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探梦》之八 宝玉说“耗子精”故事究竟是何“故典”？

红香绿玉

　　《红楼梦》第19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写宝玉怕黛玉“睡出病来”，就用讲故事来哄她“解闷”，因此就编了一个“扬州”“黛山”“林子洞”里的“耗子精”偷“香芋”的故事。

故事讲“小耗子”说自己会“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去搬运“香芋”，结果“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并且还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引得黛玉说宝玉“我就知道你是编派我呢”，“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这时恰好宝钗走来，听到后就笑宝玉道：“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只可惜一件，凡该用故典之时，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那么，“香玉”和“芭蕉诗”真是什么“故典”吗？

　　先说“香玉”，在《红楼梦》书中第17回，宝玉曾给大观园中的“怡红院”题过一个匾额为“红香绿玉”。后来元春省亲之时，却唯独把这块匾额改成了“怡红快绿”。抹去了“香玉”二字，改为“怡”和“快”两个字，匾额的意思成了红的高兴绿的快乐。原来宝玉题的“红香绿玉”本是因为在怡红院中种植着“数本芭蕉”和“一树西府海棠”，红绿对映，花香玉色，十分照眼。除此之外，也正如宝玉在故事中所说的，“香玉”其实是指巡盐御史家的小姐林黛玉。不仅如此，在书中海棠还特指十二金钗中的史湘云，“香”字可谐音“湘”字。在书中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史湘云掣的那根花签上“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写的诗句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此句诗原本出自宋代苏轼的《海棠》诗，最后一句是“故烧红烛照高妆”。海棠花就是史湘云的象征，“红香”所指应是史湘云，“绿玉”才是指林黛玉。元春不喜欢“香玉”两字，是否看破了宝玉的用心，特意改成了“怡红快绿”，则更是令人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了。

　　再说“芭蕉诗”，书中第18回写贾元春在大观园中游览一番后，便以园中的景观及匾额为题，命宝玉及众姐妹作诗，以考试众人才艺。每人各作一首，唯独让宝玉作四首。宝玉经过冥思苦想，“只刚作了《潇湘館》与《蘅芜苑》二首”，正作《怡红院》一首，因起稿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看到，便悄悄跟宝玉说，元妃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罢。”宝玉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典故。宝钗就让他把“玉”字改为“蜡”字，宝玉问宝钗“蜡”字的出处，宝钗就说：“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并提醒他唐钱珝的《芭蕉诗》头一句是“冷烛无烟绿蜡干”，宝玉这才恍然大悟。之后黛玉又帮他作了一首“杏帘在望”，搓成个纸团偷偷传递给他，总算完稿抄齐后上交元妃并受到了称赞。

　　仅看书中的情节文字，宝玉讲故事似乎是在用“小耗子”来打趣黛玉，甚至黛玉本人也这样认为了。其实并非如此，既然“香玉”是指黛玉，而且“盐科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那么，“小耗子”变的“香玉”就只能是假“香玉”了。“小耗子”就是“小耗子”，而与“香玉”无关了，那么“小耗子”又是指谁呢？既然是元春改换了“香玉”两字，那元春的改换行为是否算偷呢？这也许正是作者特意给我们出的一个谜题。

　　要破解这个谜题，我们必须再从书中寻找线索。后面第69回，出现了书中唯一的人物年龄和属相的描写，这或许正是回答这个谜题的钥匙。

第69回写了尤二姐因怀孕，吃了胡庸医的“通经”之药后“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因此，凤姐便“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秋桐是贾赦“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环名唤秋桐者”赏给贾琏为妾的。书中只有此处提到了人物的“年龄”和“属相”，因此，我们根据这个“年龄”和“属相”，就不难推算出书中各年分的“生肖”了。

　　根据秋桐十七岁属兔看，此年应是秋桐十三岁本命年后的第四年，因此我们可推算出第69回所在的年分生肖是羊年。而在此前一年的元春省亲之年，则是马年。省亲之年贾宝玉周十三岁，虚十四岁，那么宝玉的属相应是马。而小于宝玉一岁的黛玉则属羊，大宝玉一岁的宝钗应属蛇。比黛玉要小的史湘云，很可能属猴，看她所作的那首《点绛唇》词的“刁钻古怪”之谜，则正是在暗写自己的属相。那么，元春属什么呢？看第5回元春的判词中有“二十年来辨是非”之句，则元春在省亲之年应是虚二十一岁。由于元春出生在大年初一那天，可以虚两岁，则元春的实际年龄为十九岁。由此推算出元春的属相正是鼠。由此可见，宝玉所说的“耗子精”非元春莫属。元春是皇帝的妃子，那黛玉所说的“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竟是在骂皇帝一家子都是“耗子”了。

甲戍本《石头记》第16回有条回前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书中明写省亲，实则暗写南巡，正是作者的“烟云模糊法”和“狡猾”之笔。书中明写元春这个“小耗子”偷了巡盐御史家的千金小姐“香玉”，其实就是暗写康熙皇帝带着太后宫眷及众皇子的多次南巡，曹李两家织造兼巡盐御史为了接驾活动，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这就是造成曹李两家巨大经济亏空“千金”的直接原因。

　　“小耗子”偷“香玉”小姐之事，其实并非“故典”，而是現实中存在的“新典”。在康熙皇帝的多次南巡中，还真曾刮起过一股骗买江南女子的旋风。以至康熙本人在第六次南巡之际，竟私下给陪驾的工部尚书王鸿绪下了一道密旨：“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秘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之后王鸿绪经过密访，又向康熙密奏：“原任东平州知州范溥强买平人子女，皆托御前人员名色，其着落总不可问。”“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买来交结要紧人员，皆是捏造姓名，虚骗成局。”“范溥云：不是太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范溥指名要紧人员，挟持地方官牌票强买，已买少女九人，妓女一人，小童一人，不知送于何处。”“其父母不允者，嘱姜弘绪出票强要，票上有小手、玉蛹之称，据说男曰小手，女曰玉蛹，不知出于何典也。”王鸿绪密奏到了康熙手里之后，却没有了下文。其实，强买女子的人都是皇帝周围之人，包括侍卫、皇子和皇太子等，可能康熙皇帝也曾染指其间。

据清翰林学士高士奇作于康熙42年（1705），第四次南巡之后的《蓬山密记》记载：康熙皇帝曾在畅春园召见过高士奇，并拿出二幅嫔妃画像让其观看“上召近膝前许久，言及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神妙。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先出一幅云：此汉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满人也。”由此可知，康熙宫中存在汉人嫔妃。康熙的密嫔王氏，就是汉人。曾为其生有三位皇子，王氏早年的身世经历，与《红楼梦》书中的甄英莲极其相似。

　　再有，宝玉作诗时，宝钗和黛玉共同帮宝玉“作弊”，一个替改，一个替作，使宝玉得以过关。宝钗还说宝玉“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赵钱孙李”本是《百家姓》的第一句，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忘了岂不成了笑话。还别这么说，就在康熙五十年（1711）之秋，南京发生了一起秋闱舞弊案，案中竟曝出了惊天丑闻。通过贿赂中举的两名考生，还真的连《三字经》都背不熟，《百家姓》的“赵钱孙李”四个字也写错了三个。这就引起了众考生一片哗然并强烈不满，考生们聚众游街，还把财神像抬进了考场，把“贡院”两字给改成了“卖完”字样，又给两位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写了一副对联：左丘明双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痛加挖苦。康熙听到后非常震怒，赶忙派朝中大员前去审理。作为康熙的耳目的曹寅和李煦则纷纷为皇帝打探“舞弊案”的内情和有关官员的动态。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的《江南科考案折》就有六件，苏州织造李煦奏报的《苏州士子以新中举人多属贿买喧哗不服四处遍贴诗词折》等有关科考案的奏折多达九件。康熙皇帝还在奏折上加了硃批“纷纷议论，京中已闻知，可羞之极矣。”“朕闻大概不过如此，京中哄传，以为笑谈。”“众论瞒不得，京中亦纷纷议论，以为笑谈。”并且让两人“再打听，再奏！”

　　另外，在《圣驾五幸江南全录》书中，还记载了一次康熙皇帝以诗为题进行科考的事情。康熙第五次南巡，来到江宁后亲自主持、出题和监试进行科举。考题就是恭和几天前康熙写成的一首御制诗《回舟至常州，是夜甘霖大霈》原韵，要求“令生童人等恭和二首”。众考生当庭和诗，盛况空前，都是颂圣之作。其中最出风头的是国子监监生江宁人丁图南，本规定每人只需依原韵和诗两首，可他却一口气“恭和”了四首，而且“甚得圣心”受到了赏赐。还有仪征人洪声的诗作，更是一考定终身，康熙让其直接“入朝”为官，洪声后成为了侍直内庭的画家。而《红楼梦》中，元春在大观园里考试宝玉等人作诗的情节，宝玉一人独作四首与丁图南“恭和”四首可以说毫无二致。元春的考诗似乎就是这次康熙江宁科考的摹本。

总之，《红楼梦》中有关贾宝玉讲“耗子精”的“故典”描写，乍看只是书中的游戏文字，但结合康熙皇帝的南巡事迹来看，实则文字中处处暗藏机锋。因此可以说，作者在这里为“太虚幻境”牌坊上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作出了最精妙的解读。也可以说是“风月宝鉴”正照反照的绝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