着教育长罗瑞卿的面表扬过他。不久沈之岳被提升为区队长，后来还进入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已经是潜伏到了毛主席身边。一支香烟露出破绽，沈辉也没有得意太久，他虽然了解主席的各种生活习惯，并且还时常待在主席的身边。但是他仍然逃不过主席的火眼金睛。

世人都知道，毛主席有非常大的烟瘾，每当烦闷或者思考事情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之间，一根接着一根的抽。而沈辉也正是因为知道，为了讨好毛主席，他还特地买了毛主席最喜欢的烟，伪装成习惯抽烟的老烟杆，将烟递给毛主席。

一天，毛主席正在处理公务，遇到了棘手的事情便开始抽烟。可是抽着抽着，烟盒里的烟便已经见底。这时，沈之岳便出场了，他拿着烟盒走了过来，递给了主席一包香烟。接过香烟的毛主席无意间瞥了一眼对方的牌子，居然是自己最喜欢的牌子。当时还没有立刻起疑心，真正让毛主席开始起疑心，还是因为沈之岳那自以为很聪明天衣无缝的举动。

沈之岳一直在不停的打量和观察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自以为没有被发现。殊不知主席早就已经察觉到了，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便随口的跟对方开始闲聊。毛主席看似无意的一句话，问随身带着香烟的沈之岳为何不抽一根香烟。让旁边的沈之岳有些紧张起来，沈之岳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香烟，知道如果自己不抽一根的话，就会被对方怀疑。毕竟，哪儿会不抽烟的人却随身带着一包香烟呢？但是沈之岳根本不会抽烟。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强装镇定，从里面掏出来了一根香烟叼在嘴里，用火柴点燃了香烟。一时间烟雾弥漫，第一次抽烟被呛的止不住的咳嗽，为了不让对方怀疑，还强制的压回去，但是咳嗽的声音很轻易就被毛主席捕捉到了。毛主席轻轻笑着，说道：“年轻人就是心急。”看似调侃的一句话，毛主席的心里早就已经将沈之岳列入了嫌疑人名单里面。在沈之岳离开之后，毛主席就立马让人对沈之岳展开了调查。

某天，沈之岳所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上发现有同伙留下事先约定好的联系标记。一张卷好的烟纸上写有暗语，让他第二天到延安某处碰面。沈之岳拿到这张纸条后，心惊胆战，一晚上都没睡着。他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去。他知道这种突然的联系必然有重要任务交待，而眼下的环境并不允许自己执行任务，去联系只会增加暴露的风险。果然，这救了他一命。当时，边区保卫处在延安附近抓获了一个可疑的僧人，并由此开展地毯式排查。最终破获了“汉训班”案件，抓获了30多名特务。沈之岳侥幸逃过一劫，但延安的严密防护也让他一无所获。

叶挺和项英曾赴延安汇报，要求派一些南方干部协助新四军整军工作，收编散落在闽浙赣边区的红军。沈之岳有在上海生活的经历，于1939年被派往新四军工作。

沈之岳跟军统大特务沈醉关系密切，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居然能攀上宗亲关系。据后来沈醉回忆“沈之岳曾到过延安两三次”。由此推测，他到新四军后又回过延安，中间可能担负联系任务。

在经过国统区时，把相关情报提供给了军统。心思缜密的他即使回到国统区也使用化名，在国那边他叫“李国栋”，在共这边他叫“沈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

据各方史料分析，沈之岳曾泄露过新四军的重要情报，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所以他也是“皖南事变”的凶手之一。对岸情报部门出版过一本《戴雨农先生全集》其中提到国军成功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其军事密谋外泄，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沈之岳大概在1941年冬才返回重庆，因为由他推荐的一个工作人员身份暴露。在戴笠的引荐下，他获得了老蒋的召见，并担任军统局第一处科长。又于1943年担任军统局东南特侦站站长，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这个兼职是个公开职务，他的身份也随之曝光。这时我党才将他除名，并视之为叛徒。解放前夕，沈醉在云南被迫起义，供述了一些军统的情况。那时大家才知道，沈之岳连叛徒也称不上，一开始就在为军统工作。扔掉叛徒身份，几乎又救了他一命。

老蒋败退到对岸时，戴笠已经死于坠机，失去庇护的沈之岳只能靠自己实力往上爬。当时他担任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驻舟山。在两岸军事对峙状态下，他竟然能派人潜入老蒋故乡，将蒋氏祖坟等地拍照后交给老蒋。老蒋看到祖坟完好无损，非常高兴。

考虑到接班问题，小蒋也需要拉拢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沈之岳曾协助小蒋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也因此获得小蒋的信赖，在他提拔下，沈后来担任过“调查局”局长。

1963年，沈之岳潜入澳门建立特务系统。据王芳回忆，当时高层曾打算将其抓捕回大陆，给蒋氏父子一点颜色看看。但最终考虑到影响没有实施，而是让葡澳当局抓捕了几个小特务，将沈之岳遣返。沈回去后一度被撤职，在小蒋的保护下才复出。

1990年，沈之岳患上了前列腺癌，经过三年的治疗，不仅没有好转，还转移扩散至肺部。也许是对当地的医疗彻底失望，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打算到北京寻访名医。

时间最终冲淡了历史的阴霾，大家放下了过去仇恨，着眼于更广阔的未来。大陆的态度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沈的访问自然是欢迎的。他在北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可见招待水平之高。据说还受到高层接见，其中就有前国防部长张爱萍。

此次看病恐怕只是目的之一。作为一个身患癌症三年的高龄老人，沈之岳恐怕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他这个少小离家的“异乡客”，是难以抵挡住对故乡、故人的思念的。回故乡一探，这是多少对岸人余生的夙愿，可惜很多人未能等到那一天。

沈之岳的大陆之行，被一些人过度渲染，称其为“双面间谍”。甚至借用张爱萍之口，称赞其“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这显然是对沈之岳的美化，逼得李幼兰老人，张爱萍将军之妻出来发声明还原当天见面的场景。

张爱萍夫妇与沈之岳夫妇并不认识，只是受有关方面安排与其见面。见面后沈之岳称是来感谢不杀之恩的。原来1955年，我军发起解放大陈岛战役时，张爱萍是战役总指挥，而沈之岳随小蒋恰在岛上驻防。当时海空已被我封锁，初战即收复一江山岛，沈、蒋二人在劫难逃。

后来对岸请美国通过苏联提出暂停攻击，由美军派军舰将岛上军民撤走，大陈列岛所辖16个岛屿则交给我方。为避免伤及平民，我方同意了这个方案，也就相当于放了沈之岳一条生路。对此，张爱萍也调侃地说：“那你要感谢毛主席，要是我，就不会放过你。”沈之岳并不是什么“双面间谍”，而是实打实的军统特务，这点从王芳的相关回忆中不难看出来。王芳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还担任过公安部长，相关内情恐怕没人比他更清楚。王芳回忆录出版的时间是2006年，当时沈之岳已经作古，也没有什么好为他避讳的。还有另外的事实可以佐证。我方曾有一位叫朱枫的女特工潜入对岸，暴露后躲入舟山，就是在沈之岳地毯式的搜索下把她找出来的。朱枫也因此牺牲。包括1963年的澳门事件，如果不是我方及时防范，恐怕会闹出很严重的后果。这一切都说明，沈之岳并不是“自己人”。

但对于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们仍然表示欢迎，这说明过去的恩怨已成历史，我们有着极为宽容的心态，去感化敌人。我们是讲政策的，不会干以血还血的事情。这种宽容不止是对沈之岳一人，也是对一切迷途知返的人。

这种宽容更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纵观历史，只有失败者才会记仇复仇。但宽容归宽容，真相却不能模糊。借用一句李幼兰老人的话结尾：“前人已经作古，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编造。”

李文华，著名画家；1958年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1981年毕业于唐山河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现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广播电视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