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津县名的由来

孟晓峰

文/孟晓峰

　　利津县名的由来，官方、学界普遍认为，依据《利津县志》：“隋设永利，邑有东津，合而名县，是为利津”，利津县由永利镇升置，过去的镇市、后来的县城东有渡口，渡口曰津，遂称“东津”，为政者取“永利”之“利”与“东津”之“津”，将县名定为利津。

近年来，关于县名的由来，又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利津不是由永利镇，而是由永和镇升置的，升镇为县的时候，东边也不是东津渡，而是永和渡，而如果是永和镇、永和渡，“利”“津”二字便无从可取，那么，过去官方、学界关于利津县名由来的观点便是错误的。

　　新的说法，其史料依据主要有四：

　　一是《金史》卷二十五（志卷六）记载“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镇升置”。

二是《中国历史地图集》金时期地图，在山东东路分副图上，滨州渤海郡今利津县位置标注的是永和镇。

三是《元丰九域志》卷第二记载，河北路东路滨州渤海县共有9个镇，分别为：宁海、东永和、通宾、旧安定、三汉、蒲台、新安定、李则、丁字河。

四是《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记载：“永和镇，三年以东永和镇改”，食货一五记载：“滨州旧在城及安定、蒲台、永和、永丰、招安大务，岁二万六百五十一贯。熙宁十年……东永和镇：一千五百一十九贯七百七十五文……东永和渡：二千二百五十九贯七百九十八文。”

　　还有学者指出，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隋代、唐代、五代时期地图上都找不到永利镇，北宋时期地图上找到了，但位置是在棣州厌次。

一 先说永利镇。
按照新的说法提供的史料依据，包括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隋代至北宋时期地图的结果，漫说利津的“利”是不是永利镇的“利”，在今利津地域，历史上是否存在永利镇都成问题了。

　　那么，历史上，今利津地域到底有没有永利镇呢？

首先要说明，关于利津县名的由来，新的说法对原有说法的依据——《利津县志》相关记载的准确性，甚至真实性都是存疑的，所以，本篇论述便不再以《利津县志》相关记载作为史料依据。 永利镇也好，永和镇也好，今利津地域，在升置为县之前，还曾隶属渤海县、蒲台县，就从这两个县查起。 遗憾的是，历史上没有《渤海县志》留存，笔者只查阅到了《蒲台县志》，是清严文典于乾隆二十八年主持重修的版本。为了避免现代人在整理的时候因为字形相似将“利”字与“和”字混淆，笔者特意查阅了古籍的影印版。卷一沿革记载：“垂拱四年析蒲台、厌次置渤海县（即今滨州），而以蒲台之永利镇（即今利津）、招安镇（即今沾化）隶之。按隋析湿沃置商河至是，即析置渤海又析永利、招安二镇以隶之，蒲之疆域始隘如今治矣”。

上文渤海县、永利镇、招安镇后括号里的内容是县志正文的随注。

从《蒲台县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的信息：一是永利镇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二是永利镇原属蒲台县，置渤海县时，永利镇析出，转隶渤海县，三是这个永利镇就是志书编修时的利津县。

蒲台县前后有两本县志，旧志修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新志修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笔者认为，一是志书编修的时间与升镇置县的时间相隔并不十分久远，二是上县与自己的属镇，如同父母与自己的子女，名称、沿革等基本信息通常不会出现错误。

但万一呢，万一《蒲台县志》的记载就是错误的呢？ 再向上，到历史上蒲台县、利津县均曾隶属过的滨州、武定府去查阅相关史料。 一是《滨州志》，笔者查阅的是清李熙齡《滨州志》咸丰十年刻本，在千乘郡湿沃县考中记载：“隋开皇十六年改湿沃县地为蒲台县，属渤海郡，今滨州亦蒲台县地，又县有永利镇，即今利津，又有招安镇……”

　　二是《武定府志》，笔者查阅的是清咸丰九年刻本影印版，卷二沿革表山东东路滨州刺史郡利津县部记载：“以渤海之永利镇改置”，其后，还是在卷二，沿革第十六页、十七页利津县部记载：“本隋永利镇地，又邑有东津，合以名县……隋为渤海郡蒲台县之永利镇地，唐为棣州渤海县之永利镇地，按唐析蒲台置渤海县而以永利镇隶之，宋为滨州渤海县之永利镇地，金置利津县属滨州。按《金史》，明昌三年以永利镇升置”。

两本志书，相关内容与《蒲台县志》的记载一致，另外，《武定府志》还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利津县名的由来：“本隋永利镇地，又邑有东津，合以名县”，这与《利津县志》的记载一致，二是金明昌三年，永利镇升置利津县的记载，《武定府志》依据的正是《金史》，换句话说，《武定府志》的编修者读到的《金史》，上面记载的是“永利镇”而不是“永和镇”。

假定《滨州志》《武定府志》的记载也是错误的，继续向上，查山东。 查山东，看《山东通志》。《山东通志》有明嘉靖及清康熙、雍正、同治、光绪五个版本，为了提高考证结果的正确性，笔者分别查阅了明嘉靖及清康熙、雍正两个朝代三个版本，老规矩，为了避免现代人在整理的时候因为字形相似而将“利”字与“和”字混淆，笔者查阅的全部是古籍的影印本。 在明袁宗儒、陆釴等纂修的嘉靖《山东通志》四十卷滨州利津县部记载：“汉湿沃县地，东汉省，曹魏复置，晋南北朝俱因之，隋废县置永利镇，唐于湿沃故地置渤海县，属棣州，永利镇为属，宋因之，改属滨州，金明昌三年以渤海县永利镇置为利津县，属滨州，元因之，明复因之，编户三十，四至增为四十里。”

　　在清钱江编辑、张尔歧等人编纂的康熙《山东通志》六十四卷滨州利津县部记载：“汉湿沃县地，东汉省，曹魏复置，晋南北朝俱因之，隋废县置永利镇，唐于湿沃故地置渤海县，属棣州，永利镇为属，宋因之，改属滨州，金明昌三年以渤海县永利镇置为利津县，属滨州，元因之，明因之。”

在清岳浚修，杜诏等纂的雍正《山东通志》三十六卷滨州利津县部记载：“利津县，本隋永利镇地，又邑有东津，合以名之。周為齐地，秦属齐郡，汉为湿沃县地，属千乘郡，东汉省，晋為乐陵国地，南宋、北魏皆为东陵郡地，隋於废县地置永利鎮，唐析蒲台置渤海县，属棣州，以永利镇隶焉，宋改属滨州，金明昌三年升永利镇为利津县，属滨州，元属济南路，明随州隶济南府。”

从三个版本的《山东通志》当中我们均获得一个重要信息：永利镇是隋代废湿沃县而置，结合其它史料当中关于湿沃县与蒲台县沿革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推断，永利镇置镇的时间是隋开皇十六年（596年）。

雍正版《山东通志》又一次印证了《利津县志》关于利津县名由来的记载：“本隋永利镇地，又邑有东津，合以名之”。

县、州、府、山东都查了，干脆一查到底。 笔查又查阅了乾隆本《大清一统志》，这是一本专门的地理总志，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利津县，在府东一百五十里……汉千乘郡湿沃县地，隋勃海郡蒲台县地，唐棣州勃海、蒲台二县地，宋属滨州，金明昌三年始升永利镇置利津县，属滨州，元、明因之，本朝雍正十二年属武定府。”

　　另外，古迹篇记载：“利津故城，在今利津县东，《金史》地理滨州利津明昌三年以永利镇升置，县志故城在县东一里大清河岸侧”。其中，“《金史》地理滨州利津……永利镇”的记载说明了乾隆本《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者读到的《金史》，上面记载的也是“永利镇”而不是“永和镇”。

那么，为什么我们读到的《金史》与《武定府志》《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者读到的《金史》不一样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本文内容进行一下梳理。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查阅了由县到国四个层级，五类七部志书，但是，除了嘉靖《山东通志》，其余六部均编修于清代，有没有这种可能，嘉靖《山东通志》对永利镇的记载是错误的，康熙《山东通志》承袭了这一错误，然后，清代其它志书因为借鉴、引证而产生同样的讹误呢？ 七部志书的编修者，也许并非高官权臣，但必是各自层级文史领域的顶流，让他们出现讹误，并且，七部志书讹误统一，可能性是极小的，况且，志书的编修，也绝非康熙抄嘉靖、雍正抄康熙那般儿戏，每一部志书的编修，参考文献往往十数甚至数十，参与者，往往数十甚至逾百，这样说来，出现上述讹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再查阅一下明代的志书来进行印证。 明代有本《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是明初刘基编纂，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进献给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皇帝的，这本书记述了元末明初行政分野的变化，极具历史和地理价值。非常幸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的明初刊本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阅读古籍的影印本，而不必担心现代人在整理古籍的时候将“利”“和”混淆的情况出现。

　　就在《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第一册卷之八里，记载着：“利津县，金明昌三年改滨州永利镇为利津县……”。

研究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妻子提出一个问题：你查阅的史料都在明、清两代，但利津置县毕竟是在金朝，金朝的记载，也就是《金史》才最可信。

　　于是，我向妻子解释：《金史》并非金朝的记载，它撰成于元代，而且是在元末，与《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相差不到40年。但因为妻子的话，我又过了一遍《元史》《新元史》。

《元史》撰成于明初，对利津的记载比较简略，《新元史》虽然撰成于民国，但却是曾经担任《清史稿》总纂的柯劭忞先生，以《元史》为底本，参考《元典章》《元经世大典》残本，《四库全书》未收录之秘籍及元碑拓本，兼收法国《多桑蒙古史》等西方研究成果，穷三十年之功编修而成的。

　　在《新元史》卷四十六志第十三记载到：“利津，下，本渤海县之永利镇，金置县，元初因之。”

到现在，已有明、清、近代，四个层级，七类九部志书都记载着利津是由永利镇升置为县，有两部直接解释了利津县名的由来，与《利津县志》的观点一致，还有两部，正是刚才我们没有回答的问题，其记载显示，我们读到的《金史》与其编修者读到的《金史》是不一样的。 那么，会不会是近年来提出新的观点的学者，他所参考的《金史》，其编修者在整理古籍的时候，把“利”字当成了“和”字？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专门查阅了百衲本《金史》，百衲本《金史》是以古本为底本影印的，上面记载：“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镇升置”，笔者看了，那个“和”字非常清晰，不会因为字迹模糊产生识别错误。 笔者认为，《金史》记载不会出现问题，如果《金史》记载有误，《武定府志》《大清一统志》便不会按《金史》原文而有“永利”之说，所以，出现问题的，极可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金史》——百衲本及以百衲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点校本。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版本。 我们看到的古籍的版本，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多个版本，一种是有一个祖本和众多衍生版本，《金史》属后一种情况。学界对《金史》版本的传承脉络进行了梳理：至正初刻本→洪武覆刻本→嘉靖南监本→万历北监本→乾隆殿本→道光殿本→江苏书局本。

　　民国初年的《金史》百纳本，虽然是以至正初刻本配补洪武覆刻本（至正初刻本七十九卷，含目录二卷，配补洪武覆刻本五十八卷）影印而来，但是，这个版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其所采用的洪武覆刻本夹杂着八叶补版叶，与现存洪武覆刻本有很多歧异，二是在校勘过程中，为解决底本断笔等问题而采取了描润的办法（对模糊断缺的底本进行加工）。有学者将百衲本《金史》与其所依据的底本覆核比勘，发现了许多讹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也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注意到以上两个问题。

插一句，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金史》时，尤为重视描润工作，校勘者张元济先生为此还写过一篇《记影印描润始末》的专文，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史》，其底本模糊断缺之严重。

回到《金史》。《金史》这种“世代单传”的方式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传承过程中因为底本受损，传承人臆断妄测而出现“鲁鱼亥豕”的辨识错误，比如，因字形相似，将“罔”字辨识为“周”，将县的繁体字“縣”辨识为孙的繁体字“孫”，再如，因字模破损或变形，将“罪”识别为“非”，将“三十五”识别为“三十八”，这些都是《金史》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讹误的真实案例。

谨而言之，目前，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今天我们看到的《金史》将“利”辨识成了“和”，但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试想，我们刚刚查阅过的九部史书，不要说嘉靖《山东通志》了，《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可是元末明初的，那时候，《金史》的祖本——至正初刻本还嘎嘎新，如今仅余残本的洪武覆刻本还没刻呢，这些史书的编修者，他们看到的《金史》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史》，您更愿意相信哪个？ 二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始，看新的说法的第二个史料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金时期地图。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其绘制过程当然很复杂，我们只需知道一点，就是它的绘制，是利用正史地理志来排定各朝标准年代的政区表的。那么，金时期地图的绘制参照的是什么？

　　《金史》。

《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于1982年，即便从国家领导人提议编绘历史地图的1954年算起，谭其骧先生能依据的，也只能是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的《金史》。这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金时期地图在滨州渤海郡今利津县位置标注的是“永和镇”而不是“永利镇”的原因。

至于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隋代、唐代、五代时期地图上都找不到永利镇，笔者也查了，不光永利镇，别的镇也找不到——上述几个时期的地图只排到县，除了个别情况，多数镇都没标。 三 接下来，看新的说法的第三个史料依据——《元丰九域志》。《元丰九域志》是北宋神宗诏令王存、曾肇、李德刍等所编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为了避免辨识错误，笔者查阅了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元丰九域志》后，又查阅了这一版本的底本——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的影印版，两个版本，渤海县九镇当中，都有一个“东永和”。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基本可以确认“永利镇”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如此，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元丰九域志》，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元丰九域志》中“东永和”的记载是否正确。 先问一下，《元丰九域志》有别的版本吗？有。笔者搜索到的，至少还有明末清初常熟毛氏汲古阁抄本、清钱曾藏影宋刻抄本、清曹寅藏影抄写本、清卢文弨抄本、清武英殿聚珍本、清乾隆四十九年桐乡冯集梧刻五十三年重修本、绵纸黑格旧抄本、闽刻珍本8个版本。

　　笔者曾试图搜索、购买上述版本，很难，为此，笔者想出一条捷径，且算做捷径吧——先求诸古人，查阅古人对《元丰九域志》的考证，缩小范围，待确定一个或几个相对可信的版本后，再想尽办法去求证。

万没想到，笔者查阅到了《续山东考古录》，虽然这并不是一部考证《元丰九域志》的著作，但是，在《续山东考古录》利津篇，引用了《元丰九域志》的记载。 先说说这本书吧。《续山东考古录》是一部专门考论山东历史地理的著作，张之洞称赞其作者——清道光举人叶圭绶“博精舆地之学”。这本著作引证广博，考辩精深，精深到什么程度？几乎每一个县，叶圭绶都指摘了其地方志在沿革、古迹方面的疑点或谬误，广博到什么程度？除各代正史地理志，还综合了《齐乘》《水经注》《重贡锥指》《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等史学巨著。有时候，为了考证一个地名，叶圭绶会如披沙拣金般查阅大量资料，经常读上几万字，都找不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但是，叶圭绶却始终坚持使用这种方法。这样一位学者、这样一部著作，其内容、观点，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相信。 笔者查阅的仍然是古籍的影印版，在利津篇记载：“宋渤海县之东永利镇”。后文中又提到“《九域志》渤海县有东永利镇，厌次有永利镇也”，厌次这个永利镇，便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时期地图上找到的那个永利镇。 文中，《九域志》即《元丰九域志》，叶圭绶考证，后来的利津县，宋代为东永利镇，另外，他还专门指出，除了渤海县东永利镇，《元丰九域志》记载，厌次县还有一个永利镇，为什么专门指出这一点，是提醒后人不要混淆，还是两个“永利镇”之间有什么关系？史书没有交待，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叶圭绶看到的《元丰九域志》，上面记载的是东永利而不是东永和。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堪称“史书中的史书”，书中反复提到东永利镇，并且将东永利、永利二镇并提，一定不会是叶圭绶“看花了眼”。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叶圭绶有名就说那位学者查阅到的《元丰九域志》就是错的，叶圭绶查阅到的《元丰九域志》就是对的，但可以断定，必有一方出现了讹误。 说到“史书中的史书”，笔者又想起另一部举世闻名的著作——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读史方舆纪要》参考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地方志书百余种，集明代之前历史地理学术之大成，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 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山东二记载到：“利津县……本渤海县之永利镇。金明昌三年，置利津县，属滨州”。 回顾我们已经考证过的十一部史书，《武定府志》《大清一统志》明确表示引自《金史》记载，《续山东考古录》明确表示引自《元丰九域志》记载，其他史书，相信其编修者也多考证过《金史》《元丰九域志》，如果这些编修者在史书上看到的是永和，那自当人云永和，亦云永和，如果看到的既有永利，又有永和，不管最终确定哪个，多少会留下些考证的痕迹，但为什么这么多史家、这么多史书概言永利且无永和之疑？也许，他们看到的压根就是永利，或者，他们觉得“利”“和”之考根本无需一记。 到这里，相信“利”“和”之辩，所有人心中已经有了结论。 四 再来说说《宋会要辑稿》——新的说法的第四个史料依据。 不可否认，《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宋会要辑稿》也因其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是出了名的难读，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的话说：这部书，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 当然，《宋会要辑稿》讹误多，不代表其关于“永利”“永和”的记载就是错的，但是，笔者查阅相关内容，仅滨州一地，《宋会要辑稿》便与《元丰九域志》有三处不同，这还是其自己的记载：丰国镇，“政和三年以丁家河镇改丁家河，《元丰九域志》卷二作‘丁字河’”，合波镇，“政和三年以三沙镇改三沙，《元丰九域志》卷二作‘三汉’”，滨海镇，“政和三年以李刚镇改李刚，《元丰九域志》卷二作‘李则’”，这三处都是字形相似，容易产生讹误的字。笔者不否认《宋会要辑稿》的历史价值，但在考证“利”“和”这件事情上，《宋会要辑稿》恐怕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五 最后说说“东津”。 我们查阅的，包括《利津县志》在内，共三部志书有关于“东津”的记载，其中：《利津县志》：“隋设永利，邑有东津，合而名县，是为利津”，《武定府志》：“本隋永利镇地，又邑有东津，合以名县”，雍正《山东通志》“利津县，本隋永利镇地，又邑有东津，合以名之”。

　　笔者认为，利津县县名当中的“津”字，关于其由来的说法是否正确，关键在对“邑有东津”四个字的解读上。

逐字看，“邑”，在永利镇则为镇市，在利津县则为县城，“东”，东边，“津”，渡口。 连起来，“东津”，我们可以解释为东边的渡口，也可以解释为一个叫“东津渡”的渡口。 查阅《利津县志》，在县志正文，县志载录的一些文稿和文学作品当中，是可以查找到“东津渡”这个名称的，但是，金明昌三年，永利镇升置为利津县的时候，是否有“东津渡”这个名称，却很难找到实证。 新的说法对县名当中“津”字由来存疑的底层逻辑是这个“津”字是“东津渡”的“津”，后来确实有东津渡，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渡口，但大家想过没有，“邑有东津”四个字并不必然解释为“镇市（县城）之东有个叫‘东津渡’的渡口”，还可以解释为“镇市（县城）之东有渡口”，渡口又称为“津”，东边的渡口，即是“东津”，也许，这反倒是后世“东津渡”这个名字的由来。 不管是文字还是地图，可以肯定的是，金明昌三年，永利镇东确实有渡口，或许还不只一个，如果真的有诸多渡口存在，“津”倒成了永利镇的一个特色，以“津”为名便更在情理之中了。

　　新的说法提到，《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当中有关于“东永和渡”的记载，看数据，运行似乎还不错，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镇市（县城）之东有渡口”这句话。

所以，考证“津”字的由来，这个地方有没有“东津渡”、叫不叫“东津渡”都不重要，“邑有东津”四个字就够了。

后记 　　在此，笔者向对过去官方、学界关于利津县名由来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虽然，笔者与你们的观点不同，但你们勇于质疑、致力考证的精神值得笔者一生学习。