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张少甫——来自老母亲的回忆

老高

写在前面

今年十月十四日，浉河区史志办廖家宽主任和他的同事小彭，专程约我家访。他们的本意是来了解我父亲高介民和他堂兄高俊宇早年加入共产党、投身大革命运动情况的。高俊宇和高介民都是信阳县潭河人。聊着聊着，不经意间，就聊到了民国初年潭河乡另一位名人、被誉为信南民间教育家的张少甫。他俩问我可否听父辈们谈到这个人。我立即回答：何只听说！张少甫就是我的姥爷，是我母亲的亲生父亲，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和岳父！他俩对我的回答大感意外。说这是他们首次获到的情况，是此行意外之收获。

我的母亲张林绯（又名张颜华）中师毕业，抗战时期曾在豫南五战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过，后终身从教，主要在信南山区学校教书，直至1978年退休，因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后改为离休。2003年去世，享年85岁。母亲祖籍也是潭河人，老家就在张家塆，与聂荣臻夫人张瑞华是堂姐妹。

母亲生前每当谈到自己的父亲时，就容易感伤动容，难掩无尽的哀思。因此打小我就发现，我的姥爷在我母亲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是崇高的。从母亲那里我了解到，他的父亲张少甫，民国初年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进步，博学多才，乐善好施，心怀教育救国理念，在信南家乡兴办义学，先是创办了张家塆女子小学，后又在镇上创建了潭河完小，大力培养旧时代的叛逆者，被称为信南民间教育家。他不仅是个社会活动家、进步知识分子，他还是位孝顺老人、珍惜家庭、疼爱妻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却不幸英年早逝。就在母亲四岁刚刚记事时，年仅三十五岁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但父亲生前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烙印在母亲幼小的心灵中。在母亲的印象里，父亲待人谦和，举止文雅，很少发脾气，乐于扶危济困，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父亲却很尊重女性地位，特別疼爱闺女，一有空就陪她们小姐妹一块玩儿，给她们讲故事，教识字。母亲对她父亲的认识和了解除了来自幼年时朦朦胧胧的记忆外，更多的还是来自母亲长大后我的姥姥对她的诉说，来自上辈人及亲朋好友的介绍。从他们的口碑中，我的母亲愈加感觉到她父亲的可亲可敬。在母亲的心中，她的父亲就是一座丰碑。

母亲退休后，愈到晚年愈思念她的父亲。母亲有个很厚的日记本，有一段时间，她常把自己对父亲的追思变成文字，记录在这个日记本上，时写时停，断断续续。后来，母亲在父亲去世六十周年前夕，她把日记本上片片断断、零零碎碎追忆父亲的文字汇总起来，抄写在一叠稿纸上，开篇抬头郑重地写的题目是：《回忆我的父亲张少甫》。我清楚地记得，四十多年前，就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年春节，我曾亲眼见过这份手稿，隐约记的，前几页改动得比较杂乱，母亲还让帮她疏理誊抄过。如果不出意外，这份手稿应该还能在家里找到。

对于我介绍的上述情况，家宽、严斌两位同志大感兴趣，强烈建议我下点功夫找到这份手稿，认为它很可能对于研究张少甫这位地方史志人物很有帮助。两天后，我还真的在家里就把这份手稿找到了。那发黄的稿纸，熟悉的字迹，一看就是老母亲的手书。与老母亲手稿同时发现的还有内容相同的前几页，确实是我抄写的笔迹，印证了如今记忆。家宽、延斌两位对我母亲这份回忆父亲张少甫的手稿很是重视，充分肯定了它的史料参考价值和传统教育价值，并建议通过适当形式刊发，供史志研究者、爱好者参阅。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母亲的回忆文章中，涉及了不少早期潭河革命前辈人物或进步人士，延斌同志本着史志工作者严慎细实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通过对他们进行史料考证，搜集资料，分別撰写了个人简介。最后的附录部分，是延斌同志辛勤工作的成果，功不可没。

母亲回忆录全文

1912年，我父亲张少甫创办了张家湾女子小学，校址是在张家湾，以招收女生为主，宗旨是提高女权，发展女子教育。几年后，他还牵头与几位同道好友共同创办了潭河镇小学。

我父亲生于1888年，卒于1923年，享年35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不愧是旧时代的叛逆者，是新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和执着追求者。

我四岁多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稍微懂事后，时常听母亲讲父亲生前的事。虽然母亲的回忆是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但却深深的烙印在我孩提时代的心灵中，使我看到了父亲高洁的人品，崇高的形象。几十年来，母亲所回忆父亲的生活片段像一幕幕电影特写，时时在我眼前显现。

父亲幼年丧父，他姐弟三人全由祖母一人抚养，家境并不宽裕，孤儿寡母，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父亲一生坚韧顽强，积极向上的精神，就是在这种艰苦困窘的生活环境里激发培养起来的。父亲六岁时，祖母送他进私塾读书。听祖母讲，父亲天资聪明，好学上进，生活独立性很强，很用功，会安排时间，成绩非常好。他生活学习紧张而有条理，从来舍不得浪费一点时光。不是写就是读，吃饭、睡觉，都得让人再三催促，才恋恋不舍的放下手里的东西。这种好学不倦，勤奋工作的个性一直持续到他的长大乃至一生。

父亲的兴趣爱好是广泛的，琴棋书画样样都爱，样样都精，在他的遗物中，管、弦、版、簧乐器都有，听母亲说，这些乐器是我父京生前最爱演奏的，是他最珍爱的物品。父亲还很爱好民间艺术，很会玩狮子，我中学时就听老一辈这样议论说，“如今狮子玩得差远了，当年张家湾的张先生那狮子玩活了，毛都能竖起来，像真的”！父亲还精于刺绣、编织、钩织等手工艺，用纸和丝绸制做的花卉和精巧的小动物栩栩如生。父亲去世后，这些手工艺品被我母亲珍藏在正午阁楼几个漆木的箱柜里。另外珍藏的还有父亲生前的喜爱的名人字画，陶、铜、瓷等各种古玩制品，打开箱柜，琳琅满目。可惜可恨的是，1938年，日寇占领了信阳，这些珍蔵品都被抢毁一空，每想至此令人痛心疾首。

父亲受过高等教育，他究竟授业于当时的哪所院校，我不清楚。听母亲讲，他们结婚后父亲还继续在南方求学多年。听父亲的好友高俊宇（早年的马列主义者，毕业于湖北中华大学）讲过，我父亲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看到清朝皇帝虽被推翻，然社会政治已极度腐败，国事衰微，列强入侵，祖国山河日趋破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为此他忧心忡忡，长期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父亲大学毕业不久又考取了武汉警官学校，企求从戎救国，但是后来现实让他认识到，在当时做警官，不过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走卒。他对此失望了。警校修业未满，他就毅然回到家乡办学，选定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912年，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活动和紧张的筹备，终于把张家湾女子小学给办起来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无用”陈腐观念严重统治人们思想的年代，父亲的行动自然遭到了来自多方舆论的压力。一些学生家长对此不理解，不愿让自家的女孩子抛头露面，认为是丢人现眼。父亲就多次登门，耐心说服宣传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宣传女孩子读书求学的用处好处，直到打通思想为止。对于来自封建势力的恶意攻击和诋毁，父亲是不妥协的。当时一些老封建学究们到处散布说，我父亲满腹学问，不务正业，异想天开，是族之大不幸；男男女女同堂就读不成体统，有伤风化；有的竟直接找上门来，大加指责。父亲的封建叛逆精神和勇气是极强的，在那些白胡须黑胡须封建老腐朽的攻击面前没有后退。本来这所学校是男女生兼收的，这时父亲索性把学校取名为“张湾女子小学，公开把校牌赫然地挂在了校门口（这块校牌后来保存在我的伯父张选青家中，解放初期我还见过，最后不知下落了），这是对封建势力的有力反击。

张家湾女子小学诞生之前，当地也颇有几所私熟学堂学馆，只收富家子弟，不要女生，教书先生都是前清遗老，思想陈旧保守，教规森严，讲授的是“子曰”之类，严重地毒害摧残了少儿身心。张家湾女子小学基于提高女权、振兴国民教育的办学宗旨，不仅男女生都要，而且打破了界限，不少穷人家的孩子也被免费入学。课程设置也全是新的内容，开设了国文、算术、体育、音乐等课程，不少教材还由我父亲亲自编写讲授，实行上下课制度，每课45分钟。教师当时称为教席，讲究新式教学法，教学质量大大高于私熟学馆，吸引了不少私熟学生退出私熟学馆进入该校学习。张家湾女子小学创立不久，就以她新颖的办学风格，出色的教育质量而令人瞩目。也曾得到当时的地方政府的嘉奖。我印象很深，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枚直径约两寸金光灿灿的金质奖章，就是当时的地方政府因我父亲办学成效卓著而授予我父亲的。虽然父亲办学绝不是为官府服务，但这枚奖章也却能看出父亲的学校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可惜这枚金质奖章在抗战期间连同父亲的其他遗物一同丢失了。

张塆女子小学纯属私办义校性质，地方政府不给经费，学校不收取学费，办学开销主要由父亲筹措，主要有两位热心赞助者，他们是张凤池（父亲的三叔公），张选青（父亲的堂兄）资助一部分。父亲是主教席。张凤池学过武术，担任操体课，张显清是否任课我不清楚。学生来源有张姓家族中的子女，但主要是当地外姓的孩子。父亲制定的校规中有两条特别的条件：男生不许留辫子，女生不许裹小脚、戴耳环，否者不许入校。父亲办学以育才为目的，因此他教书更教人，注意向学生灌输进步的思想，培养学生的优秀的品质。一句话，他是把学生作为旧时代的叛逆者来培养教育的。他教育的学生品学兼优，思想活跃，生气勃勃，后来有不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就我所知道的就有堂姐张瑞华（聂荣臻夫人），还有危拱之（叶剑英前夫人），张逸兰等人，都是从张家湾女子小学毕业的。后来他们在河南省立信阳第二女子师范求学期间，都先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事业。1954年堂姐张瑞华回张家湾探亲，曾对我说过，她已有30年党龄了，可见在1924年她就入了党 。

1920年春季，父亲主持又在街镇上创立了谭家河小学，他捐献出了一批教具，其中包括自家的一架脚踏风琴。这也是一所新型的学校，男女生兼收。加之校址定在镇里，区位适中，学校规模比张家湾女子小学大、老师学生都多些。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走向革命道路的更不少。现在我能想起来的有张瑶华、张琪华（在北京工作已退休）、郭佩生、张佩兰、张芝兰（以上三人均逝世）、周惠年（在北京工作已退休）、高介民（广州农民运动讲解所第六届学员，现信阳县离休干部）等，他们大都是在二十年代参加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的。我的父亲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他们能走向革命道路与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父亲除热心办好地方教育外，在当地他还是一位较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为人排忧解难，深得人们的尊重和热爱。大家都称他为二兄弟（我父亲排行老二）或称他为张先生。清末民初虽然封建帝制废除了，但几千年来的封建腐朽思想和陈规陋俗并没有根本革除，还在照常沿袭，继续奴役着民众的身心。作为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唤醒民众觉醒，砸碎精神枷锁，父亲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提倡女性解放，父亲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他是家乡第一个不留长辫子的人，并说服男乡亲们剪掉辫子，剃成光头。有时他还亲自给大家剪辫子，办学之余他经常挨家挨户的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动员妇女放小脚。妇女长期裹脚，一旦去掉裹布就不会走路。他告诉他们每天用温水洗几次脚，再将裹布轻轻缠上，如此隔日松一点去一点，直至全部去掉裹脚布，就能行走自如了。我成人后，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还见到过父亲编写的妇女引放脚，如何放脚，废除男女包办婚姻等一类的宣传小册子。

父亲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从我记事起就发现，我们张姓户族的姑娘都是大脚，不穿耳环眼；张家子弟说亲也不要小脚姑娘，已定亲或过门的必须放脚，这已经成为族规。母亲说，这主要是父亲生前做工作的结果。父亲还宣传废除“揺窝亲”、童婚等形式的包办婚姻。当时信南流行一种指腹结亲，襁褓为姻的婚姻，称为“摇窝亲”，这种婚姻后来多是不幸的。父亲生前极力反对这种婚姻，鼓励支持帮助不少男女青年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求得了幸福自由。我堂姐张瑞华从小曾定下了“摇窝亲”，后来就是我父亲做的主，解除了婚约。

父亲致力于提高女权，尊重女性的思想，在家庭里也能充分体现出来。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但知情达理、能干贤良，父亲非常尊重和体贴她，每天定时教母亲读书写字。父亲一生简朴，节衣缩食，却尽量让祖母、母亲及女儿们生活好一些。到我记岁时。父母还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腐朽观念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这简直成了母亲的心病。父亲就时常劝慰母亲说：“女儿也是后，咱们的两个女儿就是咱们的儿子，好好教育培养，让她俩上大学多读书，出外留洋，学成后照样能做一番事业”。常常劝得母亲破涕为笑。父亲非常疼爱我们小姐妹，他把我们抱在怀里讲故事、教儿歌，数数、识字，对两个女儿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父亲事务繁重，日夜忙碌，终于积劳成疾。正当父亲风华正茂、雄心满怀为教育救国理想而奋斗的最好年龄，无情的病魔却在悄悄侵蚀着父亲年轻英俊身躯。他人一天天的在消瘦，精力也一天不如一天。他有病了，并且病得很重，但他谁也不告诉，坚持照常到校工作，坚持照常参加社会活动，坚持照常看书学习，坚持照常谈笑风生。因为他无限热爱美好人生，无限热爱慈母妻儿，更无限热爱所追求的事业。直到1923年春季，怎么也支撑不住了，他倒床了，到武汉医院一检查，确诊为肺结核末期。这个诊断真的是晴天霹雳啊！在当时治肺结核是没有特效药的，是不治之症。尽管我的祖母和母亲每天偷偷为之伤心落泪，然而父亲却很乐观，还下时常劝慰祖母、母亲。 父亲只要病情稍微缓和一些，多少有一点体力，就会硬撑着起床，到校主持工作。老师和学生们都含着泪水劝他回家休息，不要勉强坚持了，但他委婉谢绝，仍坚持到校。父亲实在是割舍不下他一手创办的学校，割舍不下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学生们，割舍不下他热爱而未尽的事业。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多延续一点时光，能为社会多尽一点义务，多干一点事情，多做一点贡献。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是无药可治的，但阳光可以杀菌消毒，阳光好的天气，他都尽可能到河边，躺在沙滩上曝晒日光，一躺就是一两个小时。当时父亲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场景至今我还清楚的记的。可见父亲是多么希望通过烈日曝晒，来清除他体内部的病毒，恢复健康，给他以起死回生的奇迹！但是奇迹没有出现，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他终于彻底卧床了。就在他生命垂危临终之际，他仍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们反复叮嘱，要好好把学校办好，要克服困难一直办下去，教育好下一代。他还满含遗憾和歉疚之意，反复对母亲说：“我走后，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事情，就全靠你了，真的是太辛苦你了……要一定把咱们的孩子拉扯大，教育好……”就这样，父亲带着对慈母、妻儿、事业的无限依恋离开了人世，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三十五岁，停留在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悲惨时刻——1923年的农历冬月15日下午四时。父亲临终前的点点滴滴所经历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在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但那惨痛的情景，却终生铭刻在我的心中。

依稀记得，父亲的追悼会就在镇小学校里举办的。来的人很多很多——有他的同事学生。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村邻乡舍，还并不相识的农民兄弟。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中，来的人佩戴着白花，有的手持挽联，到处有哭声。大人们都议论说，“张先生走了。潭河可是倒下了一棵大树啊”。当时我毕竟太小（刚满四岁），父亲的离世，我并不清楚意味着什么，幼小的心灵生与死的概念是模糊的。就在人们沉痛哀悼我父亲的悲戚的气氛中，我却躲在人群里发呆。年长一点的同伴提醒我说：“你怎么不哭啊，你爹爹死了，你再也没有爹爹了！”我一听急了，很生气地大声争辩说：“你瞎说，我的爹爹是睡着了！他醒来后还要给我讲故事的”！

今年是父亲与世长辞60周年，我特别想念我的父亲。亲爱的父亲您可知道，你虽英年早逝，长眠地下，你却名下桃李遍天下。你有不少得意的学生，后来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功，有的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的成为革命英烈，有的成为创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你教育救国的理念，只有在新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你一手创办的潭河小学，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她几经变迁，早一旧貌换新颜。现在在六年制完小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初中班、高中班。你美好的办学理想，在新社会党的领导下，早已成为了现实。亲爱的父亲，如果您九泉之下有知，您会含笑的。

安息吧，我亲爱的父亲！

女儿：颜华

一九八三年春

编后语

《回忆我的父亲张少甫》这篇追思文章，是老母亲古稀之年写下的，通篇洋溢着女儿对父亲的无限敬仰和缅怀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母亲回忆的虽然是他幼年时期所了解的父亲，但作为晚辈人，我们亦能从中感知到，在那个黑暗与光明转换的时代，我们博学多才、年轻有为、教育救国、英年早逝的姥爷那不平凡的一生。

老母亲七十岁时因思念父亲，而写下了这份珍贵的回忆录，我作为老母亲的第四个儿子，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也越来越思念我的老父亲、老母亲。人们都说，父爱如山，母慈似海，这话不假。但我更觉的，我的母亲还像一本厚重的书。她睿智慈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她人生坎坷，阅历丰富、乐观向上。她的一生有讲不完的故事，学不完的知识。

从我记事起，只知道我的母亲名叫张林绯，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她原名叫张颜华，与聂荣臻的元帅的夫人张瑞华是同胞姐妹，是在谭家河张家湾一个大家庭一起生活长大的，是大家闺秀，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一年，母亲在信阳市中师毕业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医学院，因日寇侵犯，河南沦陷，全省交通瘫痪。河南大学为避战乱，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办学。因交通中断，信息不通，学校报到地址不明，拿到了入学通知书的母亲错过了按时到校，从此中断了学业（上图为青年学生时期的母亲）

中师毕业缀学后，母亲胸怀一腔热血，投身到血与火的抗战斗争之中，在鄂豫边区新四军领导的战地服务团，从事战场救护和战地宣传。后来又改行在敌后根据地从事教学工作（上图是抗战时期老母亲与她战友的戒装照片，左为母亲）。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年轻的母亲与无数同辈人一道，怀抱一腔热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抗击矮寇、救国图存，日夜奋战在火线上。老母亲是历经腥风血雨和生死考验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前辈。

抗战胜利后，老母亲回到家乡信南山区继续教书，自此以教书育人为业搞了一辈子教育。解放后，她是信阳县教育系统公认的优秀小学教师，在信南山区很多乡村学校都工作过，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上图为五十年代的老母亲）

母亲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很大的原因和动力，我想一定是来自她的父亲。母亲是女承父业，为继承父亲的遗愿，把父亲教育救国的理念和教书育人的事业作为了自己毕生的追求。为此，母亲携家带子，一辈子扎根山乡，在信南的鸡公山、东双河、柳林、潭家河等人民公社（当时公社尚没改为乡）的许多深山偏僻村部小学都工作过，为落后的农村小学教育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直到离休（老母亲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到龄为离休，上图为离休时的老母亲）。

老母亲虽出身于大家闺秀，但幼年丧父，一生坎坷，尝尽人间艰辛。她天性聪慧、乐观开朗，吃苦耐劳，性格刚强、坚韧不拔，爱岗敬业，桃李遍天下。她老人家一生克勤克俭、相夫教子，是位好妻子、好母亲；在职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爱岗敬业，是位好公仆、好教师。老母亲2003年辞世，享年85岁。在后人们心目中，她永远是座巍峨的丰碑！

（2024年12月26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