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知青的经历都是一支奋斗的歌》王再平

侯軍

原吉林郭勒公社阿勒坦圖大隊

王再平

作者簡介：呼和浩特第一中学六六届高二3班学生，1968年5月下乡到吉林郭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放过羊、种过饲料，当过现金出纳。1972 年11月被抽调到旗中学当老师，期间经过函授学习中文，1976 年大专毕业，被内蒙古师范学院评为“优秀学员”之后，又函授学习了本科课程，并取得毕业文凭，1981 年底，经批准离开西乌珠穆沁旗。在呼和浩特市政府辦公室工作至退休。期间一直笔耕不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出版个人文学作品，创作成果丰硕。

學生時期的王再平

我的爱撒进草原，一粒微乎其微的种子，交给白雪。连我也怀疑.......

　　有一天,它忽然呼唤着春天来了,如此博大,如此碧绿。于是，我才知道，这是片怎样的土地。

——王再平

王再平與楊永侃

每个知青的经历都是一支奋斗的歌

王再平

　　在呼市知青老这支庞大的队伍中，每个人都有不平凡的经历，而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支奋斗的歌。在各条战线，在天南地北，常常能看到他们骄人的身影，听到他们传奇的故事。

作为呼和浩特第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20 岁的我和同学们以及年仅 16 岁的妹妹，也是呼市老知青的成员，1968年5月，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插队。在那里我放过羊、种过饲料，当过现金出纳，和许多同时代的知青一样，经历了人生的艰苦磨难、起起落落，也受到了草原的哺育滋养。平坦、或坎坷，或美好、或伤悲，或失落、或收获的往事,都在我心中深深扎下根。

　　西烏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知青

第一排左起：新生、郑殿军、格日乐、刘元丽。

第二排左起：汪珺、王烈群、乌兰毕力格、敖登高娃、王幼兰、李平、阿拉坦其其格、娜日沙、斯日古楞、茹拉玛、托玛。 第三排左起：

第三排左起:犁荣和（二队党支部委员）、白古乐其、谭爱民、那日太、刘文斌、王昕、赵敏生、𡧳锡林、向垒、王再平、杨永侃。

这是一九七一年春节后为欢送谭爱民和汗城去西烏旗工作，在公社周围由农业南队的张印用自己的照像设备照的。

一. 西乌旗的教师岁月

　　本来，我下乡后曾有过几次抽调机会，但都因为家庭正受冲击而不了了之。1971 年，旗水利局打井队又抽我去当打井工人，正在呼和浩特探亲的我，闻讯后匆匆坐火车赶回去，名额已经被别人占了。

这样，到 1972 年11月，我才被抽调到旗中学当老师。而我当赤脚医生的妹妹，又在队里呆了 4 年，直到 1976 年才费尽周折调到旗发电厂当卫生员。

知青的磨难，抽调的艰辛，使我意识到一切必须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才能换取。当时，抽调到旗中学的一共有五名北京和呼和浩特知青。第-一天分配了教学任务，第二天就上课。我教初二、初三两个班语文，还有初三六个班政治。语文还好，政治要求讲哲学。象我这样仅读了高二，文革就开始了，在学校根本就没学过哲学，只能找教科书反复读、反复记，现买现卖。那时，参考资料也没有，新华书店只有《毛泽东选集》和语录本，困难可想而知。应该说，西乌珠穆沁旗中学的一些老教师余兆敏、王希林、张玉坛、秦乌恩、孙中轩，以及年龄比我稍大的大学毕业生石玉宝、兰凤鸣等人，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也严格要求自己，力争讲好每一节课，因为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教语文我要求学生每天写一篇习字，每周写一篇周记或作文，我也做到篇篇批改。这样很快进入了角色，得到学校、学生家长的认可。

1975 年初，我在西乌珠穆沁旗借用的一间“碾坊”里结婚了，妻子曾是当地的一名知识青年。年底，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本来生活正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候，1977 年在一次普通的体检中，医生发现我胸腔有一个大肿瘤，旗医院立即为我办了转院手续，到内蒙占医院肿瘤科后，几乎宣判了我的“死刑”，要给我换狗血管，并说这个手术是该院首例。当时，我刚刚过了29 岁生日。现实使我感到了生命太过沉重、太过脆弱。在母亲、妻子的要求下，我又被转到北京阜外医院，被确诊为纵隔囊肿，几天后在针麻下由两位专家给做了开胸于术，切下了4 两重的肿瘤，好在是良性的。这样，手术住院 15 天，在北京、呼和浩特亲戚家休养了三个月。病中及术后的我，失去了恢复高考后的 1977 年、1978两次机会。使我这个小学、初中、高中语文功课一直很好，并决意考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梦想终究没有实现。

和我一同来西乌珠穆沁旗中学任教的知青朋友或调动、或上学走了，我也产生了调回呼和浩特的想法，但旗教育局领导说我是“好老师”，不放我走。一时深感孤独的我，尽管生命和生活是沉重的，但还是要给自己人生定一点可及的目标。这期间，已经调到旗教育局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的我，一边兼任旗函授站的语文教师，一边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函授部努力函授学习中文，1976 年大专毕业，被内蒙古师范学院评为“优秀学员”之后，又函授学习了本科课程，并取得毕业文凭。到1981 年底，经批准离开西乌珠穆沁旗。

由于从小喜欢语文，在西乌珠穆沁旗中学任教时，我与喜欢文学的老师交往比较多。那时，住单身宿舍的石玉宝老师常和孙中轩老师一起，利用晚间时间推敲彼此写的诗稿，我也次次去参加。那几年，几乎天天搞到夜里一两点。这使我也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来，孙中轩老师以青格里的笔名发表了很多诗作，成为内蒙古著名诗人。而走上领导岗位的石玉宝。也常有文学作品发表。这样学习交流的促进，特别是下乡后的深切感受，以及对草原风土人情的挚爱，从1979 年起，利用业余时间我先后写了一些反映草原、反映知青的文学作品。我熟悉的草原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还有那段蹉跎岁月化作了文章、诗句。浩瀚的高原，朦胧的浩特，坦荡的草场，悠闲的畜群，淳朴的牧人，真纯的知青，以及那炊烟、旭日、小溪、彩云、狂风、暴雪，还有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这些在牧区生活中经常见的情景，在我的眼里，梦幻般地变成了一幅幅生动而壮阔的草原风情图景。于是，一种奇妙的情感唤醒了灵感，使我不能不把对草原、对牧民、对生活的赞美和歌颂，以及对文革中那段蹉跎岁月苦难的鞭挞凝聚笔端。这些作品在孙中轩老师以及报社编辑、北京知青高音的帮助下，多刊登在当时的《锡林郭勒日报》和《锡林文学》上。可以说，知青岁月及西乌珠穆沁旗中学良好的文学氛围，为我最初的文学写作创造了条件。

　　西烏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阿勒騰圖大隊，呼和浩特女知青當年颯爽英姿在草原

照片左起新生，郑殿军，王烈群，敖登高娃，王幼兰。

二．我们大队的女知青

　　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梦。当迎接的马队和招展的红旗收起来时，生活便向大家敞开了艰辛的大门。在1968年5月一个明丽的上午，我们呼和浩特的5名男知青和5名女知青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吉林郭勒公社牧业二队，分配在几顶蒙古包里。牧人散去，太阳西斜，望着荒芜的草甸，灰黯的远山，我们的女知青落泪了。她们才十六七岁。

学骑马是第一关。最勇敢的当数斯日古楞姑娘，多烈的马她也敢骑,摔下来再上去，骑术很快赶上了牧民青年。为了与牧民打成一片，她们起早贪黑，找最苦最累的活儿干，主动帮助困难户放牧、剪羊毛、洗羊、灌药，还坚持第一年干活儿不要工分。就这样，她们熬过了最初的陌生、孤独，也像牧人那样，在蓝天白云下驰骋、歌唱了。

这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深山里打秋草，有个牧民骑马赶来，告诉我，说我妹妹从呼和浩特来了。我策马赶到公社，原来是我的妹妹王幼兰和她的好友郑奠军，她俩才是初一的学生。这样，知青点又多了两个女知青。

在恶劣的环境中，她们的脸渐渐变黑了，皮肤粗糙了，性格也豪爽了。一次她们回家探亲，在火车上，一个男人竟惊叫起来:“你们从哪里来？身上怎么有股酸气?”............

记得1970年的一天，公社通知我们，又分来个女知青，是北京的。我们都聚到队部迎接她。她名字叫周秉建，梳着辫子，脸上挂着稚气，一身绿军装十分精神。后来才如道，她是周总理的侄女。

周秉建也是1968年的老知青，以后参了军，周总理知道后，希望她离开部队，重返草原。小周正直、朴实、善良、倔强，她十分厌恶对她有特殊照顾，乐意和别的知青一样去劳动、学习。有一年冬天，队里开完会，她担心羊群没人照料，独自深夜往回赶，十几里风雪路，把脖子冻成重伤。

再往后，我们队又来了北京女知青徐春荣，呼和浩特女知青巴东胜、涛迅，锡林郭勒盟女知青刘桂梅、韩瑞芝、斯琴、乌云其木格等。小徐也是先到巴拉嘎尔牧场的老知青，曾作为知青代表上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

象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我们队的女知青也充溢着狂热的激情和忘我牺牲精神。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们追赶过饿狼。为了扑灭荒火，她们烧焦过头发和眉毛。为了抢救蒙古族孕妇，她们献出过鲜血。为了改变牧区面貌，她们除了干牧业活儿，还驾驭着野性十足的生个子牛，垦出荒地；在一镐一个白点的降冬的草原，挖出大井，开辟出小菜园和农场，使草原也长出了鲜嫩的黄瓜、茄子、豆角，收获了小麦、筱麦、荞麦。牧民们开玩笑，把女知青郑奠军、新生称作“老园头”。

当然，菜园和农场的劳动是十分繁重的。打场时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晚上10点多才休息，每天都是小米饭、清茶咸菜。

一次，在菜园干活儿的敖登高娃饥饿中吃了一根胡萝卜，引发了阑尾炎。一天后，在200里外的盟医院剖腹检查时，病灶已化了脓。出院后，她马上返回大队参加劳动。还有一次，中央安置办公室来了一位干部，当他看到知青住在农场的粮仓里，用羊笆挡着进出口，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而我们的知青却哈哈大笑起来.......那时候，大家崇尚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后来，敖登高娃、茹拉玛当了“马背教师”;王列群、王幼兰、乌云其木格当了“赤脚医生”，她们和大家一起泥泥水水、脱坯打墙盖起一排“干打垒”中心校舍和合作医疗室，我们队的教育、卫生事业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并成为全旗、全盟的先进单位。

每当闲暇，她们便一丝不荷地学习蒙文、蒙语，几乎人人能说一口好蒙话，老额吉(阿妈)都叫她们是“我们的好女儿”。她们给每个“女儿都起了蒙文名字，几天不见谁就要念叨、落泪··....

我们队女知青也有她们的痛苦和烦恼。她们中有些是“走资派”、“黑帮”、“臭老九”子女，因而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当基干民兵，每次外宾来参观还要受到限制等等。她们曾在漫漫长夜为自己爱情的归宿而不眠，她们也曾象男知青那样借酒浇愁，抱头痛哭。然而，即使这洋，她们也还是想着别人，

她们为困境中的男知深情地唱过:“抬头望见北斗星·.....”同样孤独的外队知青，来到她们的蒙古包、菜园子、农场时，她们总热情地款待。她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推让着招工、招生、招干的指标。她们还私下商议:“男知青岁数大，让他们先走。”硬是把难得的机遇一次次让出......

后来，她们相继离开了大队，留下了那难忘的青春和汗水，带走了草原的辽阔旷达和不屈不挠。30多年过去了，现在她们有的在北京工作,有的在呼和浩特市或锡林郭勒盟工作，有的已经退休。然而，她们也正在跨上人生、事业和家庭生活的新台阶。

的确，我们队的女知青都是好样的，至今草原上的牧民还深深怀念着她们。而我们散居四海的男知青过去佩服她们，今天也仍然佩服着她们......

　　1998年受邀集體回故鄉探親期間，在吉林郭勒歡迎知青那達慕會場留念：

前排左啟：王烈群、李斯勤、陶遜.、斯日古楞、周秉建、新生。

後排左啟：王再平、楊永侃、趙敏生、譚愛民。

　　恭贺杨永侃与刘桂银喜结良缘

第一排左起：陈绥、胡世荣、郑殿军、巴桂芝、李斯琴、王烈群、托玛。

第二排左起：陶逊、阿拉坦其其格、斯日古楞、哈斯其木格、茹拉玛、新生。

第三排左起：乌兰毕力格、刘桂银、宋志疆、吴卫东、哈斯巴特尔、王幼兰、敖登高娃。

第四排左起:王再平、谭爱民、赵敏生、王昕、那日太、杨永侃、施芒华。

这是吉林郭勒知青祝贺杨刘新婚致囍纪念。

三. 值得记载的呼市老知青数不胜数

　　由于采访不便、资料不全、个人意见或限于篇幅等原因，还有一些老知青，我不可能都把他们详细写成文章，但他们奋斗的足迹，如歌的历程，必然要留在呼和浩特以至自治区的史册中。

如，在西乌旗的:
杨永侃，1968年从师大附中下乡到锡盟西乌旗。在那里，由于为错打成“脱党分子”的老转业军人,为错打成“内人党”、“黑帮”的牧民、干部鸣不平，曾在“整团”时“不予登记” 。后来，他被抽调到旗中学当教师,和在旗知青办做普通干部的妻子、北京知青刘桂银一起，想方设法，使当时所谓“家庭出身有向题”的北京、呼市知青，也得了上学、招工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他32岁考上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国家信访局任职，为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李萍，女，14岁下乡。因为年龄太小不批准，曾写了多份血书，以至手指的血都挤不出来了。下乡后，分到锡盟一个农业队。由于父亲是一位建国初期从美国回国参加建设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亲戚又多在美国、日本、香港工作、定居，故被视为“有海外关系”、“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她后来考上中专、大学，毕业后在大学图书馆工作，长期坚持自学,坚持写作。如今，已是副研究馆员的她，在《文艺报》《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
和布泰，原师大附中高二学生，蒙古族，1968年1月21岁时到锡盟西乌旗额仁戈壁牧场插场。在牧场放过羊、赶过马车。因为人友善，被牧民和知青称做“大老和”。曾担任牧场革委会常委。1973年考入宣化河北地质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前后调入内蒙古农牧学院(现农大)农水系。1987年做为访问学者赴美国，1989年回国。九十年代初去日本，现在福岗从事水文地质科研、教学工作。
霍钦夫，蒙古族，1968年1月到锡盟西乌旗额仁戈壁牧场插场。在艰的条件下，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学写小说，并有作品刊发在当时的《内蒙古文艺》上。1972年夏抽调到该旗商业局工作,同年底参军。1974年至1977年间，他的国画作品《初上征途》参加了全军美展；国画作品《知难而退》《春风送我回故乡》等，三次参加自治区美展，三次参加北京军区美展。1988年初转业到内蒙古文联工作。他的短篇小说《伊默塔拉的精灵》1990年获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一等奖。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曲艺家协会主席。
宋志疆，呼市一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5月不顾身体多病，主动报名到锡盟西乌旗插队，并把原名宋笑宝改为宋志疆，以明心志。后考取大学，毕业后曾在内蒙古人保公司工作。八十年代与在企业下岗的妻子一同到深圳发展，后任深圳人保公司副总经理、罗湖区总经理等职。
笔者还有位蒙古族知青朋友，1968年到锡盟插队。他的父亲是自治区一位老厅长，因公牺牲。这位知青七十年代初抽到旗农机厂当工人，八十年代返城回呼后，一直打工，蹬板车，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自强不息，养育着家庭、孩子。他也是我们这代老知青中的佼佼者。

　　1968年05月15日呼和浩特第一中學奔赴草原的插隊學生，在呼和浩特白塔火車站出發前的集體照。照片前排右啟第三位，抱著毛主席相框女同學的上方站立者，哪位意氣風發的少年就是吳衛東。

　　照片後排左啟：烏蘭巴特爾、楊永侃、吳衛東。

前排左啟：那日太、趙敏生。

　　呼格吉勒圖大隊期間

後排左啟：左金良、李光山、閆承忠。中間左啟：丁戈、杰勒欽、色布格、那木拉、吳衛東、劉亞平。

前排左啟：托瑪、哈斯其木格、白曉燕、曹秀蘭、林麗、胡玉蘭。

四. 坚强的残疾知青

　　1968年5月15日，呼市文革期间第二批中学生170多人赴锡林郭勒盟西乌旗、东乌旗、东苏旗插队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有个操一口北京方言的爱说爱笑的瘦弱青年。他平时总缩着脖子，走路一颠一颠，样子很古怪，这就是呼市一中初二(三)班的吴卫东。

吴卫东一岁左右患胸椎结核，，导致他的胸椎自幼开始缓慢地变形、当时，曾有北京大医院的大夫说他活不过三十几岁。报名下乡的时候，吴卫东17岁，是学校“革委会”委员。凭他的身体状况及所任职务，毕业后在城里安排个好工作一点不成问题，可他还是满怀豪情要求到离家很远的锡盟牧区插队，后来被分在了西乌旗吉林郭勒公社牧业三队。
下乡后，先是插包放羊，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尤其是骑马摔下来多次，加上住在潮湿阴冷的蒙占包里，严重的风湿催发了他的疾病。下乡的当年冬天腰部以下就形成了截瘫。是两名一同下乡的女知青一路护送着把他送回了呼市。经过数月的住院治疗，两条腿有了知觉，就又跟着同学们高高兴兴回到了草原。
身体大不如前的吴卫东，每天仍像其他知青一样坚持繁重的牧业劳动，一天下来常常是筋疲力尽。这样，他也就成了最邋遢的知青。有一次，在牧业二队的菜园与几个男知青住了一夜，大家都感到奇痒。最后脱下他的村衣，上面竟满是虱子。后来，同队的女知青知道了，就都抢着帮他洗衣服。
吴卫东还当过大队的出纳。从他们队部到公社银行有30多里，他不能象正常人那样策马奔跑，只能骑在马背上慢慢颠。有一次，他把把拴在马鞍后面装着7万元现金的提包颠丢了。是个忠厚的牧民从草地上拣到，想想除了出纳谁也没这么多钱，就径直给他送回队部。
在牧民和知青们的关怀和帮助下，后来他到队办小学当了伙食管理员及代课教员。1974年冬，他所在的知青小组被评为呼和浩特市知青先进小组，他代表大家回呼市参加了知青先代会。
1976年吴卫东被抽到刚刚建立起来的“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作为学员兼工作人员，任校办公室副主任。1977年入党，毕业后留校担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
1978年在学校与妻子北京知青徐燕相识相爱，次年结为伉俪。1994年调到北京，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下属的北京外文出版纸张公司工作。到北京以后，由于长期疾病和年龄增长，他的双腿行动不便。但他靠拐杖、轮椅仍然坚持工作，一般一周才回家一次。业余时间，他还爱好理论文章的写作，先后有十余篇稿件获奖。让57岁的吴卫东更高兴的是，他26岁的儿子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已在清华同方旗下一个部门就职。
如今，早已退休的他，以“龙行天下”的网名活跃在网络中。他是中国知青网总版主。

　　內蒙古自治區上山下鄉首屆先進集體、先進個人代表大會期間，西烏珠穆沁旗全體代表1975年09月05日與呼和浩特。

前排左啟：

李銀生（巴拉根公社达布希拉图？）、海勒佈（吉林郭勒公社阿勒坦圖大隊牧民）、昭那斯圖（旗革委會副主任）、陸江（旗知青辦主任）、舍力布（哈拉圖公社副主任）、白玉山（旗知青辦宣傳幹事）。

中排左啟：

王幼蘭（吉林郭勒公社阿勒坦圖大隊·呼市知青）、謝淑梅（西烏旗知青）丁繼紅（·北京知青）、陳朋山（·北京知青）、于孟霞（白音胡碩知青）李秀明（哈拉圖公社·北京知青）。

後排左啟：

吳衛東（吉林郭勒公社呼格吉勒圖大隊·呼市知青）、侯軍（吉林郭勒公社呼格吉勒圖大隊·呼市知青）、青格勒圖（白音寶力高公社達布希拉圖大队·西烏旗知青）、閆長山（阿爾山公社台里木大隊·锡盟知青）、果树增（松根山·北京知青）。

摘编自王再平著

《一个老知青的草原文史漫笔》

文學家王再平

《老知青王再平》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